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分权

亚洲民主化的经验显示，地方分权可以在没有民主的国家实行（如中国），但根据过去一党独大的国家的民主化经验，地方分权是落实民主参与很重要的策略。

来届大选看来逃不过在斋戒月前举行。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朝野选情最接近、最有可能换政府的一次。然而，政党轮替不应该是终极目标，政党轮替应该是民主化的手段。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检验，国阵不愿意接受朝野公平竞争的民主制度。下星期，国会将辩论选举改革特选委员会的报告书。据悉，国阵不准备再清理选民册、也不对降低投票年龄、确保公平的媒体报导等关键项目作出承诺。报告书的建议将留待第14届大选才来落实。

既然民主化无法在国阵治理下落实，民主化因此只好通过政党轮替来完成。换句话说，来届大选不能只是民联换国阵，新的替换旧的。这一换，要得像换电脑操作系统般，把“系统”背后的各种算计、预设和方程式全都重新换过。

民主化是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的扩大，或者更简单的说，让更多人参与决策的过程。然而，民主和国家这两个概念碰在一起，尤其是在版图辽阔的国家，可能就会让公共事务变成缓慢得一事无成。因此，民主化的过程当中，往往必须伴随着地方分权的落实。

地方分权，让公民比较直接参与地方上的公共事务，也让中央政府比较专注于外交、军事、宏观经济、贸易等大政策领域。

亚洲民主化稍有成就的前一党制国家如韩国、台湾、印尼，其民主化的成果往往是在地方的良好治理上收割。特别是在民主化、资源和权力下放以后，这些国家的首都以外的次级城市，得以与首都分庭抗礼，甚至在一些地方发展方面如生活品质都超越首都。

马来西亚虽然是以联邦制立国，但是中央政府不断集权，包括把过去不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全都包办下来，如垃圾、水供和排污处理。又如，槟城或者吉兰丹的巴士应该走什么路线，全是联邦政府的权限。

我们的国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身份认同/族群意识是重要的社会分歧。一刀切的中央制度，在教育、广播电视、语言政策上，很难照顾到砂拉越伊班人的语言学习的需要，也很难让吉兰丹人为他们推动吉兰丹语带来任何帮助。

惟有通过中央下放权力、落实地方分权，才有可能让地方政府发挥衔接地方发展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联结功能；这也让次级政府必须直接面对各地方上不同语言、文化、宗教与教育背景的在地居民，让地方政府与居民共同参与讨论和决定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种种地方管理。

文章刊登于《星洲日报》言路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