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y 2013

警察与冷战的漫长告别

《火箭报》,〈烈火世代〉,2010年9月8日 收录在《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第四辑〈制度改革〉 (第206-209页)   1989那一年,柏林围墙倒下,冷战终于宣告结束。马来西亚政府与马来亚共产党之间,自1948年以来长期的不宣而战,也在同一年随着合艾和平协议签订而终结。然而,相隔二十一年以后,大马皇家警察的组织结构竟然还像国家陷入战争般运作。 事实上,丹斯里慕沙哈山的离去,交棒给丹斯里伊斯迈奥马,并不会为警察部队带来什么实质的改变。除非警察重新检讨它原初的使命,并执行2005年赛丁皇家委员会所建议的新使命——反贪丶清廉丶倡行人权。 在冷战期间,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曾经是打击共产党力量的主力部队。迄今,美国一些安全专家论及伊拉克和阿富汗议题时,仍然会提到皇家马来西亚警察当年的策略,作爲多管齐下打击内战对手的经典案例。 1948年至1960年的马来亚紧急状态,特别是首五年,曾是一场激烈的内战。不过,英殖民政府爲了避免伦敦的保险公司以战争为名涨价,一直拒绝称谓为内战,以便株连英国种植公司以及其他英国企业在马来亚的其他经济利益。 英殖民政府一开始就将这场战争的本质,定位为政治性而非纯粹的军事行动。因此,在动员结构上,以民事而非军事人员为领导核心丶特别重视情报单位与心理战术。在这个逻辑下,警察顺理成章地走在最前线成爲战争的动员领导单位,配以全国性单一的指挥链,以及一支在数年内以倍数扩张的警队。马来亚的全国武装部队真正要在1956年才成立。 今天的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是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情境下诞生的产物。比起全世界的警察单位,它是非常独特的组织。许多发展中国家设有强大、遍布全国的单一指挥系统的军队。相较之下,大多数国家的警察部队的规模就小得多。甚至,在某些情况,警察只是军队体制的一小部分。例如,印尼警察是在不到十年前才与军队分家。其他国家如澳洲或美国,警察是由州属甚或县市政府所管辖的地方性单位。 反观,马来西亚皇家警察不仅有全国统一的指挥链,直至1980年代初,警察的编制比军队还来得强大。这跟其他国家的同等机构比较起来,显得大马皇家警察是不寻常地强大。普通行动部队(Pasukan Gerakan Am, PGA;前身为野战部队),当时是警察的准军事单位,负责站在最前綫与共产党战斗,反而军队只是扮演支援的角色。 情报战与心理战术被认为是这场内战胜利的核心因素,所以政治部可说是警察的核心。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政治部的人员编制甚至比刑事调查组聘雇更多的人手。 2010年警察部队的总预算为马币45亿,而同年的人事编算为122,655人。根据内政部长在国会答复我的质询,截至2009年12月31日为止,实际人事聘雇为107,455人。 马来西亚1997年的犯罪指数首次超过10万宗,2007年则翻了一倍,首次超过20宗。经济萧条大概是最初导致的罪案激增的因素,但是,警察的无能则使罪案越来越严重。每当回应媒体对罪案激增的喧嚣,甫上任为全国总警长的丹斯里慕沙哈山,不断地重申:我国需要额外6万名警察来打击罪犯。 问题根本不在聘雇更多警察人员与否。根据国际刑事警察组织(Interpol)的设定,最理想的警察与人民比例是1:250。如果每位马来西亚警察确实在打击罪犯,比例应为1:270,与该组织所设的理想比例相去不远。 这是优先顺序的问题。 普通行动部队和政治部分别雇佣了12,746和7,643名警官和人员。面对罪案激增,本来应该人强马壮的刑事调查组却只有8,449名人员。有趣的是,刑事调查组和政治部在2005年分别拥有6,000名人员。在没有更改组织哲学和目标的情况下,提升警察人员人数,跟过往一样,只会让我们看到新雇人员按原本的格局分配。 另外36,669和10,788名人员分别在管理部和後勤部。根据赛丁皇家委员会的报告,2005年约有30%的警力,属办公室工作的内勤人员,而他们的职位实际上可以轻易地由一般公务员取代。换言之,警方届时将会有至少30,000名受过警察的人员在街道上维持治安。政府迟至今年才采纳这项建议,并用零敲碎打的方式重新部署了6,751名内勤警员到街上,并由3,557名公务员来填补办公室的空缺。 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必须厘清它的优先顺序。不过,爲了回答优先性的问题,它首先必须在心态上向冷战告别。擧个例子,它竟然在2010年预算案中,提到七项主要活动之一,包括了:爲了确保国家安全,透过秘密和公开途径,针对共产主义者丶各种破坏性和极端主义元素,收集各种情报;以及各种在地和国外威胁的情报和间谍。 合艾和约的二十年后,警察至今仍以对付共产党为目标,显得异常滑稽,更遑论巫统近来与中国共産党的交换夥伴关系。 全国总警长的更替并不能改变警察本身。警察惟有放弃冷战时期的政治性角色,并全神贯注打击罪案,马来西亚治安稳定才成爲可能。   <东新闻> “KDN hargai jasa Musa Hassan sebagai Ketua Polis Negara: Ismail Omar terima tugas”, Utusan Malaysia, 9 现有的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仍然延续了冷战后英殖民反共思维的架构。在没有彻底向冷战告别的情况下,2010年9月的新旧警长交替并未能带来实质的警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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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罪案作为一项政治议题

《东方日报》,2006年8月5日 收录在《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第四辑〈制度改革〉 (第200-205页)   在很多国家的选举,社会治安议题可以决定政府的去留、政党的胜负。例如,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就夸下海口如果治安半年内没有改善将下台。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人类社会最初之所以需要国家机关(state),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人与人之间就只能按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运作,个人的生命损失和不确定性,要比把某些权利付托政府来得高。 今天马来西亚的街道,似乎按照森林法则多于文明规律。持刀的匪徒,二话不说先砍了再抢,不让被抢者有反抗的机会。故事听得太多太多,也亲眼看过攫夺案,所幸友人并没有受伤。 另一种森林法则,是逮到攫夺匪的时刻,街民你一脚我一拳,非把个人对攫夺案这种集体行为的怨恨,一刹那之间发泄在眼前这个具体的攫夺匪身上,仿佛全国的攫夺案都是他干的。 我当议员助理时,曾阻止街民趁警察抵达前殴打一名攫夺匪。有个街民手中的钢盔往匪徒的头一挥,后者两颗牙掉了出来、血喷得满地。我说你再打就把他打死。他答,两年前他母亲被攫夺而残废,因此攫夺匪都该死,而且这匪送入警局不见得就会受到法律制裁,倒不如我们行私刑。 森林法则的根源之一,匪徒不相信有国家机关(警察)存在所以他们大胆放肆,街民也不相信国家机关(警察、法庭)将执行公义所以他们向冒险逮来的匪徒进行私刑。社会契约失效了。 国家机关/政府保障人民安全、换取人民纳税的“社会契约”,是否已经货不对办?怎么办?在一个两党制民主国家,面对如此严重的全国性治安问题,人们早就在选举中与另一个政府制定新的“契约”。 利建业遭攫夺致命一案,引起多家报章加页报道,把防治罪案议题再次从地毯中掀起来,是件好事。然而,政府要员(特别是控制拉曼学院的马华公会领袖)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与民同声谴责警方的画面,却有点滑稽和不负责任。 治安作为政治议题至少有两个层面:警务改革的迫切性和地方政府有权无责。至于罪案与贫富差距的关系,留待下篇讨论。 首先,警务改革本身就是政治问题,需要政府的政治勇气落实。警察贪腐问题一旦变得严重,就很难冀望全体警员把防治罪案当作人生与事业目标。同时,大马皇家警察部队如果继续成为政府的政治臂膀,也很难专心防止罪案。 欺善怕恶、趋吉避凶是人之常情,警察也是人。贪腐问题严重的迹象,可从 《皇家警察运作及管理提升特别委员会报告书》指大城市的反风化组(D7)职位因为“油水”很多而需要投标看出。 结果,我们从报章上认识的警察部队,似乎把妓女当作国家首号治安公敌处理。至于捉贼捉匪这等危险的事,既然别人捞油水,我不贪污已经很好,别的不必太“拼命”。士气不高、社会不信任和目标不清楚的警察部队,要如何防治罪案? 特委会针对警察部队涉及贪污、滥权、不尊重人权等等问题,作出了非常详尽的讨论和分析,也提出了125项大大小小的建议。按委员会的日程表,其中的99项建议应该在2006年5月前落实。然而,我们仍在痴痴等待包括马华公会领袖在内的政府推行警务改革,尤其是落实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外在监察系统—警察投诉及违例行为独立委员会 (IPCMC) 的建议。 同时,警察部队身负太多责任,有着太多沉重的包袱,占用太多本来可以到街道上巡逻的警员。按特委会 报告书,只有三成的警员负责防治罪案,其他的多数都是从事文书工作,也有镇暴队、政治部、野战部队等等政治性单位。这种不务正业的结构性问题,只有政府拿出诚意才能改革。 第二,地方政府必须对罪案高企承担政治责任,但因为不是民选所以没有负责任的必要。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黄家定于2006年2月25日指出,全国144个地方政府当中,有12个达成《安全城市》计划的23项要求中的一半项目(编按:2009年已将23项项目浓缩为15项)。这些项目包括分开汽车和行人走道、清理隐秘的地方、确保路灯照明等等。也就是说,只有百分之十的地方政府符合部分的安全城市标准,其他的呢? 黄家定指出,地方政府是自主单位,联邦政府不能惩罚没有遵照安全城市标准的市议会或市政府,点出了有权无责的核心问题。 地方政府对治安问题漠不关心,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地方政府没有民选制度。在其他国家,如此严重的犯罪率,吉隆坡市长早就因此被赶下台。 尽管我国市政单位不象其他城市般掌控市警单位执行防治罪案政策,但每个地方政府底下仍有执法人员可以扮演维持治安和巡逻市区的市警角色。以吉隆坡市政府为例,属下执法人员超过1500人,汽车、大马力快速电单车、载客罗里、客货车数以百计,完全就是一个小警队的编制。 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利建业遇害和其他许许多多人士遇劫的地点进行巡逻。市政府的执法人员领着你我的税金,以异常高的效率向非法停车车主发传票(但从来不必对停车位不足、公共交通系统失灵负责任)、或者检举非法小贩把他们卖的食物等没收转手。 两年前,我陪同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向一位在十五碑遇害的女生致最后敬礼、记得柔佛有个南洋商报的女书记也这样结束了生命、还有很多很多…… 警察不务正业、地方政府有权无责,国家保障社会治安换取统治权和税金的“社会契约”失效了,你怎么不生气呢?   <东笔记>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人类社会最初之所以需要国家机关(state),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人与人之间就只能按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运作,然而,个人的生命损失和不确定性,要比把某些权利付托政府来得高。   <东新闻> 〈拉曼生遭匪砍死:断气前致电家人说不幸〉、〈利建业遭劫杀相隔5分钟:又一拉曼生被劫砍伤〉,《星洲日报》,31/7/2006。 2006年7月31日,拉曼生利建业在文良港岭遭掠杀当场毙命。案发数分钟后,又有一名拉曼生彭家威在不远处遭抢匪砍伤。拉曼学院附近一带经常成为掠匪目标,此起事件无疑成为民众与学院师生公愤的引爆点,更突显出国家机关对于社会治安问题的无力。   <东字典>      《安全城市》计划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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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改革一小步

《南洋商报》 收录在《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第四辑〈制度改革〉 (第197-199页)   首相阿都拉于2005年1月24日晚宣布政府将立法设立永久性的独立警察投诉及不当行为委员会(IPCMC),直接接受公众针对警方的投诉。 律政司署刻在研究法律细节,以落实这项由“提升大马皇家警察运作与管理皇家委员会”和裸蹲案、调查报告书两度提出的建议。 阿都拉同时也宣布,警方立即执行裸蹲调查委员会关于搜身的建议。另外,阿都拉表示已经审查去年5月16日公布的皇家委员会125项建议当中的80%,并且已经实行其中的25%。 成立独立投诉委员会可说是阿都拉上台两年余以来,最重要的制度改革动作。从较为严格的标准而言,打着改革旗号获得选民大力委托的阿都拉,两年只有一项制度改革未免步伐缓慢。然而,比较宽容的标准,则指强人时代结束,新首相需要时间稳住阵脚谋定而后动。 警方执掌“合法暴力”的无限权力,需要全面的监督权,而且任何单位的内部审查,往往都在官官相护的情况下失去效应,因此成立独立于警察系统的投诉委员会是减少警察滥权和贪污的重要制度设置。 阿都拉于2003年10月31日出任我国第五任首相,并于是年年杪宣布政府成立皇家委员会的意图,委员会名单于2004年2月初公布,2005年4月杪完成任务,5月16日公布报告书。 犹记得报告书公布最初的几天,各大媒体竞相大幅报道,积极欢迎委员会的各项建议。没几天热闹的氛围却突然沉寂。阿都拉公布成立他本身主持的特别小组,成员包括公共服务局、财政部、律政司署和国安部的官员。而副首相纳吉则宣布政府将落实皇家委员会关于警方硬体设备提升的建议,却不提有关人权、反贪、减低罪案的建议。 尽管阿都拉在安排首个委员会时,照顾警方的感受,委任曾经担任总警长19年、并在警界备受尊重的敦韩聂夫为副主席,并要求委员会研拟改善警方福利和设备的建议,但是委员会最终非常全面和广泛的改革建议,据说引起警方的反弹。警方的不满与内阁同僚不热衷,导致报告书被冷藏。 半年之后的11月24日,士布爹区国会议员郭素沁在国会走廊播放裸蹲短篇,掀起千层浪。警察滥权的问题再度成为重要的政治议程。阿都拉从最初在马尔他召开记者会指示彻查,到抵国后在机场召见总警长巴吉利等人,然后在警方显然不满的情况下宣布成立第二个皇家调查委员会,有效利用是次风波确立“警方无法有效调查本身滥权行为”的原则,为独立投诉委员会的成立铺路。 其实,第一个委员会已经针对警察扣留所的人权问题做出详尽的分析和建议;当人们发现第二个委员会的成员是前者的“迷你版”(从原先的17人筛选其中4名委员和一名秘书),很大程度上已经知道委员会如何看待裸蹲议题。日前公布的报告书证实同一批委员只会强化原先的论点,而不会出现意见大转弯的情况。 首相阿都拉趁着报告书向公众公布之际,成立独立投诉委员会,重新开启看似荒废的警政改革议程,是漫长制度改革路的一小步,值得高兴,但需要耕耘的实在还有太多太多。 值得注意的是,阿都拉的宣布,是警政改革部际特别小组会议的决策,而非内阁的决定。既然内阁已经付托特别小组处理125项建议的落实,这个宣布看起来并没什么不妥。只是,如此重大的决定完全没有经过内阁会议复核,多少反映阿都拉的改革议程在内阁同僚当中不见得受落而被迫避开内阁直接作决定。 显然的,未来的任何一项制度改革,阿都拉都需要更大的政治意愿面对来自内部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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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改革需要全民参与

《东方日报》,2005年5月27日 收录在《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第四辑〈制度改革〉 (第192-196页)   提升大马皇家警察运作与管理皇家委员会报告书,于上周5月16日公布至今,政治风向球有些变化。 本来热烘烘的全方位改革建议,变成专注在警察设备、房屋、人力和训练问题打转,以及关注拥有3400万元资产警官的个案,忽视报告书提出的制度性改革议程。推动警务改革的再走下去,最需要的是民意参与和压力。 本栏上周一文《警务报告书的政治导读》(2005/5/20)提到,“政府对报告书的正式立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首相阿都拉个人的政治选择。从各种迹象看来,阿都拉政府最终全面采纳皇家委员会合共125项建议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笔者当时引述的“证据”,包括《星报》和《新海峡时报》于5月18日,借用“马来西亚人的民意”为名,认为报告书建议应尽速全面落实。我说,“上述媒体除了反映民意,也经常反映‘上意’,这次应该也不例外。” 没料到,《新海峡时报》5月19日的社论竟然是这样写的,“期望(政府)全面接受所有125项建议,或者期望快速实行,是不切实际的”。 过去,每当反对党或非政府组织提出贪污或警察暴力的个案时,当局最惯用的答复是:“拿出证据来。”皇家委员会报告书最大的贡献,赋于这些众所周知的问题“皇家的关注”。 意外的是,《新海峡时报》竟说,“尽管不单只皇家委员会,还有全体马来西亚人,都在听到高阶警官贪污的故事而感到不安,在证据确实以前,将这些指控当作是真象,是不智的。”似乎我们又走回老路了。 对于委员会要警方消除“免除刑罚的文化”(culture of impunity),以及成立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等等制度性改革建议,《新海峡时报》社论的看法是,“至少”报告书的每一条贪污指控,都应该受到调查,包括拥有3400万元资产警官的个案。 说实在的,皇家委员会提及的各项贪污个案,如果获得调查和惩治,当然也是好事一桩。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报告书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些个案本身,而是如何在制度上防范贪污,以避免未来更多的贪污个案。 报告书的十大防范贪污建议包括:一、将反贪污作为警队的三大优先改革项目,其他两项为全面向罪案宣战和尊重人权;二、实行主动出击的反贪策略;三、鼓励诚信文化的教育课程;四、恢复警察纪律局的反贪机制;五、设立稽查单位;六、实行定期调职和任期限制;七、修改相关法律和规章;八、和其他执法单位采取联合行动,尤其针对有组织犯罪;九、改进和积极实行资产呈报要求;十、改革征收罚款方式。 可惜的是,过去一周对报告书的讨论,就按照《新海峡时报》的剧本,专注在警察设备、房屋、人力和训练问题,以及反贪污局对个别个案的调查。其中,副首相纳吉宣布内阁决定优先处理警员配备与房屋问题。 看来为了照顾警方的感受,《新海峡时报》(22/5/2005)总编辑卡里姆拉(Kalimullah Hassan)更大谈数十年来在执勤时牺牲的警察人员。他的副手Brendan Pereira则说到,“上台18个月,首相和其他政府高层理解到的政治现实是,改变和改革只有从首席执行员至最低层的清洁工人都接受才行。” 我们都清楚,任何改革必将影响既得利益者。 报告书说得好“反贪污要成功需靠很多因素。首先,政府必须显现强力和不妥协的政治意愿,而社会各个领域必须承诺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拒绝所有形式的贪污。” 任何改革都需要政治领袖的政治勇气和意愿。“金饭碗”受影响的既得利益者是不会接受改革的。他们不但不会接受改革,而且由于担心改革最终会导致他们成为阶下囚,可能会组织各种力量反扑。 值得一提的是,要反扑的既得利益者不只在警察部队,因为贪污的问题不限于是警察而已。报告书清楚说到,“反贪污的行动不能只是针对警察而已。。。政府应该通过本报告书提供的机会,向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采取全面和有效的反贪污战争。” 我到目前为止,仍然相信全面的警务改革,对首相阿都拉的民意和历史地位,有着积极的作用。也因此仍然相信,他将会推行报告书的建议。 但是,政治精英很多时候是受民意左右的动物。皇家委员会在这方面“心水很清”,“香港1970年代成功反贪,主要民众向殖民地政府施与强大压力,要求中止已经影响治安状况的警察制度性贪污。” 唯有民间积极参与讨论报告书,并且不断争取当局实行所有125项建议,否则要等到“从首席执行员到清洁工人”都接受改革时,马来西亚的治安状况可能已经恶劣到无法想象的程度。 让我在这里说个故事。笔者在报告书公开发布当天,代表国会议员索取报告书,发现原来国会议员必须等到6月20日下季会议召开时,方可收到报告书。若现在要阅读,就得和其他人一样付出百元购买报告。我为此和委员会副秘书在电话争执。我说任何认真问政的国会议员都需要立即阅读报告,何必等到6月下旬。她则答道,政府为了这个委员会投下很多经费,现在发售报告书,“回收一些成本”。听后既生气又好笑。 要全民参与,报告书首先就得全面发布。作为公共文件,本来就应该人人都可轻易获得,最好的办法是全部以pdf文件档上网,既不费印刷成本,又能广为流传。   <东新闻> “True Blue Change: Malaysians want Govt to enforce measure to improve police forc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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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海啸

马来西亚在众说纷纭中,度过5月5日大选迄今的三周。政治上,格局决定结局,定调也将决定后续的行动乃至结果。 以后,若回过头来审视这段历史,大概会认为巫统和首相纳吉错过了超越现有格局的契机。纳吉从选后跟随前锋报的 “华人海啸论”定调,让巫统延续自2005年7月以来挽救政权的路线,而没有回到政治中间的场域。 从已知的选举详细数据看来,民联赢得大部分的城市选区,也赢得包括马来人在内的多数的首投族、次投族(第二次投票的人);民联比较受到男性选民的欢迎,也获得中产阶级以上的群体较强的支持;同时在半岛获得强大的支持。 简单来说,除了族群(华裔和印裔多数支持民联,巫裔支持国阵的稍微过半),至少可以从城乡(城市民联包办、乡区国阵赢)、阶级(中产以上支持民联,中下阶层支持国阵)、性别(男性支持民联多,女性支持国阵多)、世代(年轻的支持民联,年长的支持国阵)、地理(东西马)等角度检视第十三届大选。 这些不同的因素,背后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资讯的传播。城市选民比乡村选民接受到更多的资讯、中上阶层接触更多的讯息、马来乡区男性出席在野党讲座比马来女性多,年轻的、西马的选民也可依此类推。这也许就是内政部充公火箭报、公正党党报和哈拉卡的原因。 除了想在面子书时代封锁资讯之外,巫统在处理2013年大选,与2008年的处理有太多相似的情况。选完之后先怪华裔与印裔选民,然后委了个半咸不淡的内阁,以更大的幅度从种族主义的角度出发,强调马来人主权。 巫统应该回到2005年7月希山慕丁举剑的那一个巫统大会去寻找答案。巫统从那一刻起的逆转,并没有为巫统增加选票,反而失掉大部分非马来人选民。走下去,巫统领袖以马来人之名寻租、收刮,只有继续让更多马来选票流失。 巫统肯定担忧那51%投给民联的国人。只是,大逮捕、没收党报、强硬姿态,都只有让巫统更不得民心。 因此,不管怎样看,逃不掉的事实是,民联获得比国阵更高的总选票。巫统的谋士和领袖如果无法认清国阵的总体民意支持低过民联的事实,还继续以一党制国家的姿态与思维治国,最终只有把社会推向与巫统对决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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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报告书的政治导读

  《东方日报》,2005年5月19日 收录在《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第四辑〈制度改革〉 (第187-191页)   提升大马皇家警察运作与管理皇家委员会总数600余页的报告书于本周一(5月16日)公布与公开发售。国内外媒体铺天盖地式报道,显见警务改革是我们社会非常关心的议题。 此报告堪称我国史上最为详尽的皇家委员会报告书,翻阅每一页都可看出委员们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诚意,深值赞誉。 报告书精彩之处,从媒体煽情的角度,这是好新闻,也证实了人们过去相信警方贪污严重的想法,如关于拥有3千400万财产的警官;从人权工作者的角度,委员会坚信维护人权应该是警察部队的核心任务,在“亚洲价值观”横行的年代是难以想象的;从警方高层眼中,报告书清楚列明警方面对累积已久的种种问题和解决方案,若能解决毕竟也是可喜可贺的。 由于内容涵盖面广泛全面,报告书的奥妙是,到目前为止,站在不同岗位的相关人士似乎可以“各取所需”。报告书有10项核心策略,5项涉及人权、反贪、专业素质的要求(第7章全国反罪案、第8章提升调查制度、第9章反贪、第10章人权、第11章妇孺权利);另5项则涉及现代化警队的设备、资源和薪俸等(第6章角色、功能和组织、第12章薪俸、第13章人力资源、第14章设备与后勤、第15章警局与警员房屋。) 有趣的是,总警长巴吉里认为报告书“公平和平衡”,呼吁政府接受提升警队人力资源、训练、后勤及房屋的建议。“至于其他的建议,由于涉及长期规划、财政考量及修改法律,需要相关中央政府机构研究。”副首相纳吉表示暂时不会透露政府将接受委员会125项建议当中的哪些,不过却也指出政府将研究迅速实行关于提升警队能力的建议,“包括增加巡逻车、通讯设备和宿舍的数量,与提升警局的设备。” 任何国家的警务改革都非易事。韦伯将“国家”定义为垄断行使合法暴力权力的单位。警察和武装部队可谓支撑国家机关的樑柱。对于修改内部安全法令第73条(警察扣留期从60日减至30日)和多项违反人权法令的建议,是“不汤不水”的。尽管如此,上述法令若能修订,仍是人权事业的一大进步。问题在于希望维持强大垄断性合法暴力“配备”的部分政府高层不一定认同。 其次,委员会要警方改变观念,从“武装部队”(force)改为“民事服务”(service),对于习惯握有无限权力、缺乏监督的警方,肯定不是容易接受的事情,所以才有认为提升设备比修改法令更为容易的说法。 其实,修改违反人权法令需要的先决条件只有一项:政治意愿。只要有意愿,下个月的国会会议就可以制定新法和修改法律。反而是设备的提升,需要长时间及大量的财政拨款和资源安排。 皇家委员会报告书的方向包含两个环节(即加强人权反贪与增强警队资源)。两者必须相辅相成。此外,当局若要警方接受前者的大义,就必须以后者“利诱”。就如委员会主席是以改良派著称的前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再丁,副主席则是警队仍受尊重、担任总警长19年的韩尼夫。然而,如果最终只落实和警队资源分配相关的建议、忽视人权反贪改革,肯定无以改善警方的整体表现。 政府对报告书的正式立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首相阿都拉个人的政治选择。从各种迹象看来,阿都拉政府最终全面采纳皇家委员会合共125项建议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首先,报告书对警方大胆批评,其实是选择委员人选时就如数学公式般设定好的。如果政府不想有太多深入的批评,就不会选择被视为反对派的前联邦法院院长暨回教党丁州前行政议员敦沙列、女权运动领袖Ivy Josiah或前律师公会主席Kuthubul Zaman Bukhari,又或者前透明国际(TI)马来西亚分会主席东姑阿兹为委员。全面改革警队是阿都拉的意愿。 第二,内阁决定完整公开报告书,包括公开委员会建议的日程表(125项建议当中99项必须在2006年5月前落实)以及独立投诉委员会的65页法案草案,显见阿都拉政府准备接受公众以报告书日程表审视政府回应的进度。 第三,《星报》和《新海峡时报》于5月18日的头条新闻,非常相似,相似得令人惊叹。两者都因“马来西亚人的民意”之名,指“他们说,如果政府不实行这些重整公共对警察信心的必要措施,委员会的努力将是白费的。”(《新海峡时报》)“很多受访的读者呼吁全面落实委员会的建议。”上述媒体除了反映民意,也经常反映“上意”,这次应该也不例外。 第四,首相阿都拉月初在牛津剑桥协会演讲,表示清楚了解民间对他的期待和对改革渐渐失去的耐性。按默迪卡民调中心的民调,治安和经济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事情,治安在有些时候比经济受到更大的关注。同时,民间很多时候是从交通警察收取贿赂判断政府贪污的程度。 警务改革是阿都拉上台最初的政纲,如果皇家委员会报告书的建议可以一一落实,阿都拉必将名留青史。     <东字典> 垄断合法暴力 韦伯(Max Weber)在一篇名为《政治作为一种志业》(Politik als Beruf) 论文中,定义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可学的重要基础,深刻地影响了政治学和社会学。   <东书馆>  厚达634页的《皇家警察报告书》,详细列出特委会对于警务改革的125项建议,可说是阿都拉任位首相时最重要的改革指标之一。尽管部分内容验证了坊间对于警察的刻板印象,以及重申民众的长盼期待,但在“亚洲价值观”横行的年代下,这份官方报告书得以出台,引起了各媒体和人民的关注。特委会要求修改多项违反人权的相关法令,挑战政府改革的政治意愿;另期待警方改变对权力关系的固有思维,转向民事服务而非武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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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子、印裔与小龙女:警察的侧描

初登于 <东方日报>,2005年11月16日 收录在《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第四辑〈制度改革〉 (第182-186页)   先说一段个人莫名其妙被警察抓的经历。发生在1999年11月17日,国会解散了一个星期、提名日前三天。当时,我为丘光耀先生助选。他因和歌星关德辉是老友,请了后者为民主行动党开个助选演唱会。随着助选团到吉隆坡市区星马购物中心一带派传单。 突然有个鞋匠问我“mana IC?” “烈火莫熄”期间,学生运动参与者间接或直接多少都听过“人民之声”(Suaram)关于警察暴力和逮捕程序的讲解。我反问“鞋匠”,你有证件证明是警察吗?他给我看警察证,我出示身份证,接着收回钱包里。尔后,他说要抄下身份证号码,我就说“我也要抄下你的警察证号码”。 那家伙二话不说把手铐铐了下来,我被带上一辆黑色的残旧客货车,前往吉隆坡市警总部第8楼刑事调查组,罪状是“妨碍警察工作”或粤语港剧熟悉的“阻差办公”。 车上的一名便衣说,“我们将扣留你14天。”上到8楼,我请他们联络丘光耀,警官发现不对劲,立刻解下手铐,很客气的向我解释说,“你很瘦、看起来像白粉仔”。仿佛,瘦就足以构成抓人的理由。 哗FM关台前《下班红绿灯》其中一集,李晓蕙和《独立新闻在线》的陈慧思谈警察扣留期间死亡的课题,叩应的听众至少有两名曾因为“太瘦”而被警方扣留、挨拳挨掌。和友人谈起,原来我熟悉的朋友当中,竟然也有两位曾经纯粹因为是瘦子而被扣留。 可以这么说,警方在采取检举行动是抱持着“瘦子=吸毒者=罪犯”的公式。有数据指40%的吸毒者涉及轻微罪案,这也许是事实,但当中的社会成因和贫富阶级问题,值得容后深入探讨分析。就算四成吸毒者涉及轻微罪案,不等于其他六成就是罪犯,而瘦子就是罪犯的作业公式更是荒谬荒唐。 单纯根据某种外貌特征决定检举对象的做法,称为“侧描”(profiling),当中又以“种族貌相判定”(racial profiling)最为严重。 “侧描”的说法,源自于美国人权组织指控高速公路警察倾向于检查和扣留“DWB—driving while black”(黑人驾驶者)。警察的做法建基于他们相信黑人比较可能犯罪。美国各地警察的“侧描”还包括检举西班牙语系人口。 这其实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911事件以后,各国机场看到长满胡子的人特别小心、看到伊斯兰姓名就是潜在恐怖分子。首相阿都拉以副首相身份出访美国时就曾被要求解下裤带鞋子。只是在一片恐惧中,很多人忘记了如果恐怖分子真要出动袭击,他们的装扮就不会“符合”警政单位设下的类型。就如参与911事件的恐怖分子大都不蓄胡子。 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出,“侧描”往往是“主流族群”占多数的警方,针对少数族群和弱势团体进行标签和检举。马来西亚的经验也是如此。 我们的社会向来肤色、种族、宗教楚河汉界分得清清楚楚,连政策也是以貌取人的。警方几年前命名“乌鸦行动”纯粹按肤色扫荡市区黑人是国际间种族歧视的严重恶例。试想,假如澳洲警察把所有黄种外国人都扫进警局,马来西亚政府和公众会如何谴责该国? 此外,人口占8%的印裔,涉及15%的少年不良行为、40%的暴力罪案、50%的监狱囚犯,除了贫富差距的经济问题外,不能排除当局“侧描”盯紧印裔的可能性。 美国学者David A. Harris在《不公正的侧描:种族貌相判定何以行不通?》(Profiles in Injustice: Why Racial Profiling Cannot Work) 一书中指出,警察在黑人的车上找到毒品或带到嫌犯的机率,和白人一样或更低,而在西班牙语系人口的汽车发现毒品或嫌犯的比率就更低。根据种族身份、特征作为判断罪犯的标准,是行不通的。哈里斯认为,实际观察检举对象的行为,才是警方侦案的正途。 日前数名远嫁马来西亚的中国籍女性,被八打灵再也警区的警察在路障检举时,怀疑使用伪造护照而被扣留凌辱数日,成为报章头条新闻。 案件当中涉及贪污、滥权、性骚扰等等指控,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警方和移民厅“侧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当局几乎是假设凡单身的中国籍女性就是卖淫的人肉,而被逮捕以后,则又被当作可以非礼和“占便宜”的对象。(关于中国籍女性在扣留所被骚扰和“性贪污”的议题,今年5月公布的《警察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纪录了相关个案。) 我们在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政治时,除了要求母语教育权、废除30%股权等等,也要根除社会和政府的“侧描”。当中又以警方的种族貌相判定作业最为严重。   <东字典> “侧描”(profiling),是指执法单位根据一个人的外貌特征作为主要因素,来决定是否检举的争议做法;其中以“种族貌相判定”(racial profiling)最为严重,因这做法可能构成种族歧视。   警方的种族貌相判定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 Driving While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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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登控股小股东必须警惕资产拆售活动

民主行动党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明吉摩区州议员陈泓宾,和柔佛再也州议员廖彩彤于2013年5月27日发出联合文告: 马登控股有限公司持股人必须对马华暗地里进行的资产拆售活动有所警惕,以免成为牺牲品 马华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即他们是否在拆售资产,典当马华普通党员和其朋友的血汗钱来拯救政治精英和朋党的财政困境。 2012年11月19日,马华持股拥有的马登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将倒置收购实科工业(SCOPE)公司,但仔细的审查发现该收购案只利惠实科工业,而马登控股的股东,即大部分是柔佛马华党员的小股东则不会获得很好的收益。 1981年,在柔佛州马华登高一呼的情况下,有1万9984名马华党员和他们的朋友掏出自己的血汗钱高价入股马登控股。当他们在购买马登股份时,这些马华党员受指示签下一份已拟妥的表格,指自己愿意提供特定数额的无息贷款给柔佛州马华区会。[1] 究其实,这些柔佛州马华党员提供的“无息贷款”,让马登控股得以集资5000万令吉。迄今,马华到底有否为这笔“无息贷款”偿还一分钱也是一个谜。 许多股东持有马登控股的股票已有30年,现在才得知某方在企图侵蚀他们的利益。更糟糕的是,许多小股东若要阻止倒置收购,将面对重重困难,因为马登控股公司的最大股东,即也是马华投资臂膀的华仁控股将会从中作梗。 华仁持有马登控股的10.72%股权,相对于股份分散的小股东,华仁掌握着主导权。小股东面对的另一个劣势是不谙英文,无法了解即将在5月31日召开的特大会议通告,且预料倒置收购案将获得通过。 这就是马华如何对待中坚支持者的方式么? 马登控股前首席财务官王芳南向我们揭示了,该倒置收购案会如何损害股东的3种模式。 第一,在该交易中,马登的重要资产严重被低估,包括一片位于主要公路旁,面积1105.50公顷的油棕园,且其是永久地契。其估价为1亿700万令吉,或每公顷为3万9630令吉,以此价格非常容易在半岛找到买家。 以如此优惠的价格收购该棕油园,实科工业获得的暴利着实令人诈舌,特别是类似土地在全球已买少见少,而据报道大马只剩下80万公顷适合种植油棕的土地。据悉,大马在2015年或2016年,将面对油棕院土地不足的窘境。 马登少数股东在一份志期2013年4月20日的新闻稿揭露了以下事情: (i)   马登控股董事局要脱手的土地资产和现金的估价为1亿4500万令吉。这是非常低的估价,而董事局的行为完全违背了股东们所委托的责任。 (ii)  1亿4500万令吉是包括马登控股持有的现金。迄今,马登控股手头上持有超过2500万令吉现金金额,这意味着土地资产被董事局以1亿2000万令吉价格脱手。根据Henry Butcher于2012年7月所做的评估,估计土地资产的价格为1亿6800万令吉,与董事局的估价相差4800万令吉。如果计入2500万令吉现金,那相差的数额是7300万令吉。 第二,倒置收购协议提出马登以现金2500万令吉交换实科工业的股份。由于马登与实科之间的价值差异,这样的交换不仅不平等,而且看起来就像马登的钱(这些都是马华党员的血汗钱)被吸纳,交换的却是价值较低的实科股份。 马登少数股东于2013年4月20日发出的文告也揭露: 实科工业有限公司的股票价值   Scope’s audited FYE 30 June 2012   Matang’s audited FYE 30 June 2012   每股收益 0.21 仙   4.3 仙 净资产值     12 仙 118.9仙 实科用来与马登股份进行交换的25仙股份价值,实为市盈率的119.0倍。这价格完全无法被支撑,已被严重高估。一个较浅白易懂的讲法是,投资者若以目前的赚幅来计算,他需要119年才能回本。 由于其净资产只有12仙,因此把股票价值定在25仙,是不合理的。这是其账面价值的2.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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