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背后

政治领袖都是凡人，他们代表大众做决策时，会受到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经验、阅读和知识的积累、周边顾问的看法、与媒体和公众的互动等影响。有时候，政治领袖本身都不知道他们做出某个决定背后的社会集体意识的影响。

首相纳吉日前在首相署常月集会上要求公务员协助政府纠正民间对政府的“印象”，言下之意，国阵在大选时选票跌破半数，不是因为实质政策不好，而是“印象”（perception)的问题。

纳吉的判断－即国阵没问题，只是政府没有处理好“印象”问题－决定了后续的政策方向。

新任总警长上任后其中一项宣布，是警察部队将设立“防范治安单位”，协助警方与民间建立更好的关系，以教育人民防范罪案。在2013年预算案里，警察部队60余亿令吉的预算案当中，有近3亿令吉是拿来“改善印象”，仿佛罪案多只是反对党和民间无中生有的说法。

自纳吉2009年4月上台以来，大多新增的项目，例如大量聘用外国公关公司，以及PEMANDU底下的各项关键表现指数和关键领域，都是应对民调而设。事实上，2013年大选已经说明，大部分的选民没有感受到真实的改革。

每天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罪案，是长久以来只解决“印象”问题而不做实质改革的恶果。

也在日前，国际巨星杨紫琼受委一个大马青年导师，按她的说法，主要负责提高民众尤其是女性对于罪案的防范，以及对于交通意外的防范。

从这样的脉络理解，罪案在执政党的角度是，公民个人的责任－都是女性没有管好自己的钱包所以被攫夺。

交通意外也是完全从个人责任角度出发。例如，交通警察多年来的佳节防范意外的行动，都统称为“Ops Sikap”（态度行动）。简单来说，就是假设意外都是因为交通使用者的态度有问题。

政府／国家机关的责任在这样的个人责任论当中获得开脱。罪案多，与社会贫富差距大、朋党垄断经济、经济低迷都有关系，也与警察不务正业忙着搞政治也有关联。

交通意外最大的原因是一半的人口没有足够的收入拥车而被迫使用电单车，公共交通整体而言可说几乎不存在，电单车的车祸机率比汽车高出三倍以上，才是马来西亚车祸人均死亡率冠全球的原因。

马来西亚的公共政策需要朝野的政策辩论，再多几个巨星来当导师，也没有办法引领一个以为一切都只是“印象”管理问题的政府为老百姓做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