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

 

过去十年来,写了不少时评,其中最喜欢的一篇,是在2009年12月31日发表的题为“等待中的国度”(a nation in waiting)的英文评论。政府今天的半吊子改革,如果在1992年实行,肯定掌声如雷。但1992年已是20年前。换句话说,我们在政治和经济改革上已经蹉跎了20年。

 

“等待中的国度”其实是一本1990年代初书写印尼政治的畅销书书名,描述着印尼在等待政治改革过程中的焦虑。印尼在1998年的阵痛中,重新站起来,现在民主化逐渐成熟,经济在量在质都不断地成长。

 

2010年3月公布的《新经济模式》现在早已被政府置之脑后。当时草拟这份报告的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也关门大吉。现在首相署Pemandu推动的经济转型计划,其实不是《新经济模式》建议的经济转型计划。前者推销的是许许多多的个别投资计划,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谈的是制度和政策的彻底改革。也正因为后者谈的是全面的改革,需要坚决的政治意愿,决策者最后选择了马哈迪主义式的各种投资名目充数,顺便也把“乌鸦嘴”的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一并关掉。

 

国家经济理事会这“乌鸦嘴”,曾经很沉重地指出,马来西亚经济在1992年就达至“中等收入国家”的位置,我们也从此困在其中。

 

从经济的角度而言,马来西亚在1992年时,面临两种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一则朝高工资、高技术、高生产力的方向走;反观则是大量引进外劳,继续低工资、低技术、低生产力的恶性循环,最终选择了后者。世界银行本周公布的《大马经济观察》报告,提出“现代化的就业”,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迫使马来西亚作深切的反省。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1991年马哈迪提出2020年宏愿、1993年安华提出新马来人的说法,1990年代初欣欣向荣,年轻的马来人容忍马哈迪一人独大的政体,因为他们在等待马哈迪离去,安华接班的可能性。结果,新的势力没来,旧的势力反扑,一转眼又是十数年。

 

首相纳吉于去年马来西亚日前夕宣布的解除内安法令、废除紧急状态、允许集会等所谓的小开放措施,实际法案提上来时都是货不对办的。例如,集会法原本要求集会者在30天前通知警方,后来因为缅甸修新法只需要5天通知,马来西亚的新法改成10天通知。曾几何时我们竟然跟在全世界最不民主的缅甸后头?本周提呈的废除内安法令的系列修法,除了新的替代法案保留无审讯扣留而让人诟病之外,在《刑事法典》偷渡了一个新的莫须有罪名“危害议会民主的活动”。

 

政治评价很多时候是相对的。如果这些半吊子的修法,发生在1992年,纳吉政府会像此时此刻的缅甸政府般获得全球一致的赞誉。但是,我们身在2012年。我们经历了烈火莫熄,我们经历了308,还有阿拉伯之春,与BERSIH 1, 2 和3。

 

马来西亚人对民主的期望,比20年前高出很多,纳吉政府最好明察。

 

本文刊登在《星洲日报》言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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