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rch 2013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使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 说来不错,一切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若非再接再厉地追求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业就无法达成。 但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必须是一个领袖,同时除了是领袖之外,更必须是平常意义下所为的英雄。 即使这两者都称不上的人,也仍然必须让自己的心肠坚韧,使自己能泰然面对一切希望的破灭;这一点,在此刻就必须做到 — 不然的话,连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没有机会去完成, 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溃。谁能面对这个局面而说,‘即便如此,没关系!’(in spite of all, but still dennoch)  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召唤’。”  ——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韦伯选集:学术与政治》 拖了很久的选举已经拖到不能再拖了。媒体传统的报道,充斥每一届大选都适用的“有人漏夜赴科场”式的文章。也因为很有可能换政府,从蔡细历说“马华没有15国席就不入阁当官”到首相纳吉说“22岁以来就从政,败选不知道要做什么好;”关于政治的讨论,都专注在政治作为一些人的职业和官位的讨论。 我想从韦伯谈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写林吉祥。 1986年大选,我9岁。随着风起云涌的政治,读着关于林吉祥的新闻。然后是茅草行动的牢狱与白色恐怖。1990年大选,骑着脚踏车出席民主行动党和46精神党在我家附近的政治讲座。那年,以为民意如此狂烈,肯定会改朝换代,奈何东姑拉沙里头上一顶卡达山“十字帽”被大做文章,种族忧虑被操弄。一转眼,那是23年前的事情。 本届大选,柔佛州掀起林吉祥旋风。晚上的讲座会都是人山人海。3月17日在他的家乡峇株巴辖,正午时分的讲座,竟然来了1500人,挤满小贩中心。前两天,3月28日,在新山,早上10时,在咖啡店竟挤了数百名来听林吉祥的群众。这是我亲见的。还有无数的大小场合。 第一次与林吉祥见面,是1996年6月在吧生池龙酒店出席民主行动党的讲座会。我当时刚念完中学,19岁。那个讲座,来了20人。我猜除了我和同学,还有可能多一两人,其余的大概都是来凑数的党员。那么少人,林吉祥还是一样认真地演说,也很恳切地回答我的问题。 曾经,像希望已经破灭。1999年,他连自己的国会席位也输了。我就在那个时候加入民主行动党。 此时此刻,站在台上看着每一场活动的人潮,我总是记起1996年那20人的会场的冰冷氛围。韦伯所说的“使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的毅力,在林吉祥的47年的政治生涯中充分体现。在那黑夜里,有这么一人为这片国土提灯,说些公道的话。在他追求大多数人当时觉得不可能的事(例如在“亚洲价值观”当道的年代追求民主和正义)的当儿,保障了国人当下本来就应该享有的权益。 2013年大选,是马来西亚历史的转捩点。林吉祥再次成为推手,从振林山选区,希望带动柔佛、马六甲和森美兰州突围,为民联执政布城铺路。 敌对党领袖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冒这样的政治风险。他们的政治,是职业。我们的政治,是志业,是为信念而战。 1990年大选投票日,13岁的我在家里,写了很多支持民主行动党字条,但是不知道要发给谁,希望大家都投“改朝换代”一票。 2013年,我有幸可以追随林吉祥到柔佛竞选,尽最大的努力,为马来西亚政治掀开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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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水一战

这一战,我们背水一战。这一战,我们为改变马来西亚的历史而背水一战。 我大概是少数自从2008年大选以来,就认为国阵撑不过第十三届大选的政治工作者。但是,在最后的关头,民联在每一席都得做出最大的努力,否则国阵还是有可能靠着强大的经济资源买票、做票来反扑。 国阵模式走不下去,关键在于,国阵的DNA是乡村政治,靠地方绑桩、全国以种族主义分而治之、再靠警政白色恐怖维持政权。随着城市化、资讯高度流通、308大选打破白色恐怖等,国阵的法宝渐渐失色。加上巫统和政府高度腐化,民心思变。 纳吉和阿都拉首相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担心当上戈尔巴乔夫,在开放中失去民意基础,最终失去政权。 国阵像开向冰山的铁坦尼号,而纳吉的所谓政府、政治和经济转型计划,就像在铁坦尼号上把座位重新安排一番,却不愿正视当前最大的挑战是要为铁坦尼号转方向。 第十三届大选最关键的战场是霹雳、柔佛、沙巴和砂拉越。 霹雳这战场,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当安华宣布考虑到霹雳竞选,国阵内部突然手忙脚乱。 其实,来届大选在半岛,如果华裔和印裔选民大量支持民联,而马来选民呈现50对50的局面,民联将获得全面的委托成立新政府。 我在2009年9月〈决战在中间〉一文就已提出,来届大选的关键,在于110个民联和国阵都以不超过10%选票赢得的国会选区。这110个国会选区,大多数都是多元族群混合区。 霹雳州国阵目前有13个国会议席,安华旋风如果可以赢取这13席当中的一半以上,民联将重新执政霹雳州,也将更接近布城。 砂拉越的选情,民主行动党最关键的大战区在诗巫、拉南和泗里街。这三个席位,再加上美里、民都鲁、士丹宾是行动党必须突破的席次。民主行动党配合友党,在赢取砂州多元族群选区,也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沙巴的选情多少会受到民联与沙巴政党的议席谈判影响,苏禄军事件的影响也有待评估。我的看法是,沙巴反风非常强盛,足以让国阵翻船。 我在今年1月间写了〈火烧连环船〉一文,提出马来西亚改朝换代,最关键的战区在柔佛。柔佛的26个国会选区当中,有18个是多元种族选区。如果全部选区的35%马来选民一致把票投给民联(包括行动党)、80%华裔选票一致把票投给民联(包括伊斯兰党),印裔选票过半,民联可以赢得20个国会议席。 我当时就声明,这样的说法,纯粹从数字计算,如果民联最终能赢10席,就是很大的成就。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决战在中间”的格局。 因此,安华于3月18日在士古来宣布林吉祥竞选振林山国会议席,林冠英于3月21日在升旗山宣布我追随林吉祥赴柔佛参选。 在安华宣布林吉祥到柔佛参选的当天,读到魏家祥说林吉祥不可能到柔佛参选的笑话。马华/国阵议员,很难理解行动党/民联议员的思维模式和考量。 我们看到宏观的政治形势,我们看到马来西亚人民求变的殷切,我们看到微小的自己可以在历史的转折点扮演推手的角色。我们也看到如果这一次功亏一篑,马来西亚至少将浪费另一个十年。 所以,我们赴了这场历史的约会。所以,我们背水一战。 对升旗山区和槟城的选民,您的支持,我无尽感恩,永不忘怀。 我希望可以在柔佛州当选,以全国国会议员的身份关怀全国议题的形式,继续为槟城的全国性议程和利益服务。 特别要感谢民主行动党和民联的支持者、党员、党工和我的办公室职员。感谢有你。 备注:此文刊登于4月1日《火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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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黑夜里挑燈者

45年前,当林吉祥踏上政治的跑道时,以清晰思路和铿锵声音,勾勒出马来西亚成为伟大国家的可能—拥抱多元、尊重人权、平等分享资源的公正及进步的民主社会。他固然没有期待坦途,但我猜想他当时从未预想过路途会如此艰巨。 回首这些年,那伟大的国家仍未破茧而出,但我们可以总结,倘若没有林吉祥的奋斗,马来西亚将不再有在野党、不再有多元文化、有的是更恶劣的人权纪录、更为悬殊的贫富差距问题。 尽管他的声音可能如此地孤单,林吉祥勇者无惧、敢怒敢言地为无法或者害怕发声的人们出头。打从1971年发表了第一篇国会演讲,不顾时任巫青团团长拿督哈伦的威胁,坚定地领导民主行动党反对企图削弱国会言论自由的宪法修正案。迄今,他仍然站在争取公正、良好治理和平等的最前线。 多元社会是马来西亚的优势而非问题,是林吉祥打从一开始就坚持的洞见。翻阅他早期的文字,例如于1968年与民政党举行的文化大辩论的发言稿,我在想,林吉祥读到国阵政府推出“马来西亚国族”、“一个马来西亚”的政治口号到底作何想,是喜(想法被接纳)抑或是悲(一转眼,就是数十年的荒废)? 这一路上,非但没有坦途,更是荆棘满布,如学者也是林吉祥同学的Michael Ong所言,林吉祥和行动党像在足球场上面对不公的赛事、不公平的裁判和不断移动的龙门。 但,他为美好马来西亚所尽的努力,是从原则和崇高的理想主义出发而非权宜、机会主义的。也因为如此,多少的试炼与磨难,都依然坚持。凭藉对原则立场的坚持,还有乐观相信对人们内心深处向善向上,林吉祥成了那黑夜里挑灯的人,为多少对马来西亚失去希望的人点燃最后的希望、为多少受冤的人讨回正义、为多少失落的人道出他们心中的关怀。 我与民主行动党的同志,由衷感激林吉祥。他让我们找到生命中比个人得失更大的人生使命—创造美好的马来西亚。 备注:此为林吉祥70岁生辰贺词,刊登于2011年《火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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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改革

大选在即,沙巴战事未了,在浮躁的集体心绪之中,要谈长远的制度改革并不容易。但,最基本的共识是,我们面对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国家要长治久安,人民要安居乐业,换了新政府之后,就得进行”大部改革”。 罪案严重到大家几乎都麻木,现在大概要到涉及美国女生,才能登上头版的程度。而罪案问题不是第一天发生。自1997年罪案在一年间翻倍以来,就高企不下。2004年阿都拉首相上台时,就以警务改革作为政纲,只是后来雷声大雨点太小,让既得利益团体存活、变本加厉。 警务改革的关键,是要警察”去政治化”、”中立化”(有人叫黄德不要”政治化”。其实,所有的政治经济议题都是要从政治切入,而非逃避政治。反而,我们的议程是要公务员、警察、军队政治中立)。 所谓警察”去政治化”,就是警察部队需要制度改革。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红头兵”(镇暴队员),来“对付”和平游行的人民。我们不需要政治部;政治部以前查共产党,现在拿公帑来查反对党。政府当然可以设置情治单位,但不应该针对国内政治。警察的普通行动部队(以前的野战部队)的许多作战功能,可以由军队来负责。警察应该关注在国内治安,而非外部威胁。 还有,海事执法局2004年成立,尽管政府在国会多次承诺尽早合并,提升近海执法和防卫的专业独立运作,警察的水警还不愿意解散,而海事执法局在首相署,也是莫名奇妙的安排。 就如首相纳吉所言,沙巴苏禄事件是个警钟。到底为什么会发生,众议纷纷。但是,我们需要”大部改革”,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需要一起思考的。 刚加入公正党的前陆军副总司令嘉菲将军指出,军情局自2000年起,主要负责国内政局的情报收集,与政治部重叠,忽略了国际与军事情报。其实,两者都不应该做国内政治情报的收集。现代政治,通常都以民意调查作为参考。在民主社会里,通常报馆与独立的民调单位合作,以不偏不倚的方式刊载在报章上。 这需要思维的跳跃。执政党不可公器私用,使用政府单位替自己进行选举工作,并承认朝野政党都应依循公平原则使用公共资源。 军方在思维上也需要重新调整。目前陆军有四分之三的军人和军备在半岛,空军和海军的各类资源也都集中在半岛。虽说马六甲海峡是世界要道,经济价值高,但从军事的威胁而言,新加坡和泰国都不太可能侵略马来西亚。泰南就算有纠纷,主要还是针对泰国当局内部。 马来西亚的未来军事需要防备的威胁是在海上、在沙巴和砂拉越的海域和陆地,不在半岛。 而外交部也必须重新整顿。外交部不是请客吃饭的单位。外交部必须要能掌握区域趋势,领导区域舆论,并且在最快的时间,理解区域的变化。 苏禄事件确实是敲响了制度缺陷的警钟。因为,从多个层面,这事件告诉我们,马来西亚需要全面的”大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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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此时此刻,我们共同寻求的改变,不只是政党轮替,也是新思维取代旧政府老店的社会设置。这是政党轮替以后,政党和公民都需要念兹在兹的。 还记得308大选次日早上,我在我的选区报摊买报纸,见到选后的第一个人,很高兴地恭喜我,用福建话说,“你好好做,做不好5年后我们再换”。 一转眼,308大选时5年前的事。不过,2013年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大事纪念308的一年。经过即将莅临的第13届大选之后,我相信马来西亚将成立新政府,而往后大家纪念的,将是这个即将诞生的新的日期。 我大概是在政治工作者和评论人当中,少数从2008年大选一结束,就相信巫统和国阵将在第13届大选落败的人。 我认为国阵撑不过来届大选,主要是因为巫统、马华和国大党基本上都是乡村政党,一直沿用地方绑桩的方式,靠派米、派钱和经营关系来延续统治的生命。这种只适用于乡村的政治模式,反映出国阵对城市社会适应不良。 过去,在资讯不流通、城乡分野大、族群动员有效的年代,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国阵的精英们做出种种经济掠夺的行为。就算知道,往往可以用恶法盖过,或者干脆用族群来辩护。 如今,城市社会的形态普遍居住着受过教育的人口,资讯相对流通发达,让国阵再也没有能力仰赖过去的旧伎俩瞒天过海。现在人人有智能手机,网际网络基本上是相对廉价的,每个人都在自己出报纸(面子书)的年代,资源掠夺很难再掩盖。 国阵也忘了即使是半岛的乡村年轻人,其实也在城市里逗留工作。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偏远乡村,和现在的乡村大不相同,它们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紧密的。 国阵的问题是,阿都拉和纳吉都害怕当哥尔巴乔夫,害怕开放会导致政权的崩溃。他们大概读史少,忘了有像蒋经国那样的例子,适时开放威权体制,能够换取执政党的生存空间。 纳吉上台4年,比阿都拉更锁国,也又比阿都拉更不敢跨前尝试。所谓的转型,都是刻舟求剑,尝试根据民调投其所好,以为宣传做得好,巫统党内管得好,就能赢得大选。 简单来说,纳吉政府可说是在铁坦尼号上重新安排座椅,不管怎么搞,就是没有正视冰山在前方的事实,沉船是迟早的事。 马来西亚过去的经济模式,是以压制币值和薪金,生产廉价产品和靠美国消费市场为主的出口导向工业为主。但是,这个策略已不管用。唯有扩大内需,提高技术能力,开拓亚洲市场转型经济,方能突破并维持经济增长。 在良好与公平的制度下,朝野政党要回到以小市民生活为本的良性政策辩论和竞争关系。 人民对这个旧政权感到最厌倦的,其实是没有政治意愿痛彻心肺地彻底改变。马来西亚人渴求民主开放、廉政、经济资源相对公平分配,是过去至少20年的政治诉求,谁执政都不能违逆。 我们不能走老路,国阵沉船以后的马来西亚路在何方,我们一定要关注。 就如那个说“你好好做,做不好5年后我们再换”的选民,我殷切希望,在这个公民清楚自己权利的新的马来西亚里,新的民联政府可以长治久安、可以带着新的希望和新的论述,为这个国家的重生而努力。 备注:此文刊登在3月15日《火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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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从哪里来?

民联率先提出第十三届大选竞选宣言,赞好的很多,但也有人问“可能吗?”“钱从哪里来?” 从2009年12月提出民联的《共同纲领》、2010年12月提出《橙皮书》和《百日新政》、2011年10月提出《2012年民联财政预算案》、2012年1月提出《橙色执政承诺》、2012年9月提出《2013年民联财政预算案》,竞选宣言只是民联整体政策文献的一部分。 在野党在选举前数年就开始提出全面的政策批判和提出替代政策,这是马来西亚政治史的头一遭。国阵到目前为止,每一次的公开回应都是:民联的提议都是民粹的,不可能实现。私底下,国阵领袖则急得很,忙着要军师们出点子回应。 国阵最大的问题是本身没有政治理想、政纲和经济论述,过去都是靠务实为主轴,靠以前相对专业的官僚体系的提议为政策基础、后来则是以回应利益集团为政策的依据。过去,在野党被国阵以种族主义分化,又没有媒体发声,很难对政策有全面的思考和传播。在这样的大环境,国阵的部长都不必做太多的政策思考。政治的讨论不是族群动员就是个人利益,与理想、与政策思考沾不上边。 最经典的例子是一马援助基金。民联秘书处和政策委员会从2011年7月咨询和制定2012年民联财政预算案,率先提出马来西亚经济的未来和社会的和谐,都要把经济的基础建立在确保60%每月家庭收入不及3000令吉的家庭得到更高的收入,然后通过他们得到更高的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带来的内需,让整体经济活络,让其他人也“水涨船高”。 副首相慕希丁忍不住,立即说“国阵会回应”。交给了PEMANDU去想,被交付工作的朋友说,“你们民联又给国阵添麻烦了”。结果,在国阵不愿改革制度,不愿减少贪污和朋党关系的情况下,什么都做不可了,只能给每个家庭付500令吉算是交待。 民联的钱从哪里来?民联的钱从贪污当中省下来,这个大家似乎都明白,也不必多着墨。 除此之外,不是每一个政策都是要钱来解决的。民联当了政府,重新审查独立发电站和大道公司的合约,废除不合理条约,并不需要钱。有人说,合约是神圣的,不能重修。安华说得好,新的政府不会干预私人的合约。但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偏颇合约,如果新的政府不修订,再多一届大选选民不会教训民联吗?需要钱吗?我的答案是,需要政治意愿,不是钱。 如果可以废除不合理的合约,朋党当然不好过,但除了朋党不好过,其他人的可支配收入都会增加,内需也会增加,生活素质也得以提升。 再者,马来西亚过去的经济模式都是以压制币值、压低薪金、生产廉价产品、靠出口导向(尤其依赖美国的消费市场)工业为主。但是,这个经济策略已经不管用。唯有扩大国内内需,提高技术密集作业模式,且进行对外的经济转型,开拓亚洲市场,方能突破并维持经济增长。在良好与公平的制度下,朝野的对峙与良性竞争是针对关于小市民生活的的政策作出细致的辩论。我们不能走老路,要有新的政治理念与思维的突破,才是政策精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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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学院五周年校庆

在书店翻到李敖编的《胡适全集》所收入的一篇关于北京大学校庆日期考证的演讲稿。话说1950年代末,一些北大老校友,随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迁往台湾后,按北大惯常庆祝校庆的日期12月17日庆祝为校庆,并给这一天生日的胡适祝寿。胡适的考据癖是众所周知的,不巧给他发现原来这个校庆日期并非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日期 。 胡适的“考证”,令我想起自己的母校新纪元学院到目为前止还没有规定校庆日。按我看,我们可在下列三个日期当中选一个校庆日:(一)1997年5月27日获得教育部批准开办、(二)1998年1月11日在举行的学院推介礼,以及(三)1998年3月1日的开课典礼。 第一个日期是新纪元申办3年多以后,一拖再拖才获得教育部批准的日期,看来不会有太多人愿意当作校庆来纪念。第二个日期主要是开课在即,为了引起注意、吸引学生报读而选定的,这日期似乎不够代表性,而且当时新纪元尚缺关键的一群—学生。看来第三个日期是比较恰当的。况且,新纪元学院常被视为南洋大学的延续,就校庆日而言,新纪元不妨仿照南大把开课礼当校庆。 我是新纪元新纪元学院的第一届学生,1998年3月1日的开课典礼,恍如昨日。然而,屈指算来,今天刚满五周年!或许,对百年树人的事业来说,五年算不上什么。然而,新纪元学院步步艰辛,能熬过首五年,毕竟可喜可贺。 更重要的是,五年是个重要的时间指标,是通过检讨,展望未来的时刻。希望新纪元学院的负责人看了这篇短稿,可以在本月内庆祝校庆。 校庆要怎样庆祝呢?我对千人宴会、义卖会等等大拜拜活动并没有什么好感。新纪元过去五年来办的义卖会实在不少,这类活动固然可以聚合支持新纪元的朋友,但劳民伤财,而且对新纪元的办学发展没有什么意义。 校庆日的主要庆祝活动应该是研讨会或学术演讲,反省来时路、齐聚议前途!新纪元学院是民间社会共同建设的学府,民间的参与不应该局限筹款、捐款,还应该包括协助新纪元厘清方向和观念,而校庆最好能够以学术活动为主。在此祝新纪元生日快乐! *本文刊登于《东方日报》,2003年3月1日;并收录于《华教运动,动或不动:反思新纪元学院发展文集》,2011,新纪元校友会,页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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