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雜貨店到大超市(2)-伊党曾在两极中摇摆

杂货店到大超市 (2)

伊斯兰党成立于1951年,直至1982年为止,是与巫统竞争谁更能为马来人的福祉斗争。

到了1982年,延续着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在1970年代崛起、1979年伊朗革命激起的风潮,伊斯兰党内已有许多新生代伊斯兰运动的领袖。1982年大选,首相马哈迪收编最著名的伊斯兰青年领袖安华,导致当时仍未从1977年吉兰丹政权被强夺、再被国阵开除后未恢复元气的伊斯兰党,在党主席阿斯里领导下表现平平。大选在是年4月举行,党内在10月的大会中,推翻了阿斯里,建立起尤索夫拉瓦(Yusoff Rawa)、聂阿兹、法兹诺和哈迪4人共治的新时代。哈迪当年只有35岁。

1982年至1998年间伊斯兰党在选举成绩上有起有落,但是以“伊斯兰运动”姿态在组织和人才上不断扩大。只是,伊斯兰党仍然走不出吉兰丹-登嘉楼-吉打-玻璃市北马4州马来人居多的州属。在议题上,这些年是伊斯兰党最为激进的年代。
1998年,安华事件突然发生。安华是伊斯兰党在1982-1998年间最主要的对手,党内讨厌他的,多于讨厌马哈迪。但是他也是党主席法兹诺青年时期最要好的战友。法兹诺既因为患难弟兄情,也看到安华被革职对马来社会的影响,奋起不顾党内的反对声音,全面声援安华。

突然之间,伊斯兰党从安华事件前的45万党员,到一年后1999年大选前增加到80万人,党总部一度24小时不停印党员证。 从一个北马4州的马来人为主、激进伊斯兰教义的政党,突然党员人数翻倍了,吸纳了无数讨厌马哈迪、却不见得认同安华的西海岸马来城市青壮年新兴中产阶级。

1998年的大时代加入的,很多是1970年代新经济政策以后得以升学或者到城市参与现代经济的一群。很多并不能接受之前乡区父老们参与的穷困、边缘的伊党。但1998年,伊党因缘际会,成功吸纳因社会变迁而迁徙到城市、并且在社会位置向上提升后的一代。

伊斯兰党是扩大了,但是自1998年以来的16年,1982年的道统与1998年的道统,一直在“取代巫统(PAS Ganti UMNO)”与“全民伊斯兰党 (PAS for all)”的两极中摇摆。保守派认为,伊斯兰党的存在目的是靠伊斯兰教义取代邪恶贪腐的巫统,争取对象是马来人;开明派则认为要通过与其他在野党结盟,也要以全民政党的姿态争取非马来人的支持。

伊党在2014年此时此刻,面对严峻的意识形态、世代交接等考验:一、1982年的道统成为教条,不容易为了走向中间而扬弃当年的说辞,但也面对主要领袖的生命走到将近尽头的局限;二、1998年崛起的一代领袖们,从当年平均年龄30余岁的壮年,也到了平均年龄50余岁却未接班的困境;三、1982年以来内部组织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运动为楷模而异常严谨与庞大,30余年来异常成功的组织能力,培育了一代人数庞大从幼儿园就开始替伊党挂旗、助选、听讲座的“圈内人”,他们自成体系、在一个庞大的“内部政治宣传市场”中生活,与政治中间隔绝了。

在马来西亚,由于没有公平的媒体,在野党被迫通过讲座会及其他本身自创的媒体进行传播,这在马来政治当中又比华文世界更为严峻。伊斯兰党人已经“习惯”不面对主流媒体,甚至完全不面对任何本党以外的媒体,加上严谨的“从幼儿园培养起的党员组织”,其最终结果是在领导困顿时,变成“同群偏执”(groupthink),也让伊党多了一层的困境:无法理解政治中间。

我们跌跌撞撞来到历史的关口。倘若伊党内部检讨后的判断是,“PAS for all”与“伊斯兰元素”属于零和关系,拒绝为民联削减该党的宗教元素,我们离改朝换代只会更遥远。而民主行动党也面对与伊党一样的挣扎,倘若我们也同样拒绝调整自己的论述,则我们极难说服伊党为了民联自我调整。最终的结局是,我们在时代的巨浪里,将要再度与改朝换代擦肩而过,被动地等待下一个时机。

Share this article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Related Articles

Reimagining Domestic Investment

Thank you Malaysia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MIDA) and Federation of Malaysian Manufacturers (FMM) for inviting me to address the National Investment Seminar with the theme “Re-energising Domestic Investment”. To re-energise,…
Read More

The New Johor Prosperity

A new world order is emerging as the old one is crumbling.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of the new world order, which comes with a new set of considerations, imperatives and…
Read More

Penang: Malaysia’s High-Tech Powerhouse

Last month, I led a 40-person delegation, which included important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economists and senior government and GLICs (government-linked investment corporations) officials, to visit semiconductor firms in Penang and…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