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

本来本周想写“部长应该管什么?”来讨论部长们“不务正业”的制度谬误。但是看到刊登在《星洲日报》封面,交通部长江作汉针对卫生部长廖仲莱的“车牌门”批民主行动党“仇富”,觉得有回应和阐述的必要。

江作汉指民主行动党借助车牌门事件鼓动穷人的情绪,煽动仇富心态。他说,人们“舍得花钱投标车牌是个人兴趣和品味”,并且使“车牌竞标激烈,也是很正常的。”

廖仲莱车牌门事件关键在于是否动用部门公帑假公济私,与仇富无关。廖仲莱也不是富人,钱从哪里来是民众有权问的公共议题。对于江作汉耗费媒体时间和空间在车牌竞标议题上搏宣传,关键在于“部长应该管什么”,也与仇富无关。

然而,江作汉会提出仇富这个说法,以后遇到其他事情也会作如此说。

民主行动党作为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政党,讨论如何缩减贫富差距,近乎是天责。

如果江作汉在1990年至1997年的经济大好景、或者在2001至2007年世界经济还算好景时批评政敌仇富,好像还很多人会听得下去。

马来西亚经济自1997年经济危机以来,就一直停滞不前,没有跳跃式的增长。而世界经济自从2007年美国房贷危机和2008年起的国际金融风暴以来,一直裹足不前。过去20年来的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在危机中凸现。

无论在中东、欧洲、美国,乃至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面对贫富差距扩大、底层人民生活没有向上提升、青年失业严重等问题。

连美国富人巴菲特也呼吁政府向富人征高税、台湾首富郭台铭也倡议政府向300名最富裕国民征收富人分配正义税,证明嗅觉敏感的富人也觉得世界贫富差距需要纠正,以便维系资本主义制度。

按基尼系数为指标,马来西亚的贫富差距是全东南亚最为严重的。这当然不表示马来西亚最穷的人比印尼最穷的人的生活水平来得差,而是指马来西亚最穷的人和最富裕的人的差距最大。目前6成的家庭每月收入不超过3千令吉。

民主行动党倡议的是“水涨船高”共生共荣的经济哲学。我们主张底层劳工应该得到更合理的待遇、减少无技术背景的廉价外劳、通过各种辅助鼓励女性就业(以便增加家庭收入)、鼓励企业自动化和技术提升,希望达致高收入、高技术、高生产力的共荣格局。

民主行动党并不仇富,但是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不义之财,包括贪污。马来西亚的朋党经济结构,其实是建立在小市民的日常痛楚之上。例如,朋党垄断大道工程,百姓要付高昂的过路费,而公共交通设施不足,老市民最终耗去可支配收入的大部分在交通开支上,没有其他剩余可以用在其他的消费,最终因为没有人消费而导致经济停滞、小商生意低落。

马华公会和国阵的部长,在讨论经济和套用概念时,要明白经济运作的道理,更要明白贫富差距是我们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本文刊登在《星洲日报》言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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