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November 2012

新工资政策与新经济格局

尽管最低工资法将于2013年正月生效,国阵政府并没有认真想要通过工资改革,来重新为马来西亚经济布局。对于中小型企业转型的协助也微不足道。 实施最低工资的目的,是为了同时摆脱数个经济的结构性困境。随着美国和欧洲经济自2008年的金融风暴一蹶不振后,过去一直依靠出口欧美的亚洲国家,必须扩大国内和亚洲内需来维持经济增长。更高的收入有助于扩大内需市场,进而造就更多的就业机会。 同时,实行最低工资也将鼓励企业和工业摆脱对廉价劳工的依赖,转而对工人的长期潜能、能力和生产力的投资。 这经济的“良性循环”也最终将减少依赖廉价外劳、同时减少人才外流。目前在外国工作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士,可能会因为国内的工资提高到与外国的相差不远,而决定回到故乡。 “马背上”定政策 问题是,国阵政府没有全方位的新经济思维。 我不觉得国阵政府领袖明白为什么要实行最低工资。最低工资之所以最后成为国阵政府的政策,纯粹因为在野党不断争取。 国阵目前是全世界有选举的国家当中不间断执政最久的政府,首相纳吉也不断强调选举国阵等同于政策得以延续。但是,过去数年出台的政策,更像打仗途中随手在马背上制定的宣布。宣布之后再把外国顾问带来想落实的细节。 因此,我们会听到马华总会长蔡细历和他的儿子蔡智勇说最低工资将导致国家破产,也会导致外劳把外汇汇出国。 当然,这只是蔡细历经济笑话的一部分。蔡细历还说,民联提出减少收费站和结束南北大道收费的政策,将导致成千上万的收费站工人失业。对于民联,消除垄断和寻租者(靠关系找“空头”的家伙),是为国人创造更多可支配收入的方法。但是,对于蔡细历和国阵,任何改革我国朋党经济的新想法,都是不好的。 为何推行最低工资? 在我们讨论推行最低工资的理据之前,让我们看看邻国经济发生了什么事。 11月21日, 雅加达的新总督佐科维宣布提高雅加达最低工资44%到220万印尼盾(相当于马币700令吉)。次日,西爪哇省的26个地区宣布最低工资平均增加25%,其中一个地区的最低工资高达210万印尼盾,直逼雅加达的水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更多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将被提高,以防止工人涌往雅加达。 印尼股市的反应是:消费品公司股价立即升高,因为更高的工资等于更多的国内消费。当然,也有雇主感到不悦,但更多人看到新的最低工资水平对印尼经济的好处。 在中国,深圳的最低工资已达人民币1500元(相当于735令吉),而泰国的最低日薪工资是300泰铢(30令吉,与马来西亚的最低工资近乎一样)。 这些数字对马来西亚有何影响?国阵政府推出半岛900令吉,沙、砂两州800令吉的最低工资,民联则建议1100令吉最低工资,并且全面为需要转型的中小企业提供资助。 当印尼和缅甸等国家的薪金水平接近马来西亚以后,马来西亚将很难再获得大量的廉价劳工。马来西亚经济将很快因为缺乏廉价外劳,同时又因为工资低、机会不多而失去马来西亚国籍的专业人士和技术工人,而停滞不前。 最低工资是我国朝向经济提升的必要之路。 中小企业新议程 其实,早在1992年马来西亚就晋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政府当时就应该推行各种政策配套协助中小型企业从劳力密集走向科技和技术密集的作业模式。然而,由于每一个抵马的外劳,都有与官方关系密切的人士抽佣,任何减少外劳的政策都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挡。 对于外资企业和大部分附加价值高的工业,最低工资的影响很低。但我们也得正视,最低工资多少冲击低阶制造业。即使把最低工资设在700令吉,这一部分的厂商都会受到影响。 要协助这一组的厂商,废除最低工资不是办法。低阶制造业的出路,在于政府出资资助相关业者转型和提升。国阵的最低工资政策纯粹从法律角度出发,民联则建议须全面配套协助工业提升和企业转型。 除了最低工资以外,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面对多方面的挑战:贪污、政府行政干扰、官联企业掌控经济导致小企业求存困难等。晚近数年,中小型企业还面对当局的“追税恐怖主义”,通过各种手段强征税,对中小型企业带来莫大的干扰。 一句话,马来西亚需要重新思考工资政策,面向全球和区域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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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 de regime

法文fin de regime大概可以译作“政权末”,用法像fin de siècle世纪末,指涉带着难以言喻的衰败的终结时期。自动执法系统(AES)是长期、深层结构问题和制度崩坏的表征。我看到政权晚期至少三个问题:与民生实况脱节、政府职能的混淆与私营化政策寻租掠夺。 2012年11月21日下午,国会激烈辩论交通部预算案与AES自动抄牌系统后,民联议员要求记名投票(国会一般是“发声投票”)。计票时,议会停下议事,大家都拿起相机拍照,连议长也不例外。过去两年的国会会议,几乎每一个会季结束前,大家都相互告别一番,以为大选就到了,选后再会时必已沧海桑田,也必有胜有输、有人归故里。这一次会季以后,大概不会再有会议(当然,政府还是可以在明年3月召开国会)。 计票的小空档,有点像告别会,但因为针对充满争议的AES而记名投票,浮现在我脑海的是fin de regime这个法文 — 一个执政良久的政府,却在政权晚期连连犯错,连本属小事的AES,也尽显衰败不堪。 这一个多月来,在餐厅、走廊和洗手间遇到国阵议员,都听到他们下骂政府“傻了”、“疯了”才推行AES,其中泗嘉亭议员阿都阿兹反对最激烈、投票时选择缺席,而之前公开反对AES的巫青团团长凯里则在投票时宁静非常、极不自在。 以后回过头来写历史时,AES很可能是政权末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 千古以来,掌政的不再理解民间疾苦、不再明白小市民的生活心声,与民生实况脱节,最终导致政权崩解。政府在发500令吉援助金给每月家庭收入3000令吉以下的国人时,必然知道全国上下共有6成家庭在过着十个瓶子八个盖、盖来盖去盖不完的生活。一张300大元没得打折的传票是国内6成家庭10%的月入,小市民不反感才怪。 政府职能混淆则是政权末的症状。交通部长江作汉在国会回答交通部的问题。问到马航,答案那是财政部的范畴;问到公共交通,是首相署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的权限;港口的实际运作也是财政部辖下,交通部只是所谓的“监管者”(regulator);机场也是一样,实际运作是财政部底下的公司管理。 陆路交通安全算是交通部的责任,但却把执法这个政府的职责交给私人机构牟利。更甚的是,AES不是取代警察抄牌的新制度。警察抄牌继续,警察的电眼抄牌也继续。也就是说,以后,警察抄警察的,交通部外包AES抄他们的,大家抄得不亦乐乎,政府籍此变相征税,苦的是小市民。 江作汉还说,推行AES是因为宪法要求政府保障人民的性命,要动用宪法来说服大家。可是,每年车祸死亡的6千余人当中,三分之二是电单车骑士。交通部为电单车骑士做了什么?交通部有确保所有的高速公路都有好的电单车道吗?没有,江作汉会说,那是工程部的责任。交通部有确保公共交通便利、高效吗?因为只有这样,社会上比较贫穷的国人不必只是依赖电单车,可以搭公车。部长肯定的答案是:公共交通是首相署的责任。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交通部长不管公共交通?也就只有马来西亚。 最后,AES这件小事也将自1980年代初马哈迪上台以来推行的私营化政策的弊端一一显露。内政部长说警察自1995年起陆续购买124台抓超速的相机,一共耗资2350万令吉。民联议员提到这比美国城市的类似相机贵了10倍,副部长说价格包括培训等“服务”。 而警察的相机,又比AES来得便宜。AES的相机到底要投资多少,因为政府不愿公布合约,所以没人能确定。江作汉部长在国会罗列了一堆承包公司将负责的工作项目,来说明价格昂贵的原因。问题是,30年来的私营化政策BOT(建设、运作、交还政府)的模式,不就一再说明价格任由私营公司天价一番,小市民买单吗? fin de regime一词一直盘旋在我脑际。 备注:此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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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预算案仅为了协助维护国阵政权多于打击罪案

民主行动党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2年11月22日在国会发表文告: 警察预算案仅为了协助维护国阵政权多于打击罪案 国会于今日结束针对2013年内政部财政预算案的辩论,令人遗憾的是,2010、2011、2012和2013年的数字显示,国阵政府更有兴趣利用警察维持其政权,而不是打击罪案。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于2009年4月成为首相,2010年财政预算案是他的第一份预算案。自此纳吉拥有了改变历史的权力,所以也必须对我国罪案问题负全责。 在这个罪案越来越严峻的时刻,我们有必要讨论警察的工作内容和优先顺序,确保把所有警力投入防范和打击罪案。 在讨论警察的表现时,我们必须谨记,警察表现好坏、是否全力防范和打击罪案还是耗费宝贵的时间和人员维护执政党的政治地位,最终的责任不在警察部队,而在执政者身上。政府必须对警察的表现负起全责。 大马皇家警察部队于2010年获得45亿令吉的拨款、2011年58亿令吉、2012年63亿令吉拨款,而2013年65亿令吉。2013年比2010年的拨款增加了44%或18亿令吉。 (2013年预算报告显示,2012年的警察支出高达67亿8千万令吉,而其原本预算是63亿令吉) 然而,刑事调查部门在过去的4年都只获得8%的拨款。 其他的款额去了哪里呢? 管理和后勤合共在2010年占用59%的款额,2011年和2012年则是55%,2013年为54%。 国内安全与公共秩序部门在2010年占总拨款22%,2011年25%,2012年27%,拨款额从2010年的9亿7千500万令吉,到2011年的14亿6千万令吉,到2012年的16亿8千万令吉,2013年为17亿9千万令吉。 2010年和2013年间,国内安全与公共秩序部门的拨款增加了84%,总拨款则只增加44%。尽管国内安全与公共秩序也包括交通警察和边界巡逻,但主要的职责还是维护政权,而非保护老百姓。 如往常般,情治单位(政治部)在今年获得6%的拨款。一个民主社会其实不需要象政治部般的情治单位。 2013年财政预算案提到情治单位是指出“情治单位是通过公开和秘密的手段,收集关于共产党、叛乱分子和极端分子的情报以维护国家安全,并且抵挡国内和国外的威胁。” 马共与马来西亚政府于1989年签订合艾和约至今23年,而巫统与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互动频密,现在还说反共有点可笑。 这些财政预算数字清楚说明,纳吉政府只在意维护政权,没有打算积极调动所有警力防范和打击罪案。 2010年、2011年、2012和2013年大马皇家警察获得的拨款 资料来源: Anggaran Peberlanjaan Persekutuan 2010, 2011, 2012, 2013   2010   2011   2012 2013 2010和2013年的增幅   RM % RM % RM % RM % %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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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联盟与99%

在两党对峙的全国性民主选举中,很多时候是谁赢得中间游离的选票就能胜出,即我所说的”决战在中间”。很多人把中间游离的选票视为一群机关算尽、不关心国事的务实选民,但往往中间也可能是热情的。谁能把不同的选民群结合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胜出的机会就自然提高。 奥巴马总统连任成功,除了出人意料的桑地风暴,更重要的是他的两条竞选主轴:在身份政治上赢取青年、少数民族、妇女、同性恋等群体的全力和热情支持;在经济上强调政府的调节角色和互助精神,与白人工人、中产小户、及其他的”99%”同在。 类似的大联盟在美国是有先例可循的。罗斯福总统通过政府介入经济、创造就业机会、拯救大萧条,得到工人的强大支持。肯尼迪回应民权运动的诉求,以联邦政府之力,落实黑人平权,奠定民主党的黑人选票票仓, 克林顿则为民主党添加西班牙语系新移民的支持。 共和党方面,里根总统在经济上推动小政府,但在身份政治上比起现在对妇女、少数民族、同性恋非常不友善的共和党来得相对温和,在当时赢得中间的支持。 这次的美国总统选举,经济是最重要的议题。克林顿在民主党大会上说得好,美国人要在民主党的”同甘共苦”(”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还是共和党的”自扫门前雪”(”You’re on your own”)经济哲学中选其一。 共和党在极端右派政党的影响下,强调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打造小政府,进而为富人减税。反之,奥巴马任内在医疗改革上作出相当努力,在选举中不仅强调政府在调节经济、确保”美国梦”机会平等所扮演的功能,也指出经济要复苏,就需要有更多的工业就业机会等的政策论点。 《经济学人》称奥巴马的胜利是”宏观经济学”的胜利。罗姆尼和共和党对经济片面的看法,没有看到经济增长需要大家都有钱消费的基本逻辑,没有清楚地说明要如何创造就业机会。此外,埋怨小布什把经济搞垮的,多过埋怨奥巴马拯救经济不力的选民,也对罗姆尼不利。 罗姆尼也是栽在自己属于1%的经济贵族,并且曾说他的竞选不需要理会”47%没有纳税”(的穷人)。所以,也有人称本次选举结果为”1%的败选”和”99%的胜利”。 马来西亚的政治,其实也有类似之处。哪一个可以建立多元族群大联盟的阵线,赢得多数席次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同时,哪一个阵线可以代表99%的经济理想,就比较可能赢得政权。 备注:此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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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党的惨败与前路

回教党经此一劫,内部纷争肯定不会止息。1978及1982年的惨败,让该党换血,重新出发,最终在1990年站稳阵脚。该党1983年确立的宗教司领导制,至今二十年。是否是时候重新出发?未来的方向何去何从?这些问题将在短期和中期的未来,成为政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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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丑闻 — 马华公会清白了?

民主行动党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2年11月2日在槟城乔治市发表文告: 合作社丑闻 — 马华公会清白了? 1986年爆发的合作社丑闻,迄今已经26年,很多人已遗忘尘封的历史,也有人在改写历史、漂白过去。 由亚洲策略与领导智库(ASLI)在澳洲墨尔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宣布,将颁发“终身成就奖”给马华公会前总会长陈群川。 马华现任总会长蔡细历在同一个记者会上,引述新加坡前主控官奈特指错控陈群川的言论,表示陈群川已经是清白的,“是时候还其清白”。 奈特的言论并没有获得新加坡政府的认同,陈群川在新加坡因失信新泛电案件服刑以后,也在马来西亚因为失信于合作社而被控和判刑。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认为陈群川是清白的。 更重要的是,马华公会至今并不曾为26年前失信于存款于24间合作社的54万名合作社社员作出公开道歉。 蔡细历指陈群川“清白”,是否也试图改写历史、漂白过去,也连带表示马华公会在合作社丑闻上“清白”? 蔡细历必须交待他是否认为马华公会已经“清白”和“洗脱罪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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