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策孤儿的中小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是国阵政府经济政策的政策孤儿。在还有数周就晋入马来西亚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大选前夕，中小型企业对最低工资有意见之余，有必要扩大议题，寻找下一个20年的议程。

最低工资本月开始执行，引起中小型企业资方的不满和抗议。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废除最低工资制或者不给予外劳最低工资。问题在于中小型企业是政策孤儿： 中小型工业不在国阵朋党经济模式关注的范畴、也不是受万千宠爱的外资，而国阵经济模式也没有认真打算把马来西亚经济从劳力密集转型至技术密集的层次。

我理解最低工资让中小型企业资方的困顿、不安和不满。但是，不执行最低工资或者不让外劳享有最低工资，又或者把最低工资分成城乡差距等，并不能为中小企业找到出路，也无助于马来西亚经济转型。

首相纳吉将在农历新年后（2月25日）至森美兰州议会自动解散日（3月27日）之间解散国会。选举可能在3月间也可能在4月间举行。

当我们在决定马来西亚前途的时刻，除了政治民主化、消除腐败和贪污等主要议程以外，我们有必要深刻的辩论要如何创造一个共赢的马来西亚经济。在这方面，中小型企业主可以扮演更主动的角色，推动经济政策的辩论。

中小型企业的困境是，政府过去数十年来的工业政策，一方面在扶持大型的国营企业、压抑中小型工业，另一方面大部分的优惠都给了外资，本地企业得到的援助不多、没有政治关系的中小型企业更是在经济边缘打拼。就算有给予中小型企业的援助和贷款，往往都要过中间人这一关。而银行在2000年前后整合成10间以后，进一步削减中小型企业得到融资的机会。

只资助国营大型工业（普腾、柏华嘉钢铁）和只优惠外资的政策，背后有很深的马哈迪式种族主义思维作祟，毕竟大部分的中小型企业以华裔为主。

1990年代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垮台、中国全面开放以来，美国为首的工业国家，全面将本身的工业工作外包到第三世界国家，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代工生产链中找到一席地。

而国阵政府在1990年代下旬，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没有新的经济思维。巫统的经济模式仰赖朋党回馈献金。除了大道、发电站，每一名外劳入境，朋党都有佣金。

就在缝隙中，中小型企业尽管得不到政府的援助，但因为有世界市场，也有廉价非技术外劳，因此得以存活下来。

然而，美国和欧洲市场已经随着自2008年以来的经济风暴引起的长期失业率高企，而面对消费停滞。另外，美国政府也为了创造就业机会，而尝试把“海外外包工作引回美国”、重新工业化，最终是否会导致贸易壁垒则有待关注。

在这样的格局之下，亚洲国家为了解决社会矛盾、贫富差距、增加内需，在政策上作出调整。印尼雅加达从2013年起把最低工资调到700令吉（220万盾）、调幅达44%。泰国的最低工资是每日300泰铢（约30令吉）。

工会这些年来都倡议最低工资，民主行动党早在1970年代初就提出推行最低工资的建议。国阵政府的最低工资，某个程度上是回应上述国际趋势，同时也回应在野党的诉求。

最低工资的真正目的，是要推动工业减少依赖廉价非技术劳工，尤其是外劳，进而从劳力密集转型为技术密集的工业。如果最低工资只施予本地工人，不施予外劳，最终企业将全面聘用外劳，最终导致本地非技术型劳工的失业和薪金进一步下滑。

国阵政府在执行最低工资的最大败笔，是没有配套执行。中小型企业面对的困境是非常严峻的，政府不能纯粹从法律的角度实行最低工资，而必须从全方位的角度，把本地中小型企业作为马来西亚经济的引擎，减少对非高科技外资的依赖，也要减少朋党对中小型企业的压榨。

唯有如此，中小型企业才能在国际市场萎缩、贸易壁垒重现的情况下茁壮成长，并且走向技术密集，以技术为导向，而非继续依靠廉价外劳模式。

中小型企业主和广大社会都需要新的经济对话，寻找经济共赢的可能。

备注：此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