小市民的大同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
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已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运: 大同篇》

《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希望在众声喧哗中,让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回归到人本的关怀。“小市民”笼统地指涉在政经权力中心以外的人们,而《大同篇》寥寥数语勾勒出现实中可能实现的理想国。

在这个从来没有深度讨论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国度,经历了马哈迪超英赶美式的疯狂,关于经济的讨论,如果不是好大喜功,就是假公济私,背地里都要承载政府总体机能逐渐衰败的惨况,最终都是荒腔走调的决策。

在定期民主选举的压力下,推出各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方案是世界各国政治决策者的通病。在马哈迪式个人化领导模式底下,权力和资源集中在首相署,决策权力也集中在首相一人的好恶,往往脚痛当头痛医,如迁都布城最初的目的是解决吉隆坡的交通阻塞问题。

在现实世界里,人力、物资和时间都是有限的资源,都需要社会总体通过政治决策过程做出抉择,而抉择的代价是机会成本。例如,如果把政府投入在生产、经营、销售国产车的同等人力、物资和时间投入发展世界级的公共交通系统,则马来西亚早已没有人需要开车。

头痛医头、甚至脚痛当头痛医最大的弊端,是忘了经济就像人体,牵一发动全身。决策者只关注个别的项目和计划,看不到政策与政策之间的连接和相互影响,甚至盲目乐观地期待许许多多的个别项目最终效力于总体的福祉。

但要怎样做抉择?政治的最高体现是价值的分配,价值取向清楚以后,资源分配以及资源的使用顺序,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确立。意识形态的辩论之所以重要,在于协助价值的确立。

无论如何,就算意识形态的辩论不充分,政治经济决策也应该回归人本精神。人的躯体和精神恒常地要面对生、老、病、死,在物质面上则要解决衣、食、住、行的需要。决策者时刻都要问,政府在面对人的必然经历和人的基本需求做了什么?如何营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条件?

然而,我其实不是在谈“福利”。头痛医头的另一个表征是假设穷人都在等福利援助。当前欧美国家,尤其保守党-自由民主党执政的英国,在辩论如何确保福利金不会导致债务高涨,然后指涉穷人都是懒人。

马来西亚的经济辩论有一条主线是“扶弱”对“绩效制”。事实上,“绩效制”背后隐藏着某个程度的精英主义。“团结互助”(solidarity)或许是终结这个辩论的第三条道路,既不以施惠者的角度假设受援者是弱者,而是认知到人的无限潜能与对机会的渴求。

关键在于“壮有所用”。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如凯恩斯发现的,是在就业上确保大部分的工人工字能出头。在2011年的世界经济论述当中,就是缺了政府在促进就业机会的职能的讨论。总体而言,就业、房屋、交通、土地运用、金融融资,都不能个别看待,而必须全局规划。

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以及论述的结果 — 政策,是有血有泪的。例如,因为贫穷而被迫骑电单车、在车祸中死亡或伤重的人们,都可以把他们的命运追溯到马哈迪的国产车计划与其机会成本上。

政治不是剧场,经济决策与人和生命息息相连,唯有回归人本,回到小市民的生活,才有大同的可能。

《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的序文择要。

《星洲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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