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September 2015

交待1MDB与数大议题,马华不容躲闪

马华公会所面对的主要问题,除了该党在当前时局发展中作为(华基 )种族政党的身份尴尬;马华领导层在许多全国重大议题毫无立场,包括对越烧越烈的一马发展公司(1MDB)丑闻显得束手无策,更难指望它会推动选举改革或勇敢地跟纳吉划清界线。 目前,马华在全国222个国会议席中只占7席,它更应该在1MDB丑闻及其他重大议题站稳立场,尤其是大部分马来人民不见得会接受这种由唯唯诺诺领袖所领导的政党。 如果马华领导层继续躲躲闪闪,那问题可就大了,因为人民将认为马华已经失去公信力,不再信任该党。 人民有权要求马华针对这些关乎全民的重大议题表态。作为一个全国政党,马华对1MDB丑闻的立场、对纳吉治国的立场、对净选盟的立场、对红衫军的立场,都必须向人民清楚交待,不容闪躲。这无关种族,而是身为国会议员的职责。 除非马华准备突破种族观念,否则走不了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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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需要“希望联盟” – 回应4大常见问题

我出席了促成“希望联盟”成立的国会反对党领袖召开的圆桌会议并发表了谈话,本文乃我在会上的演讲摘要,希望藉此抛砖引玉,丰富我们的公共辩论观点。我当时就提出了我对4项问题的质疑,这些问题虽是陈腔滥调,却又耳熟能详。 第一,新在野党联盟是否仓促成军? 事实上,民联自2015年6月起已经不复存在。更准确地说,其实自雪州大臣危机发生或更早前,民联已陷入无法正常运作之困境。 由此,我认为在野党结盟事不宜迟,从而应对纳吉遭巫统罢免,由阿末扎希甚至慕尤丁取代相位的各种可能性。 再者,马来西亚政治出现巨大的领导真空,而为了更大凝聚热盼在野党一对一抗衡巫统国阵政府的马来西亚民众,这个真空必须迅速获得填补。 第二,按现有情况,在野党是否赢得来届大选? 有人说,所有在野党,包括伊斯兰党,应耐性地守在一个联盟底下,只等纳吉政权自毁长城。他们认为什么事都不必做,等来届大选确保一对一战役,胜利就唾手可得。 还有个论调,主旋律则围绕在“世界各国的在野党从未赢过全国大选,而是政府丢失政权。”这样的观点,既自满又宿命。 倘若保持现状出征大选的话,只怕会导致选民认为在野党只是个没有准备执政甚至无法执政的“陌生的天使”,最终把选民推送回巫统这个“熟悉的魔鬼”的怀抱。因此,在野党必须建立民众对“换政府”的支持和信心。 第三,不靠伊斯兰党,在野党是否能执政中央? 另一陈腔滥调,认为伊斯兰党支配了马来选民,尤其是乡区的马来票源。因此,目前的新在野党联盟排除伊党,是不切实际的做法。然而,我们不要忘记,伊党在开明派出走之后,如今已难以保住城市马来选票,更遑论吸引非马来选民了。 假设来届大选刮起政治反风的话,那么在野党击败巫统的关键,就在于马来半岛的35至40个边缘议席。巫统在半岛有73个国会议席,一旦它丢失这大约40个边缘议席,即意味着巫统政权的倒台。这些边缘议席大部分坐落在半岛西海岸,都是混合族群选区。 而恰恰这些边缘议席,正是开明派出走伊党之后,哈迪领导层最感头痛的战场。 或许,巫统极可能重施故技:2013年大选,巫统对半城乡边缘议席的马来选民下毒,透过妖魔化华裔来制造恐惧。不过,上回凑效的伎俩,下次未必能得逞。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新的在野党联盟必须设法说服半城乡区的马来选民,让他们相信我们新政府肯定比巫统强;我们摒弃种族主义,建立一个全民互相信任和团结互助的国家,让马来西亚各族人民,不分种族地享有新的未来。 只要新的在野党联盟能够跟半城乡区的马来青年建立起互信和互助关系,那么就极可能激起反建制的浪潮甚至海啸,足以席卷马来半岛把巫统冲走。 预料,下一波将激起千层浪的将是经济议题。最近,人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红衫军”运动,无不是假借“华巫经济不平等”的假象来煽动种族仇恨。在他们充斥着种族主义的叫嚣声浪中,明确道出了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 新在野党联盟必须让马来西亚人民了解,剥夺马来青年体面工作机会及合理工资的祸首,正是巫统及其朋党,无关华裔、民主行动党或其他。 我举个例子。阿末扎希已声明要从2016年的3年期间引进150万名孟加拉外劳,此举必将导致马来工友的工资陷入“削价战”,最终得利的是巫统朋党,遭殃的是马来青年。 再者,这也无关伊党。现阶段的新联盟还有许多功夫得要准备,而伊党在哈迪领导下,对参与这个新政治运动不敢兴趣。 第四,公正党是否可以扮演东姑拉沙里在1990年的角色? 有些朋友和在野党支持者也提出一个谬论。他们以为,公正党可以扮演当年东姑拉沙里的角色,同时领导两个不同的阵线。1990年,东姑拉沙里所领导的46精神党,透过“穆斯林团结阵线”(Angkatan Perpaduan Ummah)和“人民阵线”(Gagasan Rakyat),分别跟伊党及行动党结盟。 事实上,当时行动党和伊党都被局限在传统战场,在竞选议席方面没有重叠。 不过话说回来,2015年的局面则迥然不同。如今,伊党和国家诚信党的战场将出现重叠。就本质而言,伊党已经意识到诚信党的迅速拓展,这是伊党所无法允许的。反之,诚信党也不乐见伊党壮大。 综上所述,马来西亚迫切需要一个在野党联盟,不但填补政治领导的空白,同时透过连贯策略,强调团结而非分裂的信息来构建国家的前途。 现在情况已然明确,而我们将继续前进,为马来西亚打造一个崭新的未来。 (于2015年9月22日出席国会反对党领袖圆桌会议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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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政党系谱的重组(中篇) – 伊斯兰政治三段论

我把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政治进程,分成三个历史阶段,即:1982年伊斯兰崛起、1998年伊斯兰开明派与务实派抬头、以及2015年的后伊斯兰(post-Islamism)。 我向来反对把国际伊斯兰思潮与国内的伊斯兰政治的动向直接挂钩,毕竟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在地的(politics is local)。然而,国际思潮与标签,还是可以让我们窥探个中的变化。 当然, 这只不过是一家之言。每一个时期,都有反对的声音和保守势力的反扑,论述的变化也不完全是直线的发展,当中曲折也很多。 国际上,从20世纪初一直到1960年代末,以穆斯林为主的社会,其主要政治斗争,环绕在反殖民和反西方。穆斯林社会的政治,亦多数离不开上述主题。因此,在这个年代的伊斯兰运动中,很多国家结合了反殖民与左翼势力,而真正以伊斯兰作为政治动员旗帜的组织并不算太多,也不很强大。 马来亚的第一个伊斯兰政党“穆斯林阵线”(Hizbul Muslimin,成立于1948,同年被英殖民政府禁止),是左倾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KMM/MNP)的旁支。伊斯兰党(PAS)则于1951年11月在槟城北海建党,它是由巫统分裂出来的伊斯兰教士所创立。有趣的是,前首相阿都拉的父亲和祖父,皆为伊斯兰党的重要的创办人。 如果从左右分野来看,穆斯林阵线和伊斯兰党一个左倾一个右倾。1954年,巫统下令禁止党员拥有双重党籍,于是大部分原巫统伊斯兰教士选择巫统。1956年,被禁止的马来国民党的主席布哈鲁丁医生(Dr.Burhanuddin al-Helmy)成了伊斯兰党主席。 1959年大选,伊斯兰党赢得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政权。此时,除了巴基斯坦和印尼之外,全球几乎没有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政党执掌权力。 伊斯兰党学习的对象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这个社会组织从1950年代起,就长时间遭受政府打压,其最主要的精神领袖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于1966年被指策划暗杀总统纳西而遭问吊。然而,对于要赢取选举的马来西亚伊斯兰党来说,要学习穆斯林兄弟会经长期被打压所累积的经验及存活之道,终究造成水土不服。 伊斯兰的崛起 伊斯兰崛起/复兴(Islam resurgence/revival)是1970年代的大浪潮,他们的口号是 “Islam is the solution”-“伊斯兰就是万灵丹”。尽管伊朗信奉什叶派,与大部分逊尼派不相往来,但在反美反西方的情绪之下,1979年的伊朗革命感召了许多伊斯兰主义者,认为可以通过激进手段来取得胜利。 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政治,多少受国际思潮影响:从1960年代前很少政党打出伊斯兰旗帜,到1970年代的反建制运动(以安华领导的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为最重要代表),到1980年代朝野巫统与伊斯兰党全面竞争伊斯兰化时期。 在1980年代以前,受伊斯兰学术训练的马来西亚人不多,安华领导的ABIM,可谓这个时期的领袖之摇篮。经历1969年的513事件后,巫统与伊党在1973年正式结为盟友。在选举政治上,巫统完成了马来政治的大一统,却也在大一统时期,留下了政治真空,让ABIM崛起为所有马来穆斯林反建制力量的代表。 1978年大选,安华协助伊斯兰党助选。1982年安华加入巫统,伊斯兰党则于同年10月举行的大会上发生内部政变,原任主席阿斯里被推翻。 安华在1982年加入巫统之后,极力推动伊斯兰“品牌”项目,例如伊斯兰大学、伊斯兰金融、伊斯兰银行系统等。安华的策略是欲在体制内(一)推动资本主义结构下容许的伊斯兰符号标签的宣扬;(二)在国阵多元族群政治框架下容许的空间突出伊斯兰“品牌”。 1982年,伊斯兰党政变后上台的其中一名副主席哈迪阿旺,则推动“纯净、真正的伊斯兰”,其中最为争议是后者在1981年所发表的“哈迪宣示”(Amanat Hadi),指称不为真正伊斯兰斗阵的穆斯林(指巫统),也可被当作异教徒(kafir)处置。这样的论述,尤其在哈迪的家乡登嘉楼引起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很多伊斯兰党党员与他们的巫统党员亲戚朋友老死不相往来,婚礼要祈祷两次,有者甚至连葬礼也要祈祷两次(一次由巫统的党员带领祈祷,另一次则由伊斯兰党的党员带领祈祷)。 1985年,吉打州发生了警察与持有武器的伊斯兰党党员的死亡冲突莫马里事件(Memali incident),算是这个时期伊斯兰党与巫统领导的国家机关的系列冲突中最为严重的一桩。1986年大选,伊斯兰党在154席次的国会选举中竞选90席,以为强烈的伊斯兰理念足以让该党单独执政,结果只赢得一个席位,党内激进派退潮,务实派抬头。 以1989年出任党主席的法兹诺为首的务实派,经历该党1986年大选惨败之后,在党内得到比较大的空间。1987年巫统党争后,他们主张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于1990年大选后重新在吉兰丹上台执政。 开明/务实派 国际上,伊朗革命的泛伊斯兰崛起的感召没有维持多久,伊拉克和伊朗就开战,而且还打了8年。到了1990年代,多国的伊斯兰运动经历了民主的实验也经历了失败(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是个困顿的年代,也是个伊斯兰经验多元化的年代。 1989年“苏东波”东欧共产世界结束,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理论家如亨廷顿等在寻找新的敌人,其著作《文明冲突论》成为显学,伊斯兰成为新的敌人。 2001年,奥沙马拉登的基地组织发动911袭击,反映了伊斯兰困顿期的极端行为。另一个反面的趋势是,在印尼、土耳其等伊斯兰政党先后在民主化中尝到权力的滋味而走向中庸,以争取中间选民。 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经过1980年代的喧哗后,1990年吉兰丹胜选让伊党吸纳一些人才,为后来走向中间作好准备。无论如何,伊斯兰党在1990年的胜利,却为1995年表现欠佳埋下伏笔。1998年安华事件,让伊斯兰党大量吸纳新的支持力量、党员和领袖,很多非宗教士的技术官僚领袖,在烈火莫熄的大潮中投身伊斯兰党,甚至成为全职政治工作者。 2002年法兹诺辞世,哈迪阿旺接任主席后,摈弃了法兹诺的伊斯兰民主论述,重用哈伦丁在2003年11月推出激进的《伊斯兰国文件》,终于2004年大选以惨败收场。 经过2004年大选的挫败,哈迪相对放手让党内开明派推动政治议程,并于2008年在人民公正党、伊斯兰党和民主行动党的非正式合作下,取得空前成就。 后伊斯兰主义 国际上,伊斯兰主义政治运动,尤其在经历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后来的挫折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伊斯兰政党和运动并没有预计到起义的出现,只是后知后觉地回应。 在后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过程,伊斯兰政党算是是军队以外最有组织的单位,在埃及、突尼西亚等国的选举都有斩获。然而,过去数十年的外部打压导致内部政治人才的匮乏,掌握了执政权之后,面对军队势力的破坏和没有治理经济的能力,以及包容各种势力的政治能力的薄弱,埃及总统莫西执政一年就在政变中倒台。突尼西亚的伊斯兰政党算是最有准备也是民主精神最为全面的,从执政的前线退下来,让官僚政府掌政。自2003年起在土耳其执政的鄂尔多安原是穆斯林民主派的表征,但却因执政太久而变成半吊子的“软独裁”政治领袖。 伊斯兰政治面对的挑战是,这缺乏细节的“Islam is the solution”口号,要如何面对实际的经济和治理问题?伊斯兰是万灵丹吗?还是走出表面的伊斯兰符号,在多元世界里发扬广义的伊斯兰宗旨(maqashid syariah)的政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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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9日

人生七十古来稀,能够认识90余岁的人并深入交谈,实属难得。然而,更难得的是老人记忆力惊人,叙述战后大时代的人与事仿佛历历在目,近70年前的往事,说起来还头头是道。那些跌宕起伏的情节,足让听者震慑。 今年90余岁的Leon Comber就是这样一号人物。 他的生命与战后马来亚的命运重叠。 记得我们先前的两次谈话,Leon曾透露他是在日治时代结束之际来到马来亚,却没想到他抵马的经历竟如此富有戏剧性。 70年前,即:1945年9月9日,战时的英属印度军队服役的英军少校Leon Comber与数万名英军和英属印度军团,在雪兰莪摩力(Morib)仿诺曼底式登陆。 此次由Ouvrie Roberts将军指挥、以Operation Zipper(拉链行动)为称号的登陆行动已经谋划多时,当军舰靠近马来亚时,日本天皇已经下诏投降,但占领军不确定在地日本军是否准备投降。 登陆摩力不久后,Leon被派往吉兰丹接受日军的投降。他乘搭一台旧飞机飞往哥打峇鲁。当时,其实机师也没有飞行地图,只是沿着东海岸海岸线飞往吉兰丹。接近目的地时,也无法确定降落点,在上空盘旋良久,最终才找到日军的跑道。 机师不想逗留在哥打峇鲁,说是晚上在吉隆坡佳人有约,于是留下Leon独自面对日军。 Leon目送飞机起飞。可能飞机已陈旧不堪,起飞没多久就立即爆炸,机师和其他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二战刚结束的时期,还是充满着戏剧性、混乱和不确定。生死一线间。 他在战后加入马来亚警队,曾任吉隆坡市区警区主任,后来在新山短暂担任柔佛警察政治部高官。他曾一度与已故著名作家韩素音结婚,韩素音也因此来到新山,在新山行医及在新加坡讲课。那是另一段传奇故事,有机会再分享。 Leon离婚和离开马来亚警队以后,到了香港从事出版事业,从1960年代至1980年代,很多关于亚洲的学术书籍,都出自他的出版社。 Leon目前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 (ISEAS)的高级访问学者,每天还在认真地进行研究和书写。他有20余本著作,就是没有一本把这些大时代的故事娓娓道来。我希望他透过文字把它写出来,让后辈感受战争与和平的激烈心绪。 (刘镇东于2015年9月8日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拜访Leon Co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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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政党系谱的重组(上篇) – 从左翼到伊斯兰政治

地震之后,板块很可能会大幅度移动和重组,要到一段时间才渐渐稳定下来。在地震、板块移动和重组的过程当中,与其希望看到表面的“稳定”,不如思考地震以后可能的格局。 马来西亚的政党系谱经历了三次大的政治地震,每一次地震以后,最终出现事前完全想像不到的新局面。地震与板块重组以后,再也不是先前的面貌。 1955年7月独立前的联邦选举结果,确立了巫统-马华-国大党三党选前固定结盟的联盟(The Alliance)。在马来政治方面,巫统受到伊斯兰党与马来左翼人民党的挑战。马来左翼领袖Burhanuddin al-Helmy于1956年出任伊党主席之后,伊斯兰势力、马来左翼和地方民族主义(尤其吉兰丹州)有了相当程度上的结合。至于华裔政治,劳工党则成了马华公会的最大威胁。 这样的格局维持到1964年大选,之后发生了三次大地震。 1964年大选,李光耀率领人民行动党参选马来半岛的议席,但只有蒂凡那赢得一个议席,无法改变原有的政党系谱。 1969年大选 1969年5月10日大选,劳工党杯葛大选,留下的政治真空,由两个新成立的政党,即: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取代;其中民政党在林苍佑领导之下执政槟城。 是此大选以及三天后所发生513事件是政治地震,后续的重组到1974年大选可以归纳成以下两点: 第一、左翼议会力量的终结 1960年代的左翼政治随着a) 人民党与劳工党因为语言政策分歧导致社阵分裂;b) 冷战的国际格局下,又逢越战正酣,左翼遭到执政党打压(劳工党的中委几乎都被内安法令扣留),本来中间偏左的势力也被激化和两极化(劳工党最后选择放弃议会斗争);c) Burhanuddin在内安法令下被扣、获释后健康每况愈下,最终在1969年辞世。在1965年左右,伊斯兰党的全国实权领导已经是吉兰丹州务大臣阿斯里,他是吉兰丹地方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伊斯兰党与左翼渐行渐远。 第二、巫统一党独大的种族政治模式 513事件发生以后,5月16日成立国家行动理事会由敦拉萨担任主席,原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大权旁落,并在1970年9月下台。议会民主在513事件以后暂停,国会于1971年2月复会。 敦拉萨推出新经济政策,收编左翼的政治话语(公平分配资源),行使族群政治与经济,以“马来人大团结”的论述收编伊斯兰党。 敦拉萨在政党政治系谱上,改变了巫统、马华、国大党三党共治的模式,沦为巫统一党独大、多个国阵成员党众星伴月模式,成员党包括之前的在野党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等。 1982年-伊斯兰政治竞争 随着伊斯兰党在1973年至1977年与巫统先成立联合政府,直至往后的国阵框架,马来政治上主要的反对势力都被收编,随着种族论述抬头,人民党更趋式微。 但也就因为马来反对势力都被收编,但反对巫统的马来人却大有人在,尤其在1973至1974年间,国际石油危机引发了国内经济危机。伊斯兰青年运动领袖安华就在这个格局之下,崛起成为马来公民的重要人物。 1977年11月伊斯兰党被开除出国阵,1978年大选伊斯兰党惨败,失去大多数议席,也丢失吉兰丹州政权。1978年至1982年大选之间,伊斯兰党党内混乱困顿,但也在这个时候,吸引了好些年轻的伊斯兰运动的领袖,包括后来的党主席法兹诺和哈迪阿旺。 1982年4月大选,原先被认为会支持伊斯兰党的安华(阿斯里曾至少两度邀请安华担任伊党主席),突然高调加入巫统,成为巫统的伊斯兰代表。 伊斯兰党在大选中继续惨败,与1978年一样,只赢得5个国会议席。大选之后,为了回应安华在巫统崛起,以及巫统收编伊斯兰政治话语的新格局,伊斯兰党新进少壮派在1982年10月的党大会中推翻原主席阿斯里,结束了伊斯兰党与巫统之间的“马来人政治”竞争时期,步入“伊斯兰政治”竞争时期。 国内的伊斯兰化、以及1979年伊朗革命的冲击,都导致1982年以后巫统/安华与伊斯兰党少壮派(尤其是哈迪)之间异常激烈的冲突。 1998年安华事件 从1982年至1998年之间,当中还有1987年巫统党争分裂出A队和B队,再分出马哈迪领导的新巫统与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后者在1990年大选被打得奄奄一息,1995年再次败选后,终于在1996年返回巫统。在1990年大选中,伊斯兰党在46精神党的协助下,重夺吉兰丹州政权,为伊斯兰党走向中间,争取马来中间选民奠下基础。 46精神党在1990年大选与所有在野党分两个阵线结盟,开创了在野党结盟的可能性,但我没有把46精神党当作政治地震,因为它并未促成政党系谱的永久性重组。 就在巫统1996年大一统之后,1998年9月2日,马哈迪开除安华的副首相职,9月20日逮捕安华。 安华事件带来两个历史性的政党重组: 第一、公正党的成立 安华被革职以后,决定不加入伊斯兰党或者人民党(两党都有邀请安华加入),反而创立了公正党,使原有主要的在野党从民主行动党、伊斯兰党和人民党三党,增加至四个政党,并于1999年10月24日组成替代阵线(替阵),参选1999年大选。 第二、伊斯兰党开明派的形成 在1998年以前,伊斯兰党只有以北马四州为主的党员,而且大多数党员是以乡区中下阶层为主。安华事件后,半岛西海岸各地马来人青年与专业人士大量加入伊斯兰党。安华事件前,该党只有45万名党员,安华事件之后,伊党党员在一年内倍增至80万人。 可以这么说,伊斯兰党在2015年发生的分裂,是因为该党的1982年代与1998年世代,经历了17年的内部共治和冲突之后,最终分成两个政党,即:原伊斯兰党和国家诚信党。 安华事件是马来政治的分水岭。自此,公正党和伊斯兰党开明派以反对巫统贪腐、反对朋党裙带等全民议题为主轴,开展与1982年世代伊斯兰党保守派与巫统不一样的政治方向。 马来西亚政党系谱,从1969年结束了左翼议会政治,进入种族政治时期,到1982年进入伊斯兰竞争,到烈火莫熄进入全民议题的竞争,来到2015年,另一次的地震。2015年的地震,会有怎样的板块移动和重组呢?请容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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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的特别经济委员会是在浪费时间

倘若纳吉政府不先解决其信任缺失问题的话,那么刚成立的特别经济委员会(JKE)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尽管它已经在9月1日召开首次会议。 因此,我呼吁中立可信的人士如拿督斯里纳西尔和丹斯里沈联涛退出该委员会,直到针对首相拿督斯里纳吉26亿令吉“捐款”和涉及500亿令吉或以上的一马公司危机的调查工作完成。 首相纳吉是于上周马币币值一落千丈,跌至17年来新低之后,才宣布成立这个由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阿都瓦希领导这个9人组成的特别经济委员会,其目的乃是简单模糊的“制定近期和中期计划以加强马来西亚的基础”。 无可否认,马币大幅下跌的部分原因,主要包括:中国人民币的重贬、美联储即将在9月宣布加息(牺牲新兴市场货币来提高美元),以及汽油和棕油等价格的大幅下降。 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纳吉政府的信任赤字,乃是马币一落千丈的最大肇因。例如,新币对美元的汇率也贬值,但是新币兑马币却创下有史以来最高。同样地,尽管人民币下贬,但是人民币兑马币仍然升值。 再者,纳吉自2009年4月担任首相迄今的6年期间,成立了不少委员会;问题在于这名首相兼财长在设定国家经济愿景方面完全无法展现其领导力,同时他在执行、预测和解决危机的能力也让人不敢恭维。 经济委员会 首先,纳吉把前首相敦阿都拉于2008年6月成立的“经济理事会”(Economic Council),转变为商议大计的“经济内阁”,它绕过内阁行事,致使内阁沦为通过其决定的橡皮图章。这个纳吉的“经济内阁”逢星期一开会,而内阁会议则通常在星期三举行。 此举无疑篡夺了内阁的集体决策程序和内部审查过程,也是1MDB和PFI丑闻的肇因。 根据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EPU)网站,经济理事会的最新阵容,包括首相本人、副首相阿末扎希、首相署部长阿都瓦希(负责经济事务)、第二财政部部长阿末胡斯尼、首相署表现管理和履行单位(Pemandu)总裁依德利斯、政府首席秘书阿里韩沙、国家银行总裁洁蒂、财政部秘书长依尔万、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总监拉哈玛和丹斯里Yong Poh Kon。 上述阵容一目了然,国阵其他成员党的部长完全缺席。我揭发此事之后,马华前总会长拿督斯里蔡细历于2010年至2013年间,成为该理事会成员。 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 此外,纳吉也于2009年7月11日,大张旗鼓地成立了现已解散的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National Economic Advisory Council)。该理事会的阵容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乃是因为当中包括了享誉的经济学者,如已故的玛哈妮博士、已故再纳阿兹南博士、世界银行的霍米卡拉思博士、柯成兴和沈联涛。 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产生了历史性的文件,即“新经济模式,其中部分是纳吉于2010年3月31日在InvestMalaysia会议所公布的。然而,有关建议却胎死腹中,一些最重要的改革建议并没有包括在2010年6月提呈的《第10马来西亚计划》。 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之死,正是纳吉对推动制度性改革无动于衷所造成。 财政政策委员会 2013年5月大选后,人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国际评级机构对国家的潜在降级。 505大选后,人们主要感到忧心的问题,乃是国际信贷评级机构对大马的负面评价。而纳吉的本能反应,则是于2013年6月18日成立另一个“财政政策委员会”(Fiscal Policy Committee)。 这个委员会由纳吉所领导,其他永久成员包括副首相、第二财长、首相署部长(掌管经济策划单位)、政府首席秘书、国家银行总裁、财政部秘书长以及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总监。 目前,该委员会仍然存在,但马来西亚迫在眉睫的却是一发不可收拾的经济危机。 多设立一个委员会并无法为马来西亚找到出路。我国实在不缺这种流于形式的委员会或理事会;我们所缺乏的,正是勇于承担以及当机立断的国家领导人。然而,只要丑闻缠身的纳吉仍然在位一天,这都几乎不可能发生。 (2015年9月2日在吉隆坡所发表的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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