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

过去十年来，写了不少时评，其中最喜欢的一篇，是在2009年12月31日发表的题为“等待中的国度”(a nation in waiting)的英文评论。政府今天的半吊子改革，如果在1992年实行，肯定掌声如雷。但1992年已是20年前。换句话说，我们在政治和经济改革上已经蹉跎了20年。

“等待中的国度”其实是一本1990年代初书写印尼政治的畅销书书名，描述着印尼在等待政治改革过程中的焦虑。印尼在1998年的阵痛中，重新站起来，现在民主化逐渐成熟，经济在量在质都不断地成长。

2010年3月公布的《新经济模式》现在早已被政府置之脑后。当时草拟这份报告的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也关门大吉。现在首相署Pemandu推动的经济转型计划，其实不是《新经济模式》建议的经济转型计划。前者推销的是许许多多的个别投资计划，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谈的是制度和政策的彻底改革。也正因为后者谈的是全面的改革，需要坚决的政治意愿，决策者最后选择了马哈迪主义式的各种投资名目充数，顺便也把“乌鸦嘴”的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一并关掉。

国家经济理事会这“乌鸦嘴”，曾经很沉重地指出，马来西亚经济在1992年就达至“中等收入国家”的位置，我们也从此困在其中。

从经济的角度而言，马来西亚在1992年时，面临两种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一则朝高工资、高技术、高生产力的方向走；反观则是大量引进外劳，继续低工资、低技术、低生产力的恶性循环，最终选择了后者。世界银行本周公布的《大马经济观察》报告，提出“现代化的就业”，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迫使马来西亚作深切的反省。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1991年马哈迪提出2020年宏愿、1993年安华提出新马来人的说法，1990年代初欣欣向荣，年轻的马来人容忍马哈迪一人独大的政体，因为他们在等待马哈迪离去，安华接班的可能性。结果，新的势力没来，旧的势力反扑，一转眼又是十数年。

首相纳吉于去年马来西亚日前夕宣布的解除内安法令、废除紧急状态、允许集会等所谓的小开放措施，实际法案提上来时都是货不对办的。例如，集会法原本要求集会者在30天前通知警方，后来因为缅甸修新法只需要5天通知，马来西亚的新法改成10天通知。曾几何时我们竟然跟在全世界最不民主的缅甸后头？本周提呈的废除内安法令的系列修法，除了新的替代法案保留无审讯扣留而让人诟病之外，在《刑事法典》偷渡了一个新的莫须有罪名“危害议会民主的活动”。

政治评价很多时候是相对的。如果这些半吊子的修法，发生在1992年，纳吉政府会像此时此刻的缅甸政府般获得全球一致的赞誉。但是，我们身在2012年。我们经历了烈火莫熄，我们经历了308，还有阿拉伯之春，与BERSIH 1, 2 和3。

马来西亚人对民主的期望，比20年前高出很多，纳吉政府最好明察。

本文刊登在《星洲日报》言路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