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力

处在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迅速改变，国内政治正等待新的可能出现的大时代，我们需要的是透过想象力，来找到政治和经济改变的可能性。而政治的民主化，必须包含经济民主化的议程。

然而，想象力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对历史、对他国的经验要有更深刻的理解，从中明白现实的马来西亚情况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我们可以一起重塑的个案。

自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推动新自由主义保守经济政策，支持国家退出市场、政府职能私营化的人，朗朗上口的说法叫“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我们别无选择！）。

在马来西亚这个政治上不曾经历政党轮替、经济上偏帮朋党和既得利益者的国度里，我们政治和经济领域最需要的是想象力。“TINA——别无选择”的说法，让人沮丧和失去斗志，是政治改革事业中的思维障碍。

今年是柏林围墙倒下的25周年。1989年的“苏东坡事件”（苏联周边卫星国民主改革，脱离共产党专政），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章。自二战以来形成的冷战，苏联与美国两强对立，然而这看似坚固的全球霸权，竟然在数个月之间就灰飞烟灭。

苏联与东欧解体以后对世界经济产生两个很大的影响。

第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有挑战者。当苏联和共产国家作为意识形态挑战者的年代，美国和非共国家为了维系资本主义制度的存活，都很重视贫富差距的问题，确保贫穷问题不被意识形态对手利用。例如，全世界土地改革推动得最有成就、最能带动经济增长的不是任何共产国家，而是在美国指示下进行土地改革的南韩和台湾。

因此在苏联解体，美国“无敌”以后，贫富差距在过去25年来不再被视为重要议题，直至晚近两年，贫富差距问题可能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存活，才重新回到主流论述的议事日程。
在资本主义“无敌”的日子里，国家唯一的经济职责是协助大财团增加财富。大财团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其实，“增长”成为盲目的教条：私有化、减税、国家缩编及福利制度瓦解等“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论述主宰了世界的公共舆论。

第二，东欧解体、1991年印度开放经济体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确立中国开放“向钱看”，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劳动力，乃至西方主要经济体的企业竞相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资，同时劳工移民的数量也异常庞大。于是1990年代短短数年间，参与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工人翻了一倍。

总的结果是，世界大部分的国家的工资在过去25年并没有显著的增加。

这两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驱使下带来的经济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总结：1%vs99％。全球都在面对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工资没有增加甚至每况愈下。

25年来的长期贫富差距，遇到自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短期震荡，是当下各国政治冲突的根源。长期的贫富差距、工资增长停顿，导致大部分的工人处在“手停口停”的边缘存活情况，任何的经济震荡，都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和伤害。

对于经济的想象有另一种可能吗？还是TINA——我们别无选择？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实说明了1989年东欧剧变以来的经济结构已经来到瓶颈。世界各国并没有在经济制度和经济哲学上有太多新的开拓。
意识形态教育的匮乏、缺乏替代政策的想象力，是世界各国左翼运动的困境，也是马来西亚在野运动即将面对的困顿。

台湾马英九政府签的服务贸易协定，或者马来西亚要参与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伙伴协定（TPPA），基本上是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出发的思维框架。国阵政府推动消费税立法，也同样是出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考量。

问题是，我们反对贸易协定和消费税之余，不只要反对，也要带动社会去想象没有贸易协定和消费税，如何让生活好一些，如何与整体的其他政策贯穿协调。

我们从阿拉伯之春和其他的民主运动学到的教训是，政治的民主化如果没有经济的民主化伴随而来，政治的民主成果将不能持久。

政治要有意识形态，旨在让人民过更好的日子。如果我们要马来西亚的未来可以持久改革、改革实质让小市民生活快乐的话，我们必须培养一代人的想象力。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局设立了两个平台，即：对内培训的“社会民主学院”和对外开放的“开放书院”，希望可以通过长期的培力课程，为结合政治民主化与经济民主化的新一代民主工作者做好准备。

政治教育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它是一项长期的思想建设工作，以应付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时局变化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