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

本来本周想写“部长应该管什么？”来讨论部长们“不务正业”的制度谬误。但是看到刊登在《星洲日报》封面，交通部长江作汉针对卫生部长廖仲莱的“车牌门”批民主行动党“仇富”，觉得有回应和阐述的必要。

江作汉指民主行动党借助车牌门事件鼓动穷人的情绪，煽动仇富心态。他说，人们“舍得花钱投标车牌是个人兴趣和品味”，并且使“车牌竞标激烈，也是很正常的。”

廖仲莱车牌门事件关键在于是否动用部门公帑假公济私，与仇富无关。廖仲莱也不是富人，钱从哪里来是民众有权问的公共议题。对于江作汉耗费媒体时间和空间在车牌竞标议题上搏宣传，关键在于“部长应该管什么”，也与仇富无关。

然而，江作汉会提出仇富这个说法，以后遇到其他事情也会作如此说。

民主行动党作为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政党，讨论如何缩减贫富差距，近乎是天责。

如果江作汉在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７年的经济大好景、或者在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７年世界经济还算好景时批评政敌仇富，好像还很多人会听得下去。

马来西亚经济自１９９７年经济危机以来，就一直停滞不前，没有跳跃式的增长。而世界经济自从２００７年美国房贷危机和２００８年起的国际金融风暴以来，一直裹足不前。过去２０年来的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在危机中凸现。

无论在中东、欧洲、美国，乃至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面对贫富差距扩大、底层人民生活没有向上提升、青年失业严重等问题。

连美国富人巴菲特也呼吁政府向富人征高税、台湾首富郭台铭也倡议政府向３００名最富裕国民征收富人分配正义税，证明嗅觉敏感的富人也觉得世界贫富差距需要纠正，以便维系资本主义制度。

按基尼系数为指标，马来西亚的贫富差距是全东南亚最为严重的。这当然不表示马来西亚最穷的人比印尼最穷的人的生活水平来得差，而是指马来西亚最穷的人和最富裕的人的差距最大。目前６成的家庭每月收入不超过３千令吉。

民主行动党倡议的是“水涨船高”共生共荣的经济哲学。我们主张底层劳工应该得到更合理的待遇、减少无技术背景的廉价外劳、通过各种辅助鼓励女性就业（以便增加家庭收入）、鼓励企业自动化和技术提升，希望达致高收入、高技术、高生产力的共荣格局。

民主行动党并不仇富，但是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不义之财，包括贪污。马来西亚的朋党经济结构，其实是建立在小市民的日常痛楚之上。例如，朋党垄断大道工程，百姓要付高昂的过路费，而公共交通设施不足，老市民最终耗去可支配收入的大部分在交通开支上，没有其他剩余可以用在其他的消费，最终因为没有人消费而导致经济停滞、小商生意低落。

马华公会和国阵的部长，在讨论经济和套用概念时，要明白经济运作的道理，更要明白贫富差距是我们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本文刊登在《星洲日报》言路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