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左政治的复兴

刘镇东和黄基明

当今的世界，尤其在亚洲，迫切需要一套全面的中间偏左的论述。 

最近在澳大利亚和德国刚举行的选举结果，正如在日本、韩国、台湾和马来西亚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举行的选举一样，除了各国本土的特殊性之外，右翼政党的竞选手法都极为相似。

首先，右翼剽窃了那些表面上左倾的对手的民粹主义论述；其次，再将之结合以对右翼政党有利的民族主义狂热，满足了这危机和动荡时代的选民需求。

即便在德国，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也战略性地向左转，以迎合民众对资本家的越发不满，如此一来，她抢尽了社会民主党的风头。

姑且不论各别国家的本土因素，在如今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时刻，理应代表社会经济底层的左翼政党却该赢不赢，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或许，真正的挑战正是在于，今天的中左民主社会主义总体上已经缺乏了活力的论述。

在亚洲，因为反共的历史，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都被跟共产党扯在一起，而这种混为一谈是相当讽刺的​​。两者基本上是彼此敌对者，但是两者都在冷战高峰期，在亚洲被当作同一类政治意识形态，或者说都被当作共产党，而被残暴地消音了。到了今天，在许多亚洲社会包括台湾、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任何左倾政党都还是受到社会大众质疑的。

在欧洲方面，共产党最有力的对手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而并非右翼政党。社会民主运动接受议会程序之后，为争取和平胜利酌留余地。

但是，由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向右拐，新自由主义者已经通过了减税、创造逃税天堂以及私有化政府职能的宏观经济议程，从而削弱了国家重新分配财富和机会的能力。

与此同时，布莱尔取经于霍克和基廷（ 1983-1996年）的澳大利亚工党政权而构建了新工党。到目前为止，所有跟右翼趋于一致的社会民主党派，皆把“经济理性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奉为金科玉律。

随着苏联及其附庸国的崩溃 – 最显著的记忆乃是柏林围墙被推倒 ，新自由主义再没受到任何意识形态的挑战，无怪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此断言为“历史的终结” 。

然而，在迎接所谓“美丽新世界”的到来之际，对“稳定工作”、“体面工资”和“社会福利”的追求很快变成旧思想。 “全球化”时代的驾临，意味着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在四面八方寻觅工作，导致竞相杀价的工资水平，而资本家也逃离高税国，寻找“税收假期” 甚至逃避天堂。

从本质上而言，左翼和右翼的主流政党的经济纲领，在实质性问题甚至体现价值方面，不再存有差异。

因此，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而左翼政党理当有很好的表现之际，所有的右翼政党所要做的，只是复制对手的较好的政策，以提高选民的支持率。

右翼之所以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得手，是因为今天几乎没有一致的中左论述，提供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问题有全面了解，同时基于有关分析寻求解决方案。

随着共产主义垮台，“由社会所生产财富和机会，需由国家进行再分配”的想法逐渐被遗忘。接踵而至的，是1990年代以后世界各地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这不仅威胁到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稳定，财富积聚在逐渐膨胀的一小撮超级富豪手中，在总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几乎大肆把社会的消费能力吸走。

在许多方面，我们回到了20世纪初- 那社会动荡威胁会导致资本主义被摧毁的年月。拯救整个情况的，正是改良主义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社会民主党。

然而，鉴于没有共产主义的虎视眈眈，右翼政府不再感觉对于社会民主政策的需要，而沉溺于国内生产总值无限提高，盲目地相信不断生产将带来滴流效应。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预示着一个道理，即：不管有没有滴流效应，但是财富被积累到一小撮富豪裕家庭或个人的投资户头，其增长肯定比前者来得快。

当左翼在议会与右翼在议会抗争时，两者的不同价值观被简化成“正义”和“自由”。随着柏林围墙倒塌，小数人的自由（经济新自由主义）变成主流想法，而正义观也从日常思维消失了。

有鉴于此，为了世界各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正义”和“自由”必须取得新的平衡。换句话说，社会民主主义有待复兴。

而且在亚洲，右翼的意识形态对手不能单靠零星的民粹主义来取胜，它们需要一致的中间偏左政策平台，平衡正义与自由，并寻求在实践中将之整合。

刘镇东是居銮区国会议员、黄基明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