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佛教的当代情境与挑战

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举办《2012佛教当代关怀研讨会：佛教的本来面目》，讨论佛教与政治、佛教与公民社会运动等议题，对于马来西亚以华语华文传播佛教的圈子而言，是开风气之先的壮举。

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的提法，始于1960年代冷战时期的越南。佛教徒在共产主义治下的北越政府与美国支持的天主教徒为主的南越政府之间抗衡的情境中，特别是遭南越政府的宗教迫害而群起抗争。洪祖丰在〈何谓‘入世佛教’？〉(《慈悲》2011年7月）指出，

“不管在任何时空，‘入世佛教’都有一共同理论，那就是认为我们不能再按传统观点，把贪、嗔、痴等三毒单纯地放在个人层面，因此也不能以为个人的解脱就必然能导致集体的解脱。相反地，在现代世界里面，‘无明’ (delusion, Moha) 已经建制化，成了整个社会一部分。举凡市场经济带来的阶级剥削，种族偏见导致的社会隔离甚至屠杀，专制政府的压迫，乃至工业化引起的环境破坏，都不再是个人修行所能解决的问题。因此真诚的佛教徒在重视个人解脱时，也必须兼顾如何从世间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某个程度上，入世佛教可以算作天主教“解放神学运动”的佛教版本。解放神学指1960-1970年代拉丁美洲的神学运动，宣称教会过去都是与压迫者的政府站在同一边，今后要与被压迫者同一边。

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些人把个人修行看得比其他一切来得重要，也有另一些人主张秉持宗教深层的价值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政治过程和政策制订来落实宗教本来的精神。

而伊斯兰教的辩论，很大程度上环绕在宗教到底是以圣典的意旨(“textualists”)还是情境的需要(“contextualists”)为行动的指引；前者在政治上属保守和基本教义派，后者则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前者强调个人行为的规范，后者比较重视社会制度的改革。伊斯兰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后者的道统中。

刘宇光教授阐明“人间佛教”不是“入世佛教”，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入世佛教“坚持现代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及关注公共事务，也重视社会动员来抗议争取所要的改革。”人间佛教“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几乎只局限于在体制内的救济贫病，对需要较激进手法参与的课题则回避之。”

简而言之，入世佛教、解放神学，乃至伊斯兰关注情境的理论家，关怀的是如何在复杂、变动中的世界，由宗教深层价值的引导，呼应时代、改变人类社稷的命运。

宗教与公共政策和社稷福祉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当代的入世佛教，有着哪一些时代的情境与挑战呢？我认为，佛教运动秉持众生平等、护生等理念，至少要对以下的议题有立场：一、身份认同与宗教对话；二、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和贫富差距；三、人权议题。

身份认同与宗教对话

在讨论入世佛教对公共议题与公民社会的参与时，马来西亚以华语华文为媒介的佛教团体和运动，有必要认识到若把佛教和华人的身份认同等同或者“绑得太紧”，只会局限佛教徒的视野，以及在马来西亚这多宗教、多语、多族群和多文化环境中对话的可能。

像佛陀超越印度的种性制度般，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佛教不是华人宗教，更不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宗教。在马来西亚以族群为政治动员模式的社会当中，佛教徒要走出族群的框架，想象超越族群的社会理想，而不是在当中“自得其乐”。

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的论述当中，也有呼吁摆脱狭隘族群(asabiyah)思维，关注全体信徒(ummah)的讨论。

民族这概念不是社会恒常，而是具有社会时代背景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20世纪是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世纪，也是族群、种族主义盛行的年代。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和其他大大小小的战争与冲突，让人们渐渐怀疑民族、族群动员。21世纪是超越民族的年代。

马来西亚以华语华文为媒介的佛教徒，唯有超越华人的身份认同，我们才能看到其他形式的身份压迫，例如沙巴和砂拉越土著的遭遇、印裔的贫穷问题、城市年轻马来人的社会需要、女性和性别平等议题、外劳的工作条件问题等等。

相较于其他宗教，平等在佛教当中，占据最为重要的位置，还有什么比“人人皆可成佛”更为清楚。众生平等是佛教的终极理想。这一信念，必须体现在佛教徒的日常信仰与公共参与中。在身份认同上贯彻众生平等的想法，例如平等对待寺院里的外籍劳工，是寺院、佛教组织、佛教徒身体力行佛教教义的功课。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以华语华文传播佛教的组织，对于与其他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对话，并没有着墨太多。伊斯兰教在国际社会是西方媒体抹黑、视为对手的宗教。然而，伊斯兰并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铁板一块，当中的多元繁杂。在国内，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联邦宗教，是主流与权威。伊斯兰教也是个经历巨变的宗教，其经历过的对峙与冲击，是身处多元宗教国家的佛教徒需要从对话中理解的。

贫富差距与金钱至上

佛教对人的平等的追求，是否能体现在佛教组织对社会的贫富差距的关怀？要怎样确保金钱不至于“万能”到成为人们追求的新宗教？

全球经济自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以来，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面对的是自柏林围墙倒下以来的20余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资本自由在全球流通，使富有的人可以在任何地方（特别是廉价劳工多的地方）投资而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其他国家尤其是先进国家的工人，则因为有中国廉价工厂的竞争而面对薪金停滞的问题。20余年累积下来的贫者越来越多，他们无法面对越来越频繁、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同一时候，全球化也带来了通讯革命，今天的通讯科技相当普及也相当廉宜，连贫者都能沾上边使用通讯科技。简单而言，长期的贫富差距、短期的危机和普及的通讯革命这组社会矛盾，成了阿拉伯之春、美国99%对垒1%抗争等的基本因素。

全球经济自从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垮台的20余年来，因为资本主义不再有共产主义国家的制衡和竞争，贫富差距不再被视为威胁资本主义存亡的问题。《经济学人》（2012年10月13日）指出，全球自1980年代起，只有拉丁美洲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其他所有国家的贫富差距都在过去30年间扩大。今天的马来西亚６成人口家庭收入每月不足３千令吉，是社会的一颗爆发力很大的计时炸弹。

贫富差距是社会动乱、治安不靖的导因之一，也是经济恶性循环（低收入的人赚不到钱、没钱消费、市场因此而萧条）的原因。佛教组织对于贫困，不能单纯只是以慈善救济的方式回应。入世佛教必须从社会贫富差距的根源着手，才有通过制度改革的可能。而全面的回应，就不能只是一国之内的讨论，而是要对全球经济问题有看法和立场。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桑德尔的《钱买不到的东西？金钱与正义的攻防》，可说是2012年的一大好书。作者谈到“样样都可以用钱买”的社会里，市场和金钱被视作万能，并且取代了所有本来属于公共的关系，最终助长贫富差距、贪腐，进而蚕食人们的道德底线，让金钱成了新的信仰。他说，“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转化为商品，就会腐化或堕落。”建议佛教徒阅读本书，并且以此反思佛教界在处理个人修行、寺院与信众的关系（佛教信仰不应该是以价格交换买卖，也不应该有阶级之分——我们的寺院在这方面要好好反思）、以及佛教组织对于贫富差距、贪腐问题的关怀。

人权

佛教强调慈悲，入世佛教在人权议题上是否要建立一套说法和立场？

普世人权的争取，尽管多少含有基督教思维的痕迹，但是，人生而平等，是最基本的价值观，与佛教的核心信仰完全接轨。《人权宣言》自1948年公布以来，便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标准。联合国和世界各国际组织之后以此原则发出了许多其他的文件和标准。然而，马来西亚的佛教界在人权问题上的努力并不明显。

以死刑为例。我们固然需要佛教组织和师父们为死囚作辅导，让个别死囚“死得好一点”。这当然是功德无量的事。但是，总得也要有其他的佛教组织在政策上努力争取废除死刑。又或者，佛教组织是否在明白司法鞭刑对囚犯的身心创伤以后，只是准备为囚犯作辅导，还是能积极唤起社会、和其他组织串联共同要求废除鞭刑？（参阅国际特赦组织2010年10月关于马来西亚司法鞭刑的报告。http://www.amnesty.org/en/news-and-updates/report/malaysia-torture-practiced-systematically-widespread-caning-2010-12-06）至于监狱改革，也是我个人关心，更希望佛教组织共同关心的议题。

普世人权的争取，当然不止于死刑、鞭刑和监狱改革，佛教要入世，有必要投入特定能够彰显佛教价值的人权领域，以众人的力量推动社会的改革。

结语

入世佛教是对人间佛教的反思，也是对佛教本身的重新诠释，是佛教徒寻找佛教本来面目，以及对所处时代、社会情境作出回应。

各宗教都有只关注个人修行的信众，也有信众尝试让宗教价值贯彻在社会实践当中。佛教在公共政策与事务的参与，要走出人间佛教的慈善和自力救济窠臼，变成改革社会不公不义的集体力量。毕竟，政治分配资源，宗教分配价值，资源最终按照价值来分配，因此，宗教不应在公共政策的价值分配辩论中缺席。

佛教要面对入世的当代情境与考验，要在身份认同的部分做功课，要走出民族主义和族群动员，回到人本关怀的根本。入世佛教在强调人的价值的过程当中，无可避免要质疑金钱至上、金钱变成“万能”的新信仰，以及挑战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人权也是入世佛教避不开的议题。

入世佛教的上述考验，也要拿到寺院和佛教组织去反思我们对人的平等价值，是否跨越族群、是否不偏颇富裕者、不让金钱至上，以及是否符合人权原则。

入世佛教当然不只要关注这些议题，也要开拓更多的议题与人们的生活和生命的挑战作连接，完成在当代生活与公共政策上实践佛法的努力。

备注：此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