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左政治的复兴

central left politics

刘镇东和黄基明

当今的世界,尤其在亚洲,迫切需要一套全面的中间偏左的论述。 

最近在澳大利亚和德国刚举行的选举结果,正如在日本、韩国、台湾和马来西亚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举行的选举一样,除了各国本土的特殊性之外,右翼政党的竞选手法都极为相似。

首先,右翼剽窃了那些表面上左倾的对手的民粹主义论述;其次,再将之结合以对右翼政党有利的民族主义狂热,满足了这危机和动荡时代的选民需求。

即便在德国,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也战略性地向左转,以迎合民众对资本家的越发不满,如此一来,她抢尽了社会民主党的风头。

姑且不论各别国家的本土因素,在如今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时刻,理应代表社会经济底层的左翼政党却该赢不赢,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或许,真正的挑战正是在于,今天的中左民主社会主义总体上已经缺乏了活力的论述。

在亚洲,因为反共的历史,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都被跟共产党扯在一起,而这种混为一谈是相当讽刺的​​。两者基本上是彼此敌对者,但是两者都在冷战高峰期,在亚洲被当作同一类政治意识形态,或者说都被当作共产党,而被残暴地消音了。到了今天,在许多亚洲社会包括台湾、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任何左倾政党都还是受到社会大众质疑的。

在欧洲方面,共产党最有力的对手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而并非右翼政党。社会民主运动接受议会程序之后,为争取和平胜利酌留余地。

但是,由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向右拐,新自由主义者已经通过了减税、创造逃税天堂以及私有化政府职能的宏观经济议程,从而削弱了国家重新分配财富和机会的能力。

与此同时,布莱尔取经于霍克和基廷( 1983-1996年)的澳大利亚工党政权而构建了新工党。到目前为止,所有跟右翼趋于一致的社会民主党派,皆把“经济理性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奉为金科玉律。

随着苏联及其附庸国的崩溃 – 最显著的记忆乃是柏林围墙被推倒 ,新自由主义再没受到任何意识形态的挑战,无怪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此断言为“历史的终结” 。

然而,在迎接所谓“美丽新世界”的到来之际,对“稳定工作”、“体面工资”和“社会福利”的追求很快变成旧思想。 “全球化”时代的驾临,意味着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在四面八方寻觅工作,导致竞相杀价的工资水平,而资本家也逃离高税国,寻找“税收假期” 甚至逃避天堂。

 

从本质上而言,左翼和右翼的主流政党的经济纲领,在实质性问题甚至体现价值方面,不再存有差异。

因此,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而左翼政党理当有很好的表现之际,所有的右翼政党所要做的,只是复制对手的较好的政策,以提高选民的支持率。

右翼之所以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得手,是因为今天几乎没有一致的中左论述,提供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问题有全面了解,同时基于有关分析寻求解决方案。

随着共产主义垮台,“由社会所生产财富和机会,需由国家进行再分配”的想法逐渐被遗忘。接踵而至的,是1990年代以后世界各地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这不仅威胁到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稳定,财富积聚在逐渐膨胀的一小撮超级富豪手中,在总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几乎大肆把社会的消费能力吸走。

 

在许多方面,我们回到了20世纪初- 那社会动荡威胁会导致资本主义被摧毁的年月。拯救整个情况的,正是改良主义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社会民主党。

然而,鉴于没有共产主义的虎视眈眈,右翼政府不再感觉对于社会民主政策的需要,而沉溺于国内生产总值无限提高,盲目地相信不断生产将带来滴流效应。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预示着一个道理,即:不管有没有滴流效应,但是财富被积累到一小撮富豪裕家庭或个人的投资户头,其增长肯定比前者来得快。

当左翼在议会与右翼在议会抗争时,两者的不同价值观被简化成“正义”和“自由”。随着柏林围墙倒塌,小数人的自由(经济新自由主义)变成主流想法,而正义观也从日常思维消失了。

有鉴于此,为了世界各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正义”和“自由”必须取得新的平衡。换句话说,社会民主主义有待复兴。

而且在亚洲,右翼的意识形态对手不能单靠零星的民粹主义来取胜,它们需要一致的中间偏左政策平台,平衡正义与自由,并寻求在实践中将之整合。

刘镇东是居銮区国会议员、黄基明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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