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互助

团结互助（solidarity）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在此时此刻的马来西亚经济格局，民主行动党和民联需要更为全面的推广团结互助的经济论述，在必要时，重新检讨我们对绩效制（meritocracy）的论述。

428BERSIH大集会后，《马来西亚局内人》刊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描绘在只有会员和会员的访客才能进入的精英会员制的湖滨俱乐部（Lake Club）里，开始出现了在709就上过街的侍应生和在428第一次出席大集会穿黄衣的精英们深具意义的连结。

在这个看起来共生共存的城市里，富裕的精英很多时候很难理解百姓生活的艰难和困顿，在种种的谜思、种族主义和放任式资本主义的论述影响之下，寻找精英和小市民的精神连结，往往是异常困难的。

这个国家有6成人口每月家庭收入不超过3千令吉，而4成人口其实每月家庭收入不超过1千500令吉。每次听到政府高官在解释为什么马来西亚需要 实行消费税时，我就觉得国阵政府已经完全和老百姓的生活脱节。政府的说辞是，目前只有170万人纳税，因此要通过消费税撒网让全民纳税。除了少数逃税的个 案（应该受到法律制裁）以外，大多数国人没有纳税是因为收入不达纳税的门槛，国阵政府怎么连如此简单的道理也不明白？

社会精英很多时候也受到既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无法看到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背后，有着无数小市民的辛劳和无奈。

我在2010年诗巫补选和2011年砂州大选两度在砂拉越居住超过1个月，给我最深的冲击是，大多数砂州长屋居民每月过着200至300令吉收 入、城市店员450令吉月薪、办公室助理600至700令吉月薪，而砂沙两州的物价却比半岛高，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之下，当我们听到系统性买票时，真的能怪 贫户没有良知接受买票吗？

当我们告诉贫户我们的政策推行的是绩效制时，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他们需要的是平等的机会，劳资之间比较对等的关系。

而这个国家也需要老百姓富起来，才能有更多人来消费，尤其在欧美长期失业率高、经济萧条的情况下，马来西亚和东亚的经济最终要靠自己的老百姓的消费才能撑起来。

这 恰好是社会民主主义谈的团结互助。整体社会困局的出路，不在于个别群体或个人如何自顾自地突破重围，而是意识到并强调集体协助和利益为重要前提，找到彼此 平等尊重、顾全大局甚至相互支援的力量，才能共同建立起既有利于整体社会也未放弃个人自尊的和谐发展。惟有在湖滨俱乐部的侍应生和社会精英相互支援协助， 让彼此都过得舒适有尊严的生活，BERSIH带来的全民大连结才有长远的意义。

也惟有强调团结互助，强调当我们执政全国时，团结互助的经济政策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才有说服砂沙贫户看到新的马来西亚的可能。

当我们在谈团结互助时，我们也要让社会精英理解，惟有中下阶级有钱消费，整个社会才能一起“水涨船高”。

本文刊登于6月号《火箭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