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研究

我曾经撰文批评现今的联邦政府不只跨行做生意，还把政府本身的大部份业务都外包出去，包括政策制定和研究。这是马来西亚的悲哀。

我在槟州州政府智库——社会经济与环境研究所（SERI）工作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改变大家对于政策研究的刻板观念，认为政策研究是无法看见绩效的冗长工作。同时，也是为了协助州政府从事政策研究，提供整体的、一致性的政策制定的建议。

社会经济与环境研究所的角色，不应只是满足于成为州政府的优秀智库，仅仅提供符合其主流思维的政策方向，结果只有快熟面式的即兴政策，而缺乏长远和多角度的策略制定。相反，智库应该有意识地从事严谨、超越党派立场的政策研究，在适当的时候，敢于与主流既定思维唱反调，重新思考发展的定义和城市的治理。这对于80%都是城市地区的槟城显得攸关紧要。

尽管社会经济与环境研究所的经费支援来自于州政府，但是它得到槟城知识阶层的重要参与，而这也是公民参与的重要来源之一。换个角度来思考，其实州政府经常也需要来自政策研究智库的专业意见。就像你看医生一样，你经常需要多看几个医生寻求第二、第三的意见。

政策研究呈现的方式不一定只有累积厚厚一叠的研究报告书，出版杂志传达政策讯息也是一种方式。我们将过去20页、黑白、发行量只有300份的槟城经济月刊，跳跃地转型成64页全彩、发行量高达6千份的杂志。

槟州的定位不应该自我矮化为一个州属。它应该放眼世界，看见自己在亚洲区域的地位和角色，是一个充满创造力、想像力和象征性的亚洲城市。社会经济与环境研究所自1997年成立，2011年8月改名为槟城研究院（Penang Institute）正是为了展现这个智库的企图心，自我期许要跳脱既有的思维框框。

如果马来西亚要在治理素质向上提升，我们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和学者的投入公共政策研究。

我们经常误以为发展就是要否定过去、排除过去，将过去视为阻止我们大步前进的一种障碍。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展望未来不是遗忘过去，而恰巧好是要立基于过去，肯定人们本土的、深层的、渊源的历史、记忆、文化，并将它们和未来的展望找到延续和联结。政策制订不是外在于小市民实际日常生活经验，而是必须要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思考。

我主掌槟城研究院和其前身社会经济与环境研究所两年，在理事会3年，很高兴有胡永泰教授明年3月接任为槟城研究院的新院长。胡永泰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同时也是北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长江学者”、上海复旦大学的特聘教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环球研究院（Earth Institute）东亚项目主任。他专长研究的领域主要是东亚如中国、印尼、马来西亚的宏观经济政策、兑换率管理和经济成长等议题。槟城出生的胡永泰教授履任像胡适于195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为槟城放眼亚洲重要的里程碑。

（星洲日报／言路．作者：刘镇东．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