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教2.0与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原文：华教2.0与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全球在2011年经历犹如1968年和1989年般深刻的价值重塑，华教运动须扬弃受害人不愿在思维上与加害者完全切割的斯德哥尔摩情结，对于单语民族主义、建筑狂热、偏颇的劳资关系和民主政治价值（反贪、拒绝赌博拨款等）等，都要有新的见解和方向。

1973年发生在斯德哥尔摩的一起挟持人质案，四名人质在两名匪徒扣押达六天之久后出现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抗拒警察营救他们的努力。心理学家发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

华教运动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对抗巫统的单语文化霸权以后，重复按照巫统的政治经济文化逻辑，在华文教育的影响所及的机构内重新演练一遍，没有跳出加害者既定模式、更没有开拓新路的意愿。

单语民族主义-很多念华小、独中的同学，一定也像我一样对于校园内讲方言重至打鞭轻则罚款、罚站的规定百思莫解。我的闽南语是就读巴生光华独中时不顾限制使用方言规条不断与同学学习而来，中学毕业十数年后在槟城参政，虽北马福建话语音有别，却仍能派上用场。

后来读了杨照写台湾本省学生在学校里只准说“国语”、不准讲“方言”的异化和压抑，再读到在英政府眼中，华文和泰米尔文是”vernecular languages”, 方言也。战后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借用国民党教学模式、文化资源和师资实在无可厚非。然而，半个世纪后，我们仍然在复制国民党与巫统共用的单语民族主义，只能说是斯德哥尔摩情结的表现。

单语民族主义假设一个人只能学好一个语言，而一个民族或国家只能靠一种语文维系“团结”，过多的语言将造成乱象。华教运动的存在，就是为了抗议巫统政府不愿以国家的资源资助多元语文的自由学习与使用。我们作为受害人，偏偏同时在华文学校内执行类似的压迫。

华教2.0首先要在语文的问题上全面重新思考，接受每一个人都有同时掌握多语的学习能力，在华小和独中鼓励学生多学方言，也多学各语，惟有这样才符合我们争取国民教育体系中资助多语多文的学习环境的精神。

建筑狂热 – 林连玉先生“对付破坏，最好的答案是建设”往往被误读为硬体的建设。华小、独中乃至华教体系的高等学府都是永远做硬体建设，建完了一栋又再建另一栋，总是没完没了。

我们对华校的建筑狂热当然也不能苛责，很多学校的基本设备都相当不足，确确实实需要硬体建设。但是，也有许多砸了不必要的钱的案例，就如最近宽柔中学董事部打算耗费数千万令吉两栋8层楼的新校舍，引起社会哗然。

无论如何，巫统是建筑狂热的佼佼者，它籍此模式国库通党库、党库通私库。我们社会整体的资源有限，没有必要陷入斯德哥尔摩情结，玩这种对百年树人没有什么意义的游戏。

只有超越巫统的政治经济模式，才有把巫统抛之脑后的可能。华教2.0应从人文精神着手，拒绝宏伟的建筑，以培育优质师资与学生为己任。

偏颇的劳资关系 – 每当我听到独中老师因为操劳过度而患病、又或者患病没钱医、或者多少因工作引起的疾病而英年早逝，心里总是很难受。华校尤其独中偏颇的劳资关系，华教2.0必须严正看待。

也许马来西亚经济结构没有出现质的变化，社会上最赚钱的人，到目前为止都不是管理知识工人的行业如电子业，而是与建筑相关的行业。结果，有余裕资助华小、独中的校董很多是与建筑业相关。只要校董不决定学校方向，只是出钱出力，这都无可厚非。但是，出钱了要干政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把老师当作外劳建筑工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也大有人在。

独中教师虽是知识工人，但薪金微薄众所皆知。学校筹款都拿来建硬体设施，仿佛有了一流的设备就会有一流的教学。老师都吃草挤奶，为华教奉献。要求加薪就是陷华教于不义，或者没有牺牲精神。结果一众辛苦过活的老师一起教补习去。最近与安焕然先生同台演讲，听他引述陈嘉庚先生对师资与建筑的看法，很是感动。60年前陈嘉庚就领悟到，学校建筑隔间和光线要得宜，其他的都不必花费太多；教师的待遇、进修成长最为重要。

独中偏颇的劳资关系，董教总要负上相当的责任。教总虽然是“公会”不是“工会”，但为教师争取薪资福利是成立的初衷之一。只是在“外敌当前”、尤其是1970年代董总领航以来，淡化了薪资福利的争取。董教总有一个不成文的“分工”- 董总负责独中发展，教总负责华小发展。实际操作的结果是董总以独中董事为主导，教总则以华小退休校长为主导。全国数以千计的独中教师在这一奇特的“分工”关系中被消音，原本华教的生力军，在这个国家巫统式亲商的逻辑当中消失了可能的巨大社会能量。

为了让华教后继有人，教总的退休华小校长们纵然曾经贡献至伟，应该集体从教总的职位上荣休，让华教2.0从独中教师身上找到新的力量，从纠正独中偏颇的劳资关系到引领社会追求广义的公平、民主与正义。

民主政治价值 – 没有值得追求的价值就没有社会运动的制高点。华教2.0在政治伦理上要有担当，要反贪、要以公民的态势争取国家的资源，尤其对华小校长贪污的议题上与小市民家长站在同一阵线上；对于以赌博收入作为政府拨款的替代品也要有鲜明的公民立场。

巫统政府这些年来不按人口需要增建华小，遇上过去三十年来空前的城市化–从1980年3成半国人住在城市到现在的7成，也遇上1970年代中以后英语源流学校转成国语造成华裔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往华小，在雪隆和柔南等大城市华小常有学生人数数千人的情况。小孩书包过重、家长钱包缩水，书商串通部分校长，在不准增减华小的政策下对学生进行二度伤害。

另外，尽管赌博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富商联营赌博，把收入拨给华小和独中，当作代表巫统政府向华社作交代，华校应考虑秉持我们是公民而非施舍的对象的原则拒绝赌博收入拨华校。

民主精神也必须是华教运动的基础和华教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华教2.0要从普世人权的立场，与社会所有维权、弱势、替代的势力结合，为民主、公平和合理的国家而联结。

2011年，世界公民在重塑价值。传统的社会运动组织如果失去动员的能力、失去理想主义、失去价值的罗盘，面子书世代将自动淘汰他们。华教2.0像2011年世界各地奋起的社会运动，不必靠传统的组织，只要摆脱斯德哥尔摩情结，摒弃单语民族主义、放弃好大喜功的建筑狂热、鼓励独中教师带动工运争取合理工资、对民主政治价值有担当，我们可以预见华教运动新的生命力。

星洲日报已删减版本：（星洲日报／言路．作者：刘镇东．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