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12

槟城公共交通史(上)——国阵做贼喊贼?

“追溯过去,其实民政党最没资格谈槟城公共交通改革。槟城今天的格局,是1990年代民政党州政府在公共交通的问题上,尤其是Transit Link和迷你巴士,为联邦政府的巫统朋党‘大开山海关’而种下的恶果。” 每次读到槟州国阵批评槟州民联政府没有搞好交通,立即的反应是,“又来做贼喊贼了”。第一,槟城国阵摆出一个从来没有执政过的姿态,所有前朝民政党领导的槟州国阵政府的政策决定,似乎与当下的槟城国阵本身无关。第二,槟州交通大小事,从大桥到渡轮、再到巴士和各处的联邦公路,几乎都是由中央政府包办到完,但是挂着中央政府代表的槟城国阵,却装着槟城的交通与中央政府的政策无关。 最简单的例子,联邦政府对于交通的最主要角色,并不是提供完善的公共交通,而是当车商。马来西亚的交通工具总数从1985年的370余万辆,至今达2200余万辆。27年来,人口翻了差不多一倍,交通工具总数却翻了6倍,国阵联邦政府总不能推卸责任。 邓章耀上任槟州国阵主席时,提出要政策比政策,我当时很认真看待,以为他会实事求是,好好地针对各种政策来讨论和辩论。后来发现他对政策的不认真,都是找一些听起来很大的一堆宣布大作文章一番,却经不起细致的检验,例如宣布自由港、后来被迫承认赛莫达私营化槟城港口是不当的决策。 交通也是如此。邓章耀不久前说,“巴士作为公共交通系统现已不管用,一定要採取其他方式,国阵会在其宣言中,将新交通系统概念带给人民。槟岛交通阻塞问题单靠加宽、增建道路无法解决,唯有策划一套全新公共交通系统,如单轨火车,才能一劳永逸将问题解决,否则槟岛将‘动弹不得’。” 其实,前首相阿都拉于2006年就槟城人承诺建设单轨火车了,“一诺千金”的首相纳吉于12月8日,也就是六年后、两届大选后还要来翻炒旧承诺一轮赢取新的选票?巴士作为公共交通系统的一部分“已经不再管用”也是邓氏笑话一则。联邦政府于2010年6月公布的第十大马计划中承诺的200辆新巴士,在两年半后连影子都没有。 邓章耀的整套说辞,从自由港到单轨火车,基本上都是把国阵中央当作永远的执政党,然后“代表”中央政府派糖果,通过国阵中央的优势来占便宜。如果按照邓章耀的逻辑,来届大选换了联邦政府,他的糖果不就都化为乌有? 真正的问题,是联邦太庞大,需要下放权限和资源给州政府,确保州政府可以因地制宜,按各地的情况作最好的安排。须知,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相对于州政府而言,权力非常大,资源更多。联邦政府2013年财政预算案为2520亿令吉,槟州政府的开支只是11亿令吉,中央政府预算案是槟州政府230年的预算。就连一个理科大学的预算案(2012年12亿令吉)竟然比槟州政府的预算还要高。 槟城交通拥挤,谁也不能否认,是全国上下全民被迫拥车的缩影,是中央政府政策的恶果。槟城国阵批判交通问题时必须公允,要先反思国阵中央的政策,而不是一味口沫横飞。唯有坦诚检验政策,才可能对症下药。 回顾历史,第一辆国产车在1985年诞生,但槟城的公共交通要到1996年才遭到“致命的破坏”。槟州,特别是槟岛,百年前是亚洲最先进的城市之一,当时早就有运作相对顺畅的公共交通系统。 槟城以前有电车穿行,也有多家私人巴士公司和市议会的巴士服务。以前,槟城的三轮车不是只给游客乘搭的,也是本地市民的公共交通工具,街上也有许多的Sapu车(霸王车),尽管非法,但实质地解决了市民的交通需要。 我对非法德士的看法是,当时非法德士之所以蓬勃,主要因为有需求。但他们之所以是非法的,是因为政府没有一套让司机合法作业又“找到吃”的合法模式,加上执法不足,责任主要在政府。 要理解槟城的公共交通为何在1996年以后不再可靠,就要大略理解吉隆坡的迷你巴士的历史。 迷你巴士和德士的执照,在扶持土著的原则下,从1970年代起多数只发给土著。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共交通一直是公共企业部、后来的企业发展部辖下,而不在马华公会掌控的交通部底下。纳吉上台后废除企业发展部,公共交通转到首相署。2010年成立公共交通委员会,也是隶属首相署。 1970年代发出的执照是给土著个人,特别是给退伍军警人员。马来西亚的军警是在1950年代以后为了对抗马共而大量扩张的人员编制,来到1970年代时,很多军警开始退休。由于退休机制不完善,我比较持平的看法是,当时的安排,多少帮助了很多退休军警人员,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而言也许有些贡献。 然而,1980年代起,巴士和德士执照几乎都给了大财团,小角色完全没有机会。某个程度上,“交通朋党主义”是马哈迪朋党主义的缩影。谁受害最甚?受害最甚的是马来工人阶级。 马来西亚大概是世界上最多长途巴士车祸的其中一个国家。大部分的长途巴士司机都是按趟次发工资,很多为了拼多载几趟靠药物提神,最终酿成车祸。他们大多数是马来同胞。 当然,我们的整个社会的任督二脉——交通,也直接遭到破坏。 前面说过,迷你巴士的执照多数是前退伍军警个人拥有的,后再转租给各族司机。这些司机都算是自行经营的生意,为了抢客只载客多的路线、为了拼收入而超速的也是司空见惯。 但回过头来看,迷你巴士的确解决了当时正在不断高速扩张的吉隆坡的交通需要,是个不尽如人意但算是还有苦劳的角色。今天的吉隆坡版图在地产商拼命往外移的情况下,比起迷你巴士消失的1996那年,整整翻了一倍以上;大吉隆坡人口也比15年前翻了一倍,但很少人知道,迷你巴士时代的吉隆坡,巴士总数量是现在的近一倍之多。 但是,马哈迪朋党主义只看到大财团看不到小户。在筹备1998年共和联邦运动会前,马哈迪接受了普滕当时的董事长耶哈也的建议,废止吉隆坡的迷你巴士服务,改换耶哈也的Intrakota巴士。耶哈也在不久后的直升机空难中丧命,他的财团也随着他的离去而衰败,马哈迪听信他一人的交通蓝图也因此没有了下文。   槟城公共交通史(下)——谁摧毁槟岛的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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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选举

媒体与现代政治有着近乎不可分割的连体关系。大部分的官方情报和民调单位都认为国阵目前仍然可以在来届大选以120席左右胜出(总议席222席、门槛是112席)。随着执政党不能完全掌控媒体生态,我的预测是,进入竞选期,国阵将会落败。 2011年5月的新加坡大选,新加坡主流平面媒体给于在野党相对公平的报道,即没有特别攻击在野党、至少获得40%以上的新闻、在野党活动人潮汹涌的照片也获得公平的刊载。(电视媒体则没有对在野党人开放)。大部分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观选的观察员都看傻眼了。新加坡报章是出了名偏颇执政党,怎么整个选举看起来那么中立? 我后来问一名新加坡的退休部长,他说,如果主流媒体没有让中间选民感觉到公平报道朝野双方的新闻,如果主流媒体被中间选民感觉到偏帮执政党,他们干脆不看主流媒体,自行到网上寻找他们要看的资讯,苦的不是选民,而是执政党的讯息传达不到中间选民。 新加坡政府的精打细算,背后的现实是,一党独大的执政党平时控制媒体,选举期间要说的话,平时已经说了千百遍,受众也听了无数回,竞选期一到,中间选民只是想听听平时听不到的在野党的说法来做个比较。这也解释何以在野党的集会万人空巷,执政党的集会小猫三两只。 新加坡执政党与马来西亚的国阵像是难兄难弟,国阵的前身联盟于1955年自治邦选举起执政,是全世界目前有选举的国家(中共、北韩、越共除外)中,不间断在位最久的执政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则自1959年起执政。两个威权政体,都因为媒体生态的变化而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过去,政府操控媒体、设定议程,在野党很难反扑。1990年大选的最后数日,马哈迪政府拿着东姑拉沙里在沙巴带着的稻草帽的照片,说中间挂着一个十字架,说明拉沙里要出卖马来人和穆斯林的权益,甚至说拉沙里就是马来版的吴三桂协助葡萄牙人进攻马六甲王朝。22年前本来近乎发生的改朝换代竟然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 自2008年308大选以来,巫统、土权组织、马来前锋报一直在挑起马来族群、伊斯兰和皇室议题,意图分裂民联、也要在马来人当中让选民质疑民联、营造族群的围城心态。与东姑拉沙里的十字帽的“政治炸弹”相比,在过去5年见怪不怪了。马来选民对民联的支持,还是维持在45%上下,没多没少。 这个年代不一样了。1990年住在城市的人口只有4成半,现在7成。在半岛,过去我们所理解的离开城市遥远的乡村,早已不复存在:每一户都有孩子在城市工作、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交通也非常方便、资讯科技也相对发达。 这也是一个每个人都出报纸的年代,每一个人的私人报纸叫做面子书。记得2011年709大集会时,警方宣称派出350名专业摄影员,而在2012年428大集会时,更有抢摄影记者相机的“杰作”。他们忘了,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有相机,在他们的手机里。路人甲拍到镇暴队把催泪弹打进同善医院的照片,与警察专业摄影师照的,在大众的目光中,一样重要。 媒体多元的时代、人人有面子书、人人是摄影记者的年代,旧政权的旧模式很难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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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不应拿“礼物”来威胁槟州选民

民主行动党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2年12月8日发表文告: 联邦政府不应拿“礼物”来威胁槟州选民 我呼吁槟城选民在来届大选全力支持民联继续执政槟州和在布城执政联邦政府,以最实际的行动拒绝国阵的选举威胁。 首相纳吉今天在槟城宣布,如果国阵赢得槟州政权,联邦政府将承建2万间可负担房屋和单轨火车。 纳吉的宣布可说是侮辱槟州选民的智慧。 首相是以现任联邦政府领袖的身份宣布联邦政府的计划。无论谁执政槟州,这些计划都应该立即执行。 槟州人民每年至少贡献30亿令吉的直接税(公司和个人所得税),但只有大概1亿令吉拨回给州政府。 联邦政府2013年的财政预算案合共2520亿令吉,槟州政府的预算案是11亿令吉。也就是说,联邦政府的预算案是槟州州政府230年的支出。 按目前的宪制安排,房屋和公共交通主要是联邦政府的职责。当然,未来应该有更多的权力和资源下放到州政府当中。 纳吉要知道,他可能是国阵的末代首相,下一届联邦政府可能是民联执掌。在消灭贪污、朋党主义和裙带关系后,民联联邦政府可能以同等的资源,为槟州人民提供更多的服务和建设。 “再循环”宣布 单轨火车的宣布更是让槟州选民觉得智慧受到侮辱。这是一个“再循环”的宣布。2006年前首相阿都拉早已宣布要在槟城建设单轨火车。 此外,纳吉在2010年6月公布的第十大马计划里宣布要为槟城快捷通提供200辆新巴士,都只是只闻楼梯响,完全没有踪影。更有人指控当局把其中一些制好的巴士转到关丹。 槟城国阵应该要在槟州政策上与槟州民联政府比拼,而不是拿联邦政府的资源来威胁槟州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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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的巨人

今天的印尼是崛起中的大国。这个国度之所以崛起,因为在1998年推倒了苏哈多的独裁统治,也因为在如此重大的转折处,偶然登场的哈比比没有辜负历史,为新的印尼奠定了制度基石。 哈比比自称没有想过要从政的人,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临危接过总统大位,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一个大国免于衰败,扭转无数人的命运。 19岁到德国生活了二十余年后,于1974年起往返德国与印尼之间,1978年正式回到印尼领导宇航业发展。他热爱造飞机,但在一个穷国,他造的飞机,是否真的划算,一直受到争议。哈比比以技术官僚的身份在苏哈多总统治下当部长。 1998年1月成为苏哈多钦点的副总统。亚洲金融风暴从1997年7月2日在泰国引爆,9月严重蔓延到印尼,10月以后因为政府处理银行挤提不当而更是哀鸿遍地。苏哈多选一个被视为耗费公帑造飞机的科学怪人,多少侵蚀本来就剩余不多的政治支持。 1998年5月20日苏哈多下台,结束32年的统治。苏哈多有意要逼哈比比一起下台却被后者拒绝。哈比比是在苏哈多女婿巴伯沃控制的特种部队从各地挥军进雅加达城企图政变的阴影下上台。 作为苏哈多政权的一员大将,没有人看好他会推动民主化。他完成了政治民主化:释放政治犯、解除报禁、解除党禁、总统只任两届限制,促成1999年民主选举。他也推动所谓的“大震荡”地方分权,一次过把非常集权的政体改成高度分权。尽管遭到军方的反对,他推动东帝汶公投,了结25年的历史错误。 在族群关系上,虽然大部分印尼华裔更为记得哈比比之后的阿都拉曼华希的贡献,但哈比比也在扭转歧视华裔政策方面展现巨大的勇气。 1999年10月,哈比比向国会提呈施政报告,执政集团议员倒戈不予通过。他决定不寻求连任,促成印尼历史上第一次和平的政权转移。 当了16个月的总统,不算长,也并不见得没有瑕疵。但没有哈比比,换作另一人,印尼可能就不是今天崛起中的强国。 个子不高的哈比比,在亚洲历史上,算得上是巨人。 出席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与槟城研究院接待印尼前总统哈比比的私人晚宴后,回来思绪久久不能自已。母校澳洲国立大学是印尼研究的重镇,我算是熟悉印尼当代史。在如此近的距离,听着哈比比娓娓道来,上了一堂毕生难忘,关于生命、权力和历史的课。 马来西亚处于历史转折中,执政党里是否会出现像缅甸总统吴登盛、南非释放曼德拉的白人总统德克勒、或者印尼的哈比比,在转折的关键时刻,成为历史推手、结束旧政权、创造新的社会。 我们在转折的旅途上,一次又一次的折翼。1981年马哈迪上台、1982年大选,改革的调子是主调,惘然了。安华于1993年出任副首相,当时年轻的马来中产阶级在等着马哈迪告老还乡,新首相给马来西亚新的可能。新的被关到铁牢了,旧的一直没有结束。 如果2003年上台的阿都拉有哈比比的历史感,在关键时刻做对得起历史的抉择,十年下来,马来西亚肯定不一样。 时间没有为我们停留。夜阑人静时细想,1997年经济风暴,是15年前的事。1998年烈火莫息,是14年前的事。 马来西亚还在等待。 备注:此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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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党为马华公会丑闻背书?

民主行动党全国选举备战委员会委员暨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2年12月7日在乔治市发表文告: 民政党为马华公会丑闻背书? 1986年爆发的合作社丑闻,迄今已经26年,很多人已遗忘尘封的历史,也有人在改写历史、漂白过去。但是,在过去26年来,自诩为“国阵的良心”、“国阵内的反对党”的民政党,从来不曾为合作社风暴的历史错误背书。 合作社丑闻一直是马华公会的历史包袱,但民政党向来都与这一段国阵的污点切割。汪天来把黄循营和纪永辉当作马华和民政“情同兄弟”的象征,是民政党首次为合作社丑闻背书。 槟州民政党副主席兼全国中委汪天来昨日文告表示,“民政党绝对认同黄循营和纪永辉成为国阵的智囊团,证明国阵唯才是用。” 按照汪天来的说法,黄循营与纪永辉加入邓章耀智囊团,是国阵“唯才是用”的表现,也获得民政党力挺。 汪氏的文告指出,“尽管马华元老黄循营和纪永辉当年曾卷入合作社风暴入狱,但槟州民政党力挺槟国阵主席邓章耀招揽二人当智囊团的决定,反轰民联挑破离间,企图破坏两党关系。” 汪天来也说“身为备战大选策略委员的刘镇东才会感到紧张,不断乘机挑破离间,企图破坏民政与马华的关系。刘镇东是否嫉妒民政党与马华的关系已经情同兄弟。” 黄循营与纪永辉是1986年合作社丑闻的关键人物。他们个人固然已经通过司法程序和牢狱付出代价,但是马华公会至今并不曾为26年前失信于存款于24间合作社的54万名合作社社员作出公开道歉。 汪天来把黄循营和纪永辉当作马华和民政“情同兄弟”的象征的历史意义,是:这是民政党告别“国阵的良心”的外衣,正式和全面为合作社丑闻和其他马华涉及的丑闻背书的开始。 刘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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