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October 2012

Agenda Ekonomi Saksama

Amidst an increasing global realisation that inequality hurts growth, general well-be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ultimately, stability, DAP Secretary-General Lim Guan Eng articulates an Agenda Ekonomi Saksama to orient DAP and Pakatan Rakyat on the question of inequality. At a Roketkini forum, Guan Eng p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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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经济议程

全球不平等的现象,直接损害经济成长、人民幸福乃至国家稳定的局势,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公布了一份“公平经济议程”,为行动党及民联在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上提供论述的基础。 他的讯息很明确,认为槟州政府、行动党及民联的首要任务,是减少不平等问题。 向来拥有广大读者群、中间偏右的国际杂志《经济学人》,在最新期刊中一反常态地刊登了一篇专题报道,题为“真正的进步主义:资本主义与不平等的新政治学”,阐明“全球性不平等已经到达了一个让效率停滞,拖垮经济的阶段”。 该报道也指出,绩效制产生的种种不平等会破坏经济发展。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将会削弱机会平等,特别是在教育方面” 。 著名国际经济学者杰弗里·萨克斯教授(Jeffrey Sachs)日前在槟城研究所,强烈呼吁各国应落实社会民主,以确保在经济、教育、环境及治理上得到平等与永续性发展。 他以挪威及瑞典为例,证明有效的民主制将会让大部分人民谋福祉;反之,美国的政治被大资本家绑架而损害市井小民的利益。 马来西亚收入与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自1980年代就开始岌岌下降,跌至今年的0.46(0为最平等,1为最不平等),低于邻国新加坡。 目前,我国有60%的家庭收入每月低于3千令吉,这些人都是一个大马援助金500令吉计划下的受惠群体。换句话说,国阵政府实际上意识到身处最底层人民的需要,但除了派发现金外,国阵政府并未深思和执行任何制度性的改革。 另外,马来西亚公然寻租、贪污及纵容裙带关系的作风,足以成为朋党资本主义的最佳例子。 由此,林冠英的“公平经济议程”可说是马来西亚政经发展疲态的及时雨。民联若执政布城,除了政治民主化,也需要透过政策实施社会福利,缩减贫富差距,为全民创造更多平等的机会。 我们必须把“资源分配将带动经济成长”作为新策略,长期培养技术型劳动力、扩展人力资本和产业发展的潜能。政府需提升人民生活素质,才能维持持续性的内需(而不是加重家庭债务),进而在短期内恢复市场的元气(而非放纵房贷膨胀)。 面对贫富悬殊的社会,我们是时候摆脱绩效制,迈向以团结互助为核心思想的社会。社会越是不平等,只会让那些原本坐拥公私资源的朋党始终成为既得利益者。我们必须致力提升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的社会地位,才能水涨船高,全民受惠。 在稳定发展、机会平等的社会中,人民享有公平的财富和幸福,国家社会才能安定繁荣。 备注:此文刊登在2012年11月号《火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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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草行动

民主行动党、伊斯兰党和公民社会的领袖们,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遭遇牢狱之灾中,建立的深厚互助关系和坚定的改革意志,成了此时此刻的共同精神泉源。 25年前的今天是马来西亚政治史上其中一个最为黑暗日子。106名政治工作者和社运分子,在代号“茅草行动”的大逮捕行动中,被政府援引内安法令扣留。包括《星洲日报》的三家报馆也被令关闭。 震撼全国的大逮捕结束了敦马哈迪漫长的首相生涯中的第一个喧闹、但相对民主的时期(1981-1987)。 马哈迪从胡申翁手上接过相位时在巫统党内势力不强,可信的部将也不多。马哈迪通过“民主”形式,让副手慕沙希淡与东姑拉沙里全面在1981年和1984年的巫统党选中全面开打,为自己的政权争取时间和空间。 但马哈迪独断的政治领导风格,最终把对手逼上梁山,拉沙里与慕沙结盟为B队在1987年4月的巫统党选中挑战马哈迪-嘉化的A队,在算票中心停电后以区区43票险胜。马哈迪在胜选后革除多名支持B队的部长和各级领袖的官职,包括前首相阿都拉、新山国会议员沙里尔、新闻部长莱斯雅丁等人,进一步扩大战线。 马哈迪政府的第一期,其中因为马哈迪本身的权力基础不强,却在政策的施行上独断,引起了很多的不满情绪,包括伊斯兰运动的崛起、因为反对马来种族主义的非马来人政治抗争、还有城市精英通过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 4月的巫统党选到10月之间,马哈迪政府在风雨中飘摇。也就在这个时期,巫统政客鼓动种族主义情绪,激起千层浪。 10月18日更发生士兵阿当在吉隆坡秋吉路持M-16机枪发飚事件,全城草木皆兵。 茅草行动让马哈迪重新掌握主动权,通过被抄起的种族主义喧哗把主要政敌收监,也警告巫统党内的政敌(2001年4月逮捕公正党依占、蔡添强等人,也是弱势之后、重夺主动权、警告党内派系的异曲同工。) 1987年10月被捕的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伊斯兰党署理主席末沙布等人只是刚出道的年轻政治工作者。马哈迪用他的牢狱,把所有反对国阵的异见领袖,第一次“团结”在甘文丁的围篱内。 他们突然发现,族群、宗教的对峙,国阵是最终的得利者。族群、宗教的对峙,是国阵延续政权的万灵丹。 执政党掌握主要媒体资源、恶法、经济资源,并且通过族群分而治之策略,以族群和宗教分化在野党和民间运动,形成大家都反对国阵,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 马来西亚政治的格局,当所有反对国阵的政党可以结盟,当巫裔选民不再害怕行动党,华裔选民投选伊斯兰党,国阵的一党独大的政治霸权就会瓦解。 1987年10月那难以磨灭的惊栗和愤怒,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在国阵看似频临崩溃时,成了民联的集体精神泉源。 备注:此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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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外交论述

民主行动党国际秘书暨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日前在国会委员会阶段辩论外交部预算案时发表的演说: 新外交论述 马来西亚需要以“中等强国”(middle power)思维为核心的新外交论述,并且要告别“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保守政策、在外交政策上要有政府整体的回应而非部门各自为政,也要加强城市与城市之间和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外交关系。 退休驻外大使殷尼西(Dennis Ignatius)于2012年2月9日 在《星报》撰文批评外交部在外交政策上毫无作为、失去方向,一方面在政策论述上没有能力回应从美国独大到多元权力中心的国际关系变迁,另一方面在执行上的角色遭首相署取代、职业外交官的角色也被驻中国特使黄家定、南亚特使三美维鲁、美国特使贾玛鲁丁等篡夺。 殷尼西说,“马来西亚似乎遭国内挑战耗尽心力,没有给于外交政策必要的关注;外交政策像在无人自动操作下运作,靠着昨日的成就和依循过时的游戏规则。” 第一、马来西亚在外交政策上必须自视为“中等强国”,不宜妄自菲薄。我国应该以澳洲、南韩、土耳其和印尼作为“中等强国”的参照点。澳洲、南韩和土耳其的人口都不算大国,尤其是澳洲人口比马来西亚少,而印尼比马来西亚整体经济仍然落后和贫穷,但是在外交上,这些国家是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国家。 这些国家左右地缘政治,通过国内民主的成果在国际上维护一些普世价值观,通过公民社会的力量、文化与艺术的创新、教育的传播等推动软势力,成为国际间不可忽视的不大不小的关键少数。 第二、要走向世界当中等强国,就不能再抱残守旧,坚守保守的“不干涉内政”的旧窠臼,而且在外交政策上更为进取。例如,缅甸突然改革开放是世界大事,美国国务卿、英国外长远在天边都去了缅甸访问,外长不闻不问,最后因为首相要出访缅甸才草草提前造访。缅甸和马来西亚地理相近,我国不该落于人后。 另外,阿拉伯之春以来,马来西亚政府提出了什么划时代的策略性看法?叙利亚的危机,外交部以“不干涉内政”一句带过。 第三、政府必须有全面和跨部门的外交思维和运作,以回应变幻莫测的国际外交。我国的各个部门不应该在外交事务上各自为政,而应该跨越部门联合协作,因应国际需要。例如,美国的泛太平洋伙伴协约(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是奥巴马总统设置的“重返亚洲”外交政策的一环,与小布什总统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处理方式不同。马来西亚不应该把泛太平洋伙伴协约交给国际贸工部处理,外交部不能置身度外。 第四、外交活动不应局限在联邦政府,而应该更为关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外交,以及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互动。例如,印尼民主化之后,地方分权的制度让城市成为新的权力中心,马来西亚需要鼓励城市外交,扩大与印尼的关系的深度。同时,要扩大与印尼的关系,我国需要理解印尼人普遍对马来西亚恶待印尼工人、对非法外劳施行鞭刑等的不满,以及对于在印尼投资的马来西亚企业摧毁环境和社区的抗议。 上述以“中等强国”为核心的新外交论述,是马来西亚重整外交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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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torium hukuman mati

Kenyataan Media   Moratorium hukuman mati 1. Kami, ahli-ahli parlimen dari pelbagai parti dengan kapaciti peribadi, menyambut baik cadangan Kerajaan melalui Datuk Seri Nazri Aziz, Menteri di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berkenaan moratorium hukuman mati sementara kajian semula dijalankan. 2.  Pengumuman ini bersependapat dengan ketetapan Mesyua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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搔不到痒处

我对国阵联邦政府的2013年财政预算案简单的看法如下:没有未来、活在过去;仙女散花、搔不到痒处。 简单来说,2013年的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比2012年好,2012年不比2011年好,2011年不比2010年好,2010年不比2007年美国房屋次贷风暴开始前好。 原因也不难懂,美国失业率自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几乎都高企在8%以上,欧洲的失业率普遍超过10%,西班牙、希腊等受危机打击最深的国家更是严重,有者失业率超过20%,青年失业率甚至过半。没工开就没钱消费,没钱消费就没有需求,没需求就没人生产,没生产就没工开,如此恶性循环下来近五年,还没看到隧道终点的光线。 马来西亚过去40年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过去都以欧美为出口对象,当然现在也出口到中国,但中国也是靠出口到欧美的“世界工厂”。换句话说,欧洲和美国人没工开、没钱消费,迟早殃及马来西亚这个鱼池。 联邦政府2013年预算案有为这样的格局准备吗?答案是没有。 首相兼财政部长纳吉说,2013年马来西亚经济需要靠内需,这一点大家都同意。问题是,内需从哪里来?内需有四种来源:政府投资、政府消费、私人投资、私人消费。而无论哪一种来源,可以是通过举债或者通过收入。 政府举债,如果在经济低潮时介入,而且做的是国民认同的事情,是无可厚非的。只是我们的政府举债投资项目,很多时候是把公家的财务转到朋党手中的名目。在全球经济萧条的阴影下,加上国内政府一直没有改革、肃贪的决心,除了房地产炒作以外,其他带动就业的私人投资并不多。很多列为“私人投资”的项目,是官联企业假装是私人公司的灌水数据。 真正的关键是私人消费。私人消费也是可以靠举债而来。马来西亚的家庭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是日本以外亚洲第二高,也才会有近20万人寻求国家银行债务辅导与管理单位的协助,其中7万余人成功避开破产的厄运。 国阵政府应该认真看待在全球不景气的格局下,全面促进国内私人消费,维持国内经济增长的各种可能。其中协助6成家庭收入3千令吉的国人提高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应该是整个政府关心的核心问题。 政府的回应是派一个大马援助基金,然后在大选后实行货品消费税(GST)。所谓的给2500至5万令吉收入的国人减免1%税务,其实也是在货品消费税的大前提下执行。实行了货品消费税,向本来没有符合纳税资格的底收入家庭征税,最终只有扩大贫富差距,继续减少社会总体的消费能力,进一步减少国内经济增长的可能。 政府解决生活费增加的唯一方案是出资开设一马商店卖次等货给低收入群。赚钱的是领到政府资金做这件事的大财团。 世界银行多次指出,我国的劳动人口当中,有很多是从事非正式行业,从踏踏实实的小贩到卖翻版vcd都有。小贩小商人口众多,主要因为工资不出头,小市民在正式就业无法养家生活。2013年财政预算案的回应是:政府将拨出1600万令吉为150万名小贩买保险,有什么冬瓜豆腐赔偿最高5千令吉。小贩没有得到什么,保险公司做了1600万令吉的生意,如此而已。 本次的预算案辩论,国阵议员不谈国阵的预算案,集中火力谈民联的预算案。马华总会长父子等人针对民联提出1100令吉的最低工资大做文章,什么实行1100令吉最低工资国家会破产云云(国阵政府的最低工资定在900令吉)。 马来西亚不能长期依赖外劳,不能长期让大多数国内工资不出头都去当小贩小商,否则大家都没钱消费何来在全球危机时期支撑国内经济的私人消费?要国内工人过得体面,就得减少依赖非技术型的外劳,尽量以自动化、科技和技术取代。 至于受最低工资影响的中小型企业,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告诉他们,政府将竭尽所能协助他们从劳工密集转型到技术密集的运作。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应该鼓励企业继续压低工资。协助企业的正途是减少贪污、降低高速公路过路费和其他运输成本、减少繁文缛节提高政府效率、降低罪案等。 自1999年杪担任国会议员助理至今,自己当议员也见证了第五份财政预算案,细读了这些年的预算案,就是唏嘘,总是搔不到痒处,总是和小市民的生活如此遥远。 备注:此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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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迪:被夸大的功与过

约翰.方思敦博士(John Funston)是著名的澳籍东南亚区域研究学者,曾在多个东南亚国家的大学或研究所工作,包括从1972年至1976年间在我国的国民大学执教。他的研究领域是大马与泰国政治,其1980年出版的《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政治:巫统与回教党研究》,至今仍然是研究大马政治的必读参考。 《马来西亚前锋报》的Awang Selamat就曾因为方思敦撰写关于马哈迪辞职的评论文章,而称他为对大马和马哈迪医生不坏好意的“主要批评者”。 方思敦认为马哈迪是一位很有特色的政治家,但许多人夸大了马哈迪的功与过。。。。 载录自《再见马哈迪》,2003,第15-32页,大将民间评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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