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ly 2012

巨变中的穆斯林世界

21世纪的世界政治论述,有两组最为重要的命题:民主和市场的关系,与民主和伊斯兰的关系。民主转型是伊斯兰“现代化”的重要过程,但伊斯兰的民主不能是新自由主义下允许市场扭曲人性的形式民主。倘若只有形式民主,实质上却让市场操控民主,就会出现1%与99%贫富对立。 本周二7月17日槟城研究院(Penang Institute)邀请正巡回访问马来西亚的著名欧洲穆斯林学者达立拉马丹(Tariq Ramadan)针对“伊斯兰、民主和人权”演讲。我于2008年在剑桥大学听过他和另三名学者辩论“欧洲多元文化政策的成败”。这是继2010年杪王赓武教授在槟城讲孙中山与辜鸿铭以后,另一场最动人的演说。 达立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办人哈山阿尔巴纳的外孙,其父是哈山的学生,父母因为政治因素而被迫流亡欧洲。相对于生活在穆斯林作为多数社群的国度,在瑞士生长的达立,所经历的是欧洲穆斯林成为少数社群的身份尴尬。这让他对文化和公民身份认同之多重复杂,以及普世人权之所以要普世有更全面的理解。 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宗教和文化环境,原应是世界宗教和文化对话交融的最佳场域。但执政当局数十年来的族群和宗教操弄,把族群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变得异常困难,而族群和宗教内部的多元论述也在高压和愚民政策下消音。 在这样的情境下,国人虽然近距离生活,却往往是在警戒和猜忌下分别生存,而没有形成有机的共同体。例如,今天是穆斯林斋戒月的第一天,斋戒一个月后庆祝的开斋节,很多人总会误把这个连回历新年也不是的节庆当作“马来人过年”。在马来西亚的非穆斯林把伊斯兰教当作“马来人的宗教”,某种程度上要怪当局把伊斯兰教“马来化”。但中文媒体和学界在理解穆斯林方面也需要加倍努力。当然,我们的社会还有反智的“支持行动党就是支持回教国”之流。 另一方面,生活在欧洲的民主社会,达立也对民主的未来可能性、现况和局限都有着比其他在美国支配的中东独裁石油王国的穆斯林学者,既深刻又务实的理解。 达立的演说,把话说得特别清楚。经济搞不好的话,埃及乃至其他阿拉伯新兴民主的实践将不会持久。但这些过去被美国支配的国家若要搞好经济,就必须另寻出路,才能松脱美国寡头经济利益支配下的石油经济模式。而这些国家的民主实践,也需要从伊斯兰当中找到活水源头,而不是抄袭已经显露危机的欧美形式民主而已。 我们要庆幸“阿拉伯之春”发生在2011年,而不是2001年。2001年穆斯林世界反叛美国的偶像是奥萨马。十年下来,土耳其在厄尔多安的领导下,至少成了穆斯林为主国家的民主实践的典范。印尼自1998年以来的民主实践也是另一典范。 民主与市场、民主与伊斯兰是21世纪世界要认真思考的命题。   本文刊登在《星洲日报》言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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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编排警员任务秩序是解决罪案的关键

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2年7月20日发出的文告: 重新编排警员任务秩序是解决罪案的关键 2011年1月的数据显示,负责防止罪案和非防止罪案的制服警员比率是1:6,刑事调查局警员仅占总警力10万5千929人的8%,即9346人。 总体上,只有14%的制服警员被编入与防止罪案有关的部门(刑事调查局、肃毒组和商业罪案调查),但同时有86%的制服警员被编入非防止罪案 部门(管理、国内安全/公共秩序、后勤、政治部和特别行动组)。 内政部是在2011年3月11日至4月7日的下议院议会期间,以书面方式向我透露这些警员人数。不过,内政部在今年拒绝对类似的问题提供最新的数据。 View full table 年份 管理 国内安全/公共秩序 后勤 刑事调查 政治部 肃毒 商业罪案调查 特别行动 总计 2001 31,025 25,965 10,325 7,340 4,775 2,705 0 0 82,135 2002 32,876 26,005 10,153 7,417 4,909 2,846 0 0 84,206 2003 33,757 26,717 10,145 8,007 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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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富

本来本周想写“部长应该管什么?”来讨论部长们“不务正业”的制度谬误。但是看到刊登在《星洲日报》封面,交通部长江作汉针对卫生部长廖仲莱的“车牌门”批民主行动党“仇富”,觉得有回应和阐述的必要。 江作汉指民主行动党借助车牌门事件鼓动穷人的情绪,煽动仇富心态。他说,人们“舍得花钱投标车牌是个人兴趣和品味”,并且使“车牌竞标激烈,也是很正常的。” 廖仲莱车牌门事件关键在于是否动用部门公帑假公济私,与仇富无关。廖仲莱也不是富人,钱从哪里来是民众有权问的公共议题。对于江作汉耗费媒体时间和空间在车牌竞标议题上搏宣传,关键在于“部长应该管什么”,也与仇富无关。 然而,江作汉会提出仇富这个说法,以后遇到其他事情也会作如此说。 民主行动党作为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政党,讨论如何缩减贫富差距,近乎是天责。 如果江作汉在1990年至1997年的经济大好景、或者在2001至2007年世界经济还算好景时批评政敌仇富,好像还很多人会听得下去。 马来西亚经济自1997年经济危机以来,就一直停滞不前,没有跳跃式的增长。而世界经济自从2007年美国房贷危机和2008年起的国际金融风暴以来,一直裹足不前。过去20年来的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在危机中凸现。 无论在中东、欧洲、美国,乃至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面对贫富差距扩大、底层人民生活没有向上提升、青年失业严重等问题。 连美国富人巴菲特也呼吁政府向富人征高税、台湾首富郭台铭也倡议政府向300名最富裕国民征收富人分配正义税,证明嗅觉敏感的富人也觉得世界贫富差距需要纠正,以便维系资本主义制度。 按基尼系数为指标,马来西亚的贫富差距是全东南亚最为严重的。这当然不表示马来西亚最穷的人比印尼最穷的人的生活水平来得差,而是指马来西亚最穷的人和最富裕的人的差距最大。目前6成的家庭每月收入不超过3千令吉。 民主行动党倡议的是“水涨船高”共生共荣的经济哲学。我们主张底层劳工应该得到更合理的待遇、减少无技术背景的廉价外劳、通过各种辅助鼓励女性就业(以便增加家庭收入)、鼓励企业自动化和技术提升,希望达致高收入、高技术、高生产力的共荣格局。 民主行动党并不仇富,但是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不义之财,包括贪污。马来西亚的朋党经济结构,其实是建立在小市民的日常痛楚之上。例如,朋党垄断大道工程,百姓要付高昂的过路费,而公共交通设施不足,老市民最终耗去可支配收入的大部分在交通开支上,没有其他剩余可以用在其他的消费,最终因为没有人消费而导致经济停滞、小商生意低落。 马华公会和国阵的部长,在讨论经济和套用概念时,要明白经济运作的道理,更要明白贫富差距是我们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本文刊登在《星洲日报》言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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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与超越

民主行动党自1966年创党以来,遭受政治迫害的领袖和因为加入民主行动党而受到经济和社会边缘化的党员比比皆是,加入民主行动党行列的同志,多少都有心理准备。 然而,赵明福是唯一因此死亡的同志。在我们心中,那是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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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厘

看到香港纪念回归中国十五年,想起香港回归次日1997年7月2日,泰国在货币投机者追击下被迫让泰铢自由浮动,牵一发动全身,引发了空前的亚洲金融、经济和政治风暴。 一转眼,已是十五年光景。我们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停滞十五年的代价是何其之大。单是本周的新闻,就足以让人深深叹息。 就在7月2日早上,当局决定就提控安华涉及428大游行再多加一道罪名。接着,是马华公会议院颜天禄利用州议会免控权和官营、官联媒体,在马六甲州议会袭击周玉清,以图制造林冠英有桃色丑闻的印象。 1997年泰铢被迫浮动时,安华已被视为未来首相,并且时任代首相。林冠英正在打着官司。他协助前马六甲首席部长拉欣涉及性行为的未成年少女,被控煽动罪名。 1998年8月25日,林冠英在最高法院上诉失败,坐牢1年。1998年9月2日,安华被革职,9月20日被警察逮捕,被总警长殴打到近乎死亡,之后判刑,直至2004年9月2日获释。 这十五年里,安华的时间,很多都在法庭、监狱里度过,什么控状都有,最终是要摧毁安华的意志。林冠英就算当了槟州首席部长,很多时间被迫耗在应付《马来前锋报》和第三电视的假新闻,还有无名无姓的“网络杀手”的人格谋杀,从林冠英的孩子到妻子,陆续有来。 他们这些年面对的,不是一个正常民主国家的在野党政治领袖需要面对的。 这十几年来,安华和林冠英以正面原因上电视的时刻少之又少。连本周日林冠英和蔡细历的政治辩论,电视直播最终也被腰斩。 追根究底,是这个政权不能接受政府是要更迭的那么一天,今天的反对党会是明天的反对党,再过一些时候,明天的反对党也可以有机会当执政党。我们在过去的十五年,就在这个骨节眼上挣扎。我们在“正常民主国家”与一党独大政体之间,耗费了15年。 1997年我才20岁。人生大概没有多少个十五年。来届大选,不只是为过去5年做总结,而是至少要为1997年以来的悲剧、停滞和消耗,做一个总结。 无论是今年最后一季,还是明年大选,我们已经胜了国阵一局。原本谈得沸沸扬扬的6月大选,最终没有发生。 我们不只要看到政党轮替,我们也要为新的政府能以足够的多数席次执政而努力。但我们更要在换了政府,带来全面的制度改革,让我们的国度的未来十五年,能为小市民建设美好的国度、向上提升的生活。 这十五年的最后一厘,无论多艰难,我们都会跨过去。 本文刊登在《星洲日报》言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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