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ly 2014

过路费调涨严重打击往返新加坡工作国人

民主行动党柔佛州主席暨居銮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4年7月29日所发表的文告 根据报导,新山苏丹依斯干达关税、移民及检疫大厦(CIQ)出入境的轿车过路费会从8月1日开始,从单程收费改为双程收费,新加坡入境新山的轿车收费从2.90令吉增至9.70令吉,出境也从零收费增至6.80令吉。 大道局的文告指出,新增的过路费, 由东部疏散大道的特许经营公司MRCB Lingkaran Selatan私人有限公司来徵收,以支付建筑成本、维护高速公路和关税、移民与检疫大厦相关设施。 上述调涨措施,将严重冲击每日往返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工作人士。 由于国阵政府要支付予建造高速大道和其他工程的朋党,因此大家都需要受苦。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原本单程收费的2.90令吉,现在往返新山和新加坡的过路费暴涨接近6倍至16.50令吉,这还未加上新加坡政府宣布调涨过路费所加重的负担。 在生活费日渐高昂下,往返新加坡的工作人士只有3个选项:缴交更多过路费、启动共车计划或者用摩托车上班。 但3个选项都是艰难的抉择,因此小市民需要勒紧裤带和没办法情况下,只能舍弃轿车,取摩托车为代步工具,以节省昂贵的过路费和燃油费。 电单车代步是俗称的“人包车”,意外发生率比轿车代步更为高,车祸罹难者也随之提高。 在调涨过路费事项中,联邦和州政府应当先聆听民意,收集足够资料,并且整顿和提供良好的公共交通,提供往返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另一个选项。 匆忙的提高过路费,只会让国人生活辛苦,加重原本已沉重的生活担子。 刘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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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雜貨店到大超市(4)-华基政党还是全民中左政党

民主行动党在1970-1980年代争取华裔“族裔权益”,是行动党的DNA和核心议程吗?还是历史情境下对强权作出必要的反抗。争取语言文化权利是我们的唯一或核心议程吗?争取马来选民的支持,有可能在民主行动党完全没有调整论述的情况下完成吗?有那么一天,民主行动党是否准备接受,如果我们当中最优秀的领袖是马来人穆斯林,我们愿意接受他成为最主要的党领导人? 这些问题将决定到底民主行动党人把自己看作是优秀廉洁版马华2.0或者国大党2.0,还是我们真的相信,自1966年起,我们一直要以新的想象,以马来西亚人的认同为先,其他认同次之。我坚信,我加入的民主行动党,是为了民主、公正、平等、经济正义的马来西亚而奋斗的理想型政党,而不是为华人或者印度人族裔权益奋斗的政党。 1990年大选给马哈迪政权的冲击与1995年大选给民主行动党的冲击,其实是一体两面的:马来西亚社会其实有某个中间,是可以争取,也是政治的王道。 1969年至1990年的政党结构,基本上是一方面伊斯兰党从马来/伊斯兰的侧翼攻击巫统向非马来人“出卖”马来人、伊斯兰权益,另一方面则是民主行动党代表非马来人不满513事件以后巫统“马来人至上主义”的情绪,从另一个侧翼攻击巫统的伙伴马华、民政、人联与国大党。 马来西亚政治有三个板块:政治民主化、经济正义和认同政治。认同政治是我所谓的3R议题——宗教(Race)、族群(Religion)、皇室(Royalty)。在这之前,语言也是认同政治重要的一环。 政治民主化可以以BERSIH为表征。我们在过去近10年来,通过政治民主化的议程团结了在野党的势力,挑战国阵/巫统的威权政治。国阵/巫统则以3R认同政治反击,不断煽动马来选民的忧虑与恐惧,尤其是乡区与半城乡选区的马来选民,进而维持巫统政权。 接下来,经济将会成为接下来政治最重要的竞争领域。民主行动党和民联需要全方位的经济思维和论述,才能在各族国人面对更为严峻的经济压力时,获得他们的委托。 一般上,我们都认为,经济不景对执政党不利、对在野党有利。然而,也有很多例子显示,经济不景气时,右翼、极端排外或者以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进行煽动的执政党,是可以通过在外交或者认同政治上表现强势和强硬得到广大的支持。纳粹主义希特勒就是历史上最好的教训,他的政权最初的确是从选举中产生,而且是在民众厌倦无能的民主党派以后,追寻纳粹主义。当代欧洲各国的新纳粹主义也是在类似背景中形成。 经历了2013年505大选以后,巫统在马来选民当中的支持率继续下降,首相纳吉的支持也每况愈下。尽管不断动员族群与宗教政治,巫统的支持率并没有增加,只是民联也没有扩大到我们在马来选民当中的支持。 民主行动党与民联如果希望能够在下一个经济风暴或危机来临时,取得选民的支持,就得看民主行动党是否可以在最快的速度,从“华人政党”的符号中逃脱出来,全面深化我们对经济的讨论。 如果民主行动党可以在3R议题上走向中间,而在经济上可以全面呼应大时代对经济不均的愤怒,尤其是国内马来选民对朋党经济的厌恶,把行动党清楚定位为全民中左政党,我们不仅可以扩大行动党和民联的政治空间,更是在改写马来西亚的历史。 行动党与伊斯兰党某个程度上是镜像(mirror reflection)。现在的槟城的行动党就像是吉兰丹的伊斯兰党。伊斯兰党在北马4州强,行动党的基本盘在城市选区。1998年以前,伊斯兰党的领导层以宗教师挂帅,党员以没有得到国阵/巫统好处、又有点“骨气”的独立小农与小贩为主;民主行动党的领袖以律师群挂帅,党员以得不到国阵/巫统好处、但不愿屈服的小商小贩为主。 从支持者过去的阶级位置来看,行动党与伊斯兰党的共同点很多。如果两党可以在经济上都成为全民中左政党,以争取经济正义为核心议程,确立民主行动党与伊斯兰党的共同经济纲领,就不必陷入伊斯兰之争。 如果民主行动党因为伊斯兰之争而最终被迫要与伊斯兰党脱离联盟关系,就需要现在全面建立本身的马来支持群。行动党如果争取到马来组织的支持,对民联三党都好。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退守回到经营华语圈华裔这一块,肯定不是历史给我们的挑战。 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不要像伊斯兰党在最辉煌的时刻突然保守,无法踏出去,最后陷入困局中。历史给我们的使命是,从我们所处在的位置,带领马来西亚穿越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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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雜貨店到大超市(3)-从冯宝君到黛安娜

从2014年安顺补选黛安娜在马来青年掀起的旋风回过头来看过去的15年,行动党从最惨淡的岁月一路走来,一步一脚印扩大,建立全新支持群。 华裔方面,从华语圈在低靡中重新获得支持,到2005年后争取英语教育群/城市专业人士的华裔选民,至2013年连半城乡的老年票也争取过来。这些年也见证行动党极力开拓印裔支持群,如今则开拓马来青年支持群。 民主行动党的历史上,1969年是高峰,1978年算是成绩不错,1986年与1990年也有所斩获。1995年、1999年和2004年大选,则是惨淡经营。可以这么说,行动党的前面40年的支持,主要来自于华裔城市中下层选民。1995年至2004年的惨淡,因为华裔选民的组成发生了质变,国阵赢得中间的华裔选民。1980年代的愤怒小贩小商的小孩成了大学生,进而成了专业人士或者白领工人。他们接受2020年宏愿招牌底下的伪中间、小开放。 我在1999年大选后入党、出任郭素沁的政治助理,尝过低潮时期的冷暖。当时,连华语群的华裔选民都不支持行动党。我当助理时,带过数个包括草根华语群支持者的访问团,拜访吉兰丹与登嘉楼,尝试解除对伊斯兰党的恐惧。那年的马华和民政领袖意气风发,他们认为,民主行动党已经完全消失。 我也见证郭素沁尝试争取英文教育群的华裔选民,但事倍功半,2004年大选许多中产华裔选民都把票投给了阿都拉,包括后来才加入行动党的一些华裔。 2005年7月希山举剑是分水岭。记得在2006年3月杪我和冯宝君在八打灵坐在暗色窗户的后方,看着10名35岁以下的华裔青年参与民调意见组(focus group)。10名参与讨论的青年,讨论开始时就有6人表明支持在野党。两个小时的讨论后,另外两人也支持在野党,剩下一名忠诚的国阵支持者和另一名一直都无法搞清楚状况。即是说,支持在野党的华裔青年不少,在同侪之间说服以后,还有新一波的支持,所以必须积极竞选,也要鼓励同侪争取支持。 那两个小时的观察,带给我很大的震撼。在没有多少人相信华裔中产阶级会转向在野党的时期,我成了其中一个最早见证到青年华裔选民转向的人。2006年5月20日砂拉越州选,民主行动党从一席增至6席,成了2008年308的预警。 冯宝君当时是其中一名积极接触非传统华裔青年群的行动党领袖(好些后来加入的专业人士出席过她与陆兆福办的烛光西餐餐会)。郭素沁则在开展BERSIH的工作,还有重组沙巴行动党,都付出很多心力。林冠英2004年9月起担任秘书长,也积极争取专业人士、英语教育群的华裔加入行动党。有那么一段时间,每一次见林冠英就是讨论要拉拢谁加入行动党、报告谁愿意加入行动党。 这一回合寻找新的支持群的努力,可以说是从2004年大选起,要到潘俭伟于2007年2月正式加入行动党,才算来到临界点(潘俭伟是从2005年下旬就开始低调参与行动党的活动)。潘俭伟的加入,立即引起轰动,行动党成了非华语圈和华裔专业人士首选政党。潘俭伟本身就吸纳了好些后来参选中选的领袖。 2005年9月拉玛三美教授加入民主行动党,对印裔选民来说是件轰动的事件。直到2007年4月的依约补选,大部分的印裔选民仍然支持国阵,但是短短数月,是年11月25日的兴权会大集会,国阵的印裔支持率全线崩盘,成为促成308的最后一根稻草。兴权会集会爆发如此巨大能量,行动党自拉玛三美入党后不断吸纳印裔精英,让行动党在兴权会集会后成为印裔的首选政党。 BERSIH从2005年7月三党秘密会议商讨如何走出2004年大选的困局,到2007年11月10日的5万人大集会,也是另一端动人的出埃及记。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阿都拉织梦太美带来的巨大失望与失落,加上相对开放的舆论空间,都是催化这些能量的因子。但是,民主行动党也很努力借助外部环境新的条件,超越政治局限,跨越红海。 现任升旗山国会议员再里尔于2010年杪加入行动党;行动党于2011年中旬成立roketkini国文新闻团队,时任《火箭报》总编辑的旺哈米迪推动国语民主学校(SekolahDemokrasi)算是比较有系统接触青年马来人的开始。 从杂货店到超市,2008年以来所谓的行动党“盛世”,并不全然从天而降。当中固然有侥幸的部分(阿都拉因素),但也有行动党的努力:努力在族群政治上走向中间、努力争取印裔选民的支持、努力争取1980年代上一个“盛世”时的华语圈小贩小商们在21世纪的专业人士与白领儿女的支持。 要理解行动党委派黛安娜上阵安顺补选,要从这个脉络一路看下来。 其实在经营精英政治这一块,我们都在摸着石头冒险过河。在政治里,如果我们因为害怕风险而拒绝尝试,有了吕慧怡这个败笔就怯步不前,则没有后来的潘俭伟;有了东姑阿兹的失败案例就宣告放弃,则没有后来的再里尔。今天回头一看,许多“烈火莫熄”时代的大将都已背叛了这个斗争,惟不足以否定这场运动的时代意义。同理,我们在招揽马来同胞入党的努力中当然会面对各种风险,但它终将不会否定我们尝试掀起政治风潮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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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雜貨店到大超市(2)-伊党曾在两极中摇摆

伊斯兰党成立于1951年,直至1982年为止,是与巫统竞争谁更能为马来人的福祉斗争。 到了1982年,延续着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在1970年代崛起、1979年伊朗革命激起的风潮,伊斯兰党内已有许多新生代伊斯兰运动的领袖。1982年大选,首相马哈迪收编最著名的伊斯兰青年领袖安华,导致当时仍未从1977年吉兰丹政权被强夺、再被国阵开除后未恢复元气的伊斯兰党,在党主席阿斯里领导下表现平平。大选在是年4月举行,党内在10月的大会中,推翻了阿斯里,建立起尤索夫拉瓦(Yusoff Rawa)、聂阿兹、法兹诺和哈迪4人共治的新时代。哈迪当年只有35岁。 1982年至1998年间伊斯兰党在选举成绩上有起有落,但是以“伊斯兰运动”姿态在组织和人才上不断扩大。只是,伊斯兰党仍然走不出吉兰丹-登嘉楼-吉打-玻璃市北马4州马来人居多的州属。在议题上,这些年是伊斯兰党最为激进的年代。 1998年,安华事件突然发生。安华是伊斯兰党在1982-1998年间最主要的对手,党内讨厌他的,多于讨厌马哈迪。但是他也是党主席法兹诺青年时期最要好的战友。法兹诺既因为患难弟兄情,也看到安华被革职对马来社会的影响,奋起不顾党内的反对声音,全面声援安华。 突然之间,伊斯兰党从安华事件前的45万党员,到一年后1999年大选前增加到80万人,党总部一度24小时不停印党员证。 从一个北马4州的马来人为主、激进伊斯兰教义的政党,突然党员人数翻倍了,吸纳了无数讨厌马哈迪、却不见得认同安华的西海岸马来城市青壮年新兴中产阶级。 1998年的大时代加入的,很多是1970年代新经济政策以后得以升学或者到城市参与现代经济的一群。很多并不能接受之前乡区父老们参与的穷困、边缘的伊党。但1998年,伊党因缘际会,成功吸纳因社会变迁而迁徙到城市、并且在社会位置向上提升后的一代。 伊斯兰党是扩大了,但是自1998年以来的16年,1982年的道统与1998年的道统,一直在“取代巫统(PAS Ganti UMNO)”与“全民伊斯兰党 (PAS for all)”的两极中摇摆。保守派认为,伊斯兰党的存在目的是靠伊斯兰教义取代邪恶贪腐的巫统,争取对象是马来人;开明派则认为要通过与其他在野党结盟,也要以全民政党的姿态争取非马来人的支持。 伊党在2014年此时此刻,面对严峻的意识形态、世代交接等考验:一、1982年的道统成为教条,不容易为了走向中间而扬弃当年的说辞,但也面对主要领袖的生命走到将近尽头的局限;二、1998年崛起的一代领袖们,从当年平均年龄30余岁的壮年,也到了平均年龄50余岁却未接班的困境;三、1982年以来内部组织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运动为楷模而异常严谨与庞大,30余年来异常成功的组织能力,培育了一代人数庞大从幼儿园就开始替伊党挂旗、助选、听讲座的“圈内人”,他们自成体系、在一个庞大的“内部政治宣传市场”中生活,与政治中间隔绝了。 在马来西亚,由于没有公平的媒体,在野党被迫通过讲座会及其他本身自创的媒体进行传播,这在马来政治当中又比华文世界更为严峻。伊斯兰党人已经“习惯”不面对主流媒体,甚至完全不面对任何本党以外的媒体,加上严谨的“从幼儿园培养起的党员组织”,其最终结果是在领导困顿时,变成“同群偏执”(groupthink),也让伊党多了一层的困境:无法理解政治中间。 我们跌跌撞撞来到历史的关口。倘若伊党内部检讨后的判断是,“PAS for all”与“伊斯兰元素”属于零和关系,拒绝为民联削减该党的宗教元素,我们离改朝换代只会更遥远。而民主行动党也面对与伊党一样的挣扎,倘若我们也同样拒绝调整自己的论述,则我们极难说服伊党为了民联自我调整。最终的结局是,我们在时代的巨浪里,将要再度与改朝换代擦肩而过,被动地等待下一个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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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雜貨店到大超市(1)-阵痛

民主行动党在2008年从“杂货店”突然一夜之间成了“超级市场”,从赢得的席次与州政权的参与,到党员人数、支部数量的倍增,似乎都发生在一瞬间。自2008年以来,从一个被视为完全不可能有机会执政的“永远的反对党”,一方面在学习执政,另一方面则在努力争取更大的突破,边走边调整政治论述、定位和组织。 安顺补选败选之所以重要,因为这是自2005年7月希山慕丁举剑、巫统向右转9年来,非马来人、尤其华裔选票第一次大量回流国阵。同时,却又出现马来选民因为经济因素越来越不满巫统的趋势。 丘光耀说安顺补选是“战略宏大、错置时空,蓝海未开,红海先死。”我说,行动党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尽全力建设全民中左政党,更待何时? 民主行动党的未来路线,应该选择在族群、宗教和皇室议题往中间、于经济议题向左走,以回应时代的挑战。转型的阵痛,我们要一起面对和承担。 民主行动党能否出埃及、穿越红海,不只为了本身的存亡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从在野党的位置,决定国家的政治议程与前途,从我们选择占据的位置与格局,决定对手的选项,进而决定结局。 伊斯兰党转型之痛 我在2001年民主行动党退出替代阵线时,决定要研究伊斯兰党,要了解这个党何以在选举成绩最辉煌的时刻,竟然选择退守政治立场的基本盘(伊斯兰国、伊斯兰刑事法),而不是全力争取和开拓新的政治空间(全民议题、全民政党)。 伊斯兰党在1999年大选因为安华事件而取得该党历史上最好的选举成绩,赢得27个国会议席,除了在原有的吉兰丹州大胜,也以巨大比例夺下登嘉楼。1999年是民主行动党最困顿的一年,林吉祥与卡巴星双双落败,士气低落。 历史竟然来到一个如此反讽的情境:民主行动党与伊斯兰党位置对调。2013年大选,是民主行动党空前的选举胜利,但伊斯兰党却面对马来选票没有增长,有些州属还面对支持率降低的困境。伊斯兰党很多领袖的感受,多少像1999年大选后民主行动党人的心情写照。当年很多行动党人认为,为了替阵,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此时此刻的伊斯兰党内,也有很强的一股保守声音,为了民联,伊斯兰党放弃了过去的立场。 那年,我遗憾伊斯兰党没有大格局,没有穿越红海带领大家寻找出路的恢宏视野。今天历史给民主行动党的功课是,潘永强所谓的行动党“盛世”,是否最终也像1999-2004年届的伊斯兰党,浪费了历史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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