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ugust 2012

刘镇东揶揄邓章耀论述“反智”

针对槟城国阵归咎槟政府管理交通不当,同时指巴士服务已不管用,并承诺落实其他公共交通系统现如单轨火车,升旗山国会议员刘镇东批评,有关说法相当反智。 “邓章耀说,槟州政府现今的交通管理不好。他说巴士不行了,要做单轨火车,显示国阵在交通课题上的讨论很反智。” 他昨天在2012槟城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的“大马政治改革:小市民的出路”讲座如此分析。另一名主讲人是槟州行动党主席曹观友,吸引近60名公众出席。 州政府没交通政策工具 刘镇东表示,问题根源要回归到中央与州政府的关系及权限,比如前者的财政预算案共高达2500亿,同时掌控了大桥、渡轮与巴士服务;反观,槟州政府的预算案只区区9亿令吉。 “槟政府根本没任何政策工具,否则,交通问题的责任自然可归我们。” “当我们比拼政策时,要先把整个政策交代清楚,包括谁管什么,什么项目要现在去做及谁去做?比如巴士属中央权限,槟政府献议拨款1000万令吉在上下班时间提供免费巴士,但他们有钱都不收,可能怕我们在政治上太红(受欢迎)。” 他也提醒,国阵其实早在2006年承诺推行单轨火车,唯在308败选后搁置不谈,如今竟莫名其妙地重新挑起。 邓章耀日前表示,国阵将在竞选宣言中推行新的交通系统概念。他认为,加宽与增建道路的做法已不管用,唯有策划一套全新的公共交通系统,如单轨火车才能解决问题。 中央费时侵蚀地方权限 刘镇东表示,经济跟政治分不开,但我国谈政治通常只谈选举,未同时分析两者。由于鲜少理性分析政策,偶尔谈到最后变得很反智。 “政治也要谈政策面。否则,谈不到问题的根本。” 他举例,房价飙高或有国际因素,但也要认清政府调整产业增值税带来的冲击,惟有把政策谈清楚,社会才能进步。 “可 惜,我们的政府浪费很多时间在思考,如何吃掉地方政府的权限。比如马哈迪的私营化政策分成三个阶段,从承建、运营及转交(BOT)模式,到中央集权侵蚀地 方事务后瓜分给朋党经营,再到2000年后的分执照模式。雪州水供现在就面对这个问题,民联执政全国的话,则要面对赛莫达。” 思考经济结构改革警队 刘镇东表示,行动党一向注重政策辩论,2007年备战时专注的几个课题,包括罪案。虽然,罪案至今依然是重要议题,唯很少全面谈论。 “罪案发生通常有两个层面,第一次犯法或许是因贫富悬殊或妒忌,第二次则是因为第一次没被抓。” 他说,我国贫富差距在全亚洲排名第二,由于资源分配及编排警队人手涉及到政策,我国需重新思考现有的经济结构及改革警队。 他说,民联注重的是就业、收入和成长。他提醒,我国长期藉着压低汇率、工资与福利的出口经济,与全球局势密切挂钩,如果欧美依然维持8%至10%的失业率,买不起我们的货品则会对我国经济带来冲击。 分钱不改革制度没失望 针对国阵与民联竞相派钱,他说,收入低于1500令吉的民众领钱后一定在国内消费,因此中央分发500令吉后,确实一度令国内经济有起色。 “最厉害分钱的是巴西。你知道贫富有差距,但制度改革耗时很长,所以短期就先派钱。但如果纯粹派钱而没制度改革,这个国家就没希望。” 他也认为,最低薪金誓在必行,唯不能单独执行,如要给予中小型企业税务奖掖等扶助,同时提高生产力、技术与薪金,停止依赖非技术外劳。 “最低工资对小型商家可能辛苦,但不做的话,社会危机很大。如果一半人口过得不好,其余也好不了,贫富悬殊要承担罪案风险。” 此外,他说,政府要改善医疗服务、公共交通、教育及房屋,以提高可支配收入。 与民众脱节政策将失败 曹观友则表示,如何处理经济政治学将决定小市民的生活,但决策者往往只从上而下地落实政策,忽略了由下而上的考量。 “比如邓章耀说要自由港,但人民要不要才重要。而且,40年前社会结构跟目前是否依然一样,民众是否只要买便宜香烟?如果三餐不能被满足,又如何关注文艺与科技发展?” 他说,全球各国的天然资源等条件不一样,但当有者成为先进国之际,有者却被抛在后头显示政策管理的关键性。 “人民的需求也不一样,政府需要懂得管理。如果决策者的期许与民间脱节,推出的政策难免失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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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变天”有望

(槟城26日讯)中元宴如小型“政治讲座”,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刘镇东借着中元宴会平台,进行“大马变天”分析,预测来届大选换中央政府有望! 刘镇东于周六晚出席槟城升旗山区暨海客园庆赞中元晚宴致词时分析说,在来届大选更换中央政府是有机会的,因为除了北马地区反风强外,森美兰和登嘉楼,很可能也会顺着政治反风更换州政府。 他说,很多人不晓得,国阵在上届全国席位只赢得51.4%,以31万多数票取胜而已,所以来届大选逾250万名首投族是关键选民,他们的投票方向,很可能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 “我们积极争取更换中央政府并非为了个人,而是觉得这个国家需要改革,以罪案率为例子,我这周与公正党副主席努鲁依莎及伊斯兰党选举主任哈达蓝里质疑,警方是否调整数据,将严重罪案归类于非严重罪案,而宣布罪案率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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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与人口

种族主义走火入魔时,往往就和女人的肚皮过意不去。怎么说呢?种族主义去到最恶劣的时候,就是在算人头,往往与人口的数字游戏、生育和移民,纠缠在一起。 先说邻国新加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该国上周的国庆日演辞中,再次感叹生育率低,呼吁不要等到龙年才生育。 然而,吊诡的是,一边厢喊生育不足,另一边厢,新加坡在2011年大选其中一个导致执政党翻筋斗的课题正是人口暴增,只是暴增的是以外籍人口为主。新加坡从1980年的240万人口增加到2011年的520 人。 问题是,为什么新加坡需要那么多人?表面的理由都是堂皇的经济需要:汇集人才才能让新加坡保持竞争优势。又或者因为国人不做粗重工作,需要移民工人。要汇集人才,不一定要大量增加人口;大量增加非技术型外籍工人实际上并不叫汇集人才。 人口增长政策的经济理由往往很牵强。世界上人均最富裕、生活素质最高的国家,如瑞士、瑞典、挪威,都是人口不多、经济却相对正义的国家。 人口暴增,特别是外籍廉价劳工暴增,导致新加坡中低阶层生活困顿、公共服务品质降低,最终在选举中形成政治风暴。 新加坡人口政策背后其实是种族主义政策。其中,马哈迪时代的7千万人口政策,多少冲击新加坡领导人的思维。但是,追根究底,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迪,其实是出自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模子的种族主义者。 马哈迪提出7千万人口政策的经济理由也是荒谬得离谱。他认为马来西亚要工业化就得生产汽车,但是生产了汽车以后国内内需不足,所以要国人多生育、多买国产车。 马哈迪增加穆斯林人口的比例和新加坡政府要维持华人75%的潜政策目标,可说是同出一辙。马哈迪的穆斯林人口包括印尼人、孟加拉外劳等,新加坡则不断引进中国国籍的廉价劳工。 在两国的种族主义政策底下,最终在就业方面受最大伤害的是马来西亚中下阶层的穆斯林,和新加坡的华裔中下阶层非技术性工人。 感受马哈迪式种族主义最为深刻的地方是沙巴。沙巴外籍人口暴增至少有40年历史。1970年人口65万人、1980年人口93万人、2000年246万人,2010年312万人(其中外籍人口27%)。沙巴也是全国贫户最多的州属。沙巴人要求成立皇委会调查外籍人口暴增的呼声,至少已20余年,最终因为两名国阵国会议员选择脱党,迫使首相纳吉正式成立皇委会,尚算是一个起步。 只有告别种族主义才是长远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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