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y 2012

全面检讨国民服务

民主行动党升旗山国会议员刘镇东2012年5月27日在槟城乔治市发表文告:
全面检讨国民服务
从建议到仓促成军落实国民服务计划至今,近乎整整十年,现在正是时候,完整检讨国民服务是否达到计划初衷,探讨继续执行这项计划的必要性。 这项计划实际上是第四任首相敦马哈迪迫使当时其指定接班人敦阿都拉,在接下首相位子前宣布纳吉为副首相的副产品。
Read More全面检讨国民服务

联邦政府企图打压槟城经济

曹观友、章瑛及刘镇东于2012年5月28日在槟城乔治市光大召开记者会文告:   联邦政府将槟城港口交给丹斯里赛莫达私营化,让后者把槟城港口转成其柔佛港口的集散港,是否是打压槟城经济的阴谋? 新的证据显示,丹斯里赛莫达私营化槟城港口的动作,可能是打压槟城经济和强大工业基础的阴谋。 背景 据消息指出,全权拥有槟城港务公司(Penang Port Sdn Bhd, PPSB)的财政部长公司(Minister of Finance Incorporated,MOF Inc.)以“第二波私营化浪潮” (”Gelombang Kedua Penswastaan”)之名,将槟城港口私营化给 丹斯里赛莫达拥有的Seaport Terminal (Johore) Sdn Bhd。 而首相署公共-私人合伙单位(Unit Kerjasama Awam-Swasta, UKAS) 在邀请数个单位秘密投标之后,决定选择 把港口交给Seaport Terminal (Johore) Sdn Bhd。内阁会议于2011年11月25日同意上述安排。 今年3月29日,财政部通过内部文件证实 Seaport Terminal (Johore) Sdn Bhd已经开始对槟城港务公司进行财务审查( due deligence),并且正在与财政部长公司进行最后阶段的合约谈判。 同时,首相署公共-私人合伙单位 (UKAS) 正在与Seaport Terminal (Johore)…

Read More联邦政府企图打压槟城经济

冷战思维碰上面书时代

428净选盟大集会后,到过好些城市参与演讲和分享会,最深刻感受的矛盾是:民间已经进入面书时代,政府的思维还停留在久远的冷战。 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前总警长敦哈聂夫,在大集会后说看到1970年代亲共人士参与集会;前首相马哈迪指集会者打算以非民选手段推翻政府;首相纳吉则从集会前表示“提供米饭茶水给集会者”到,后来指集会者模仿阿拉伯之春,准备“占领”广场推翻政府。这种亲共/反共、政府/暴民的分类方法都是沿自冷战时代的旧思维模式。
Read More冷战思维碰上面书时代

佛教与政治

宗教、宗教组织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中外千古以来恒久的命题。变动的只是情景、人物、不同的宗教信仰。讨论这个命题,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如何定义政治、理解政治。 从政以来,我不曾公开提及我的佛教徒身份,也不曾与大众分享深受佛教影响的家庭背景对我的政治理想的影响。5月2日受马佛青之邀,与马来西亚佛教学术研究会会长拿督洪祖丰及资深弘法人员黄添送先生,主讲题为“佛教组织应涉及政治吗?”的讲座,探讨佛教组织对于大马政治当前发展的回应,是我首次对个人的宗教经验与政治参与作一些连接。 佛教组织应否涉及政治,某个程度上是北传佛教独有的问题,多少是受北传佛教在中国历史上遭遇无数灾难后产生的避世传统的影响。南传佛教在政治参与上相对于直接,而藏传佛教近乎政教合一。但,从另一个角度,马来西亚华语基督教会,也有过类似的辩论。我国华社在讨论什么是政治、要参与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上,从华团到华语教会到华语佛教组织都有类似的讨论。 在我们这个威权一党独大的体制下,国民普遍被灌输“政治”是肮脏的,留给“良善、全知的政府”去确保“脏脏的政客”不会乱来,正常人顾好个人修行就好,有空也不要多管闲事。 其实,公民当然不必人人都参与政党政治,但政治的范畴远远超越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举凡人们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天灾人祸,都是公共议题,需要政治参与来协调和分配公共资源。 举个例子,政府30年前推行国产车政策、特意忽略公共交通的建设,马来西亚现在位居世界人均车祸死亡人数最高的前三名,每年6千余人死在路上,其中三分之二是没有经济能力负担私人汽车的电单车骑士。佛教以慈悲为核心价值,眼看无数的生命因为政策失误而消逝,佛教组织如果对交通政策持有鲜明的立场,何错之有?公共医疗服务每况愈下,无法给予伤患者有尊严的待遇,佛教组织只有采取自救式经营慈善事业帮助幸运得到帮助的人士而别无他法吗?还是可以带起社会舆论、争取医疗服务改革? 选举政治一般是短线争朝夕的作业,以下一届选举的胜负作指标。宗教则争千秋,以价值为导向。政治是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宗教则有助于厘清价值的分配。佛教对人的平等的追求,是否能体现在佛教组织对社会的贫富差距的关怀?佛教强调慈悲心,是否可以通过争取人权来实现?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些人把个人修行看得比其他一切来得重要,也有另一些人主张秉持宗教深层的价值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政治过程落实宗教的精神。 以死刑为例。我们固然需要佛教组织和师父们为死囚作辅导,让个别死囚“死得好一点”。这当然是功德无量的事。但是,总得也要有其他的佛教组织在政策上努力争取废除死刑。又或者,佛教组织是否在明白司法鞭刑对囚犯的身心创伤以后,只是准备为囚犯作辅导,还是能积极唤起社会、和其他组织串联共同要求废除鞭刑? 这些政策领域,在选举政治中不一定有选票、不一定得到关注,但却对生命有着直接的冲击,佛教组织受宗教价值的影响之下,是否应该积极奔走呢? 以上种种政策问题,要是遇上一个顽冥不灵、不听民意的政府,佛教组织是逃离政治,还是据理力争?这是我们这个大时代的佛教组织要共同思考的问题。本文刊登在《星洲日报》言路版

Read More佛教与政治

团结互助

团结互助(solidarity)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在此时此刻的马来西亚经济格局,民主行动党和民联需要更为全面的推广团结互助的经济论述,在必要时,重新检讨我们对绩效制(meritocracy)的论述。 428BERSIH大集会后,《马来西亚局内人》刊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描绘在只有会员和会员的访客才能进入的精英会员制的湖滨俱乐部(Lake Club)里,开始出现了在709就上过街的侍应生和在428第一次出席大集会穿黄衣的精英们深具意义的连结。 在这个看起来共生共存的城市里,富裕的精英很多时候很难理解百姓生活的艰难和困顿,在种种的谜思、种族主义和放任式资本主义的论述影响之下,寻找精英和小市民的精神连结,往往是异常困难的。 这个国家有6成人口每月家庭收入不超过3千令吉,而4成人口其实每月家庭收入不超过1千500令吉。每次听到政府高官在解释为什么马来西亚需要 实行消费税时,我就觉得国阵政府已经完全和老百姓的生活脱节。政府的说辞是,目前只有170万人纳税,因此要通过消费税撒网让全民纳税。除了少数逃税的个 案(应该受到法律制裁)以外,大多数国人没有纳税是因为收入不达纳税的门槛,国阵政府怎么连如此简单的道理也不明白? 社会精英很多时候也受到既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无法看到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背后,有着无数小市民的辛劳和无奈。 我在2010年诗巫补选和2011年砂州大选两度在砂拉越居住超过1个月,给我最深的冲击是,大多数砂州长屋居民每月过着200至300令吉收 入、城市店员450令吉月薪、办公室助理600至700令吉月薪,而砂沙两州的物价却比半岛高,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之下,当我们听到系统性买票时,真的能怪 贫户没有良知接受买票吗? 当我们告诉贫户我们的政策推行的是绩效制时,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他们需要的是平等的机会,劳资之间比较对等的关系。 而这个国家也需要老百姓富起来,才能有更多人来消费,尤其在欧美长期失业率高、经济萧条的情况下,马来西亚和东亚的经济最终要靠自己的老百姓的消费才能撑起来。 这 恰好是社会民主主义谈的团结互助。整体社会困局的出路,不在于个别群体或个人如何自顾自地突破重围,而是意识到并强调集体协助和利益为重要前提,找到彼此 平等尊重、顾全大局甚至相互支援的力量,才能共同建立起既有利于整体社会也未放弃个人自尊的和谐发展。惟有在湖滨俱乐部的侍应生和社会精英相互支援协助, 让彼此都过得舒适有尊严的生活,BERSIH带来的全民大连结才有长远的意义。 也惟有强调团结互助,强调当我们执政全国时,团结互助的经济政策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才有说服砂沙贫户看到新的马来西亚的可能。 当我们在谈团结互助时,我们也要让社会精英理解,惟有中下阶级有钱消费,整个社会才能一起“水涨船高”。 本文刊登于6月号《火箭报》

Read More团结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