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各大危机当前,纳吉和巫统看来难逃失去政权的厄运。不过,巫统政客也许每隔一个星期制造一轮“刘碟广场事件”,企图透过挑动某一族群的中下层青少年跟另一族群冲突,以此来延续其政治生命;而这些“冲突”的对象,同样是赚取微薄收入,在手机店打工的华裔青年。
民主行动党人能否认识到这60%中下层的马来和华裔青少年,皆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从而清楚了解他们的心声并为他们请命?这应该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挑战。
更关键的是:我们是否真了解他们?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谁是马来人?何为马来人?马来人在哪里?
令 人遗憾的是,每当提到马来人,很多人脑海浮现的尽是被歪曲的单一集体。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当我们把警察、执法官员、飚车党等同于马来人的时候,实际上就 是种族主义在作祟;同时,把华裔当作总爱欺骗马来人的有钱人或奸商,也是同出一辙的论述。民主行动党建党半个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还在这样的论述中轮回, 无疑是一种悲哀。
谈到种族问题,我在以下分享三点看法。
第一,身份是易变而非永恒的认同。
在二战结束前,大多数马来人并不以“马来人”自居。他们首先以来自半岛各州属或印尼的地区自称,正如华裔习惯自我介绍为福建人、客家人或广东人等。
民 主行动党自创党以来,就立志创造一个以马来西亚人优先的国家,我们称之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与此同时,前首相马哈迪医生治国10年后提出了“马来 西亚国族”(Bangsa Malaysia)的概念,两种想法不期而遇。1991年马哈迪提出“2020年宏愿”直到2005年7月希山慕丁在巫统大会上挥动其马来短剑,此间14 年,马哈迪在国际上树敌颇多,包括美国人、犹太人、英国人、澳洲人和新加坡人,而直接攻击国内族群的种族主义论述则鲜有所闻。
我一直认为,2005年希山慕丁挥动马来短剑和巫统政治右转,堪称马来西亚历史上最愚蠢的政治举动。从这个时候开始,马华、国大党和民政党在马来西亚政治已经寿终正寝,因此我建议大家让他们安息就好,不要让他们再复活。
第二,身份政治犹如防御机制。
一名澳洲人类学家在印尼加里曼丹的一个基督教村落,看到当地基督徒以猪肉献祭而大感惊讶。这名人类学家本身是基督徒,她对此深感困惑。几个月后,她终于发现这是一种防御机制,因为该基督教村落被6个穆斯林村落所包围,而猪肉成为当地基督徒与穆斯林区隔的象征。
回 头看看马来西亚华人,尤其是我的世代,从小就以为舞狮是华人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后来我发现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都未曾对 舞狮给予如此重要地位。那为何舞狮会在在马来西亚华裔社会发展出如此超然地位?因为丹斯里嘉沙里沙菲益在1980年代担任内政部长的时候,告诉华人:“老 虎才是国家象征,因此最好把舞狮改为舞老虎。”
接下来的例子,我无意把宗教和教育系统相提并论。然而在身份政治方面,513事件后,伊斯兰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积极倡导,因为穆斯林和马来人认为要有明确身份认同的心理需求。同样,华人则把孩子送往华文学校,因为他们感到身份认同受到威胁。
时至今日,大多数穆斯林都以各种形式践行其信仰,甚至深耕伊斯兰研究多年。同样的,90%的华人在某种程度上至少都接受过几年的华文教育。人们是否还觉得自己的身份受到威胁?
就 此,我的回答为“是”亦“不是”。如果我们要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划清界限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严阵以待,正是所谓的“侮人者人必侮之”。因此,当 巫统挥动马来短剑或土权会作出愚昧举措,每一名非马来人都感觉受到冒犯,而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避免一受挑衅就进入“怒不可遏予以反击”的状态。由此,民 主行动党人必须保持理智清醒,不应该投身他们的游戏而被牵着鼻子走。我们必须引导我们的支持者摆脱种族偏见,避免跌入他们所设下的陷阱。
第三,马来人不在乡下在哪里?
我甚至发觉,就连在野党的马来政治领袖,都经常有意无意地把马来人跟“落伍”、“乡下人”和“情绪化”等负面印象挂钩,有者甚至毫不掩饰把该族群形容为“乡下人”。对于这种心态,我认为他只适合活在自己的世界。
事 实上,大多数马来人都居住在城市和半城镇地区。大多数马来人都使用手机和互联网。大多数马来人都使用WhatsApp 和 Facebook等社交媒体,因此所谓的“乡下马来人”,实际上只占人口很低的百分比。就像来自某个小镇的华人,他们虽是乡村地区的选民,但是多半都居住 在城市或城镇。
只要留意位于首都吉隆坡的民主行动党总部附近的旧式露天菜市场,我们将不难发现,在该地工作的几乎是外劳,而光顾的至少一半以上是马来人。
马 来人就像其族群或种族一样,享有选择合理政治的权利。他们跟其他人一样,都希望活得有尊严。因此,我们必须把每一名马来西亚人视作成熟的公民。最为重要的 是,我们必须看到每一名马来西亚人作为人的需求,包括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体面的工作、宜居的住房、健康的体魄、便利的交通、良好的教育、受到尊重以及活得有 尊严。因此,我们必须按“马来西亚人的需求”来设定我们的议程,不必他人来教路,不管是巫统还是伊斯兰党。
经济危机的严酷现实
倘若一头大象或其他大型动物,自幼被铁链拴住了十年或廿年,一旦解开铁链,这头被松绑的庞然大物却依然浑身不自在,难以自由走动。因为它已被铁链拴住这么多年,反而对其新发现的自由感到无所适从。
这正是马来西亚社会的一个反映。几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种族和宗教隔离为常态。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对方,而我们的所谓相互理解,多半是建立在巫统政权所鼓动和助长的偏见和负面刻板印象。
在种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情况之下,我们被蒙蔽而无法看清事实,这也是我们共同的课题,包括共同的经济问题、高生活成本、就业与商业机会、教育以及其他相关课题。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时期,什么事情都可能随时发生,包括国际原油价格跌至每桶15美元或马币汇率跌至1美元兑5令吉。
我预测,2016年最重要的话题不是种族而是饭碗,我们所迎接的,可能是一个比1997年金融危机更要雪上加霜的经济危机。
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十年来,马来西亚经济一直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大宗商品、建筑和房地产,而我们在工资、生产力和技能方面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大部分人都举债度日,每个人都背负着房屋贷款、汽车贷款、升学贷款、信用卡债务、分期付款消费、甚至结婚贷款,一些人甚至在离婚之后还得继续还债。
倘若短期内发生大幅度裁员,各领域都将陷入困境:就业危机、债务危机、房地产泡沫化、福利危机以及犯罪率上升接踵而至,势必引起更多社会问题。
新政,凝聚全民而非分裂
眼下,我认为关键在于“民主行动党是否能扮演历史性角色,带领国家摆脱即将发生的危机,以制定一项新政,并创建一个新的马来西亚?”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例如,普腾汽车(Proton)如何应对即将发生的危机?最简单的反应不外乎让它关门大吉。至于如何安置工人,我们的答案可能是“交给政府处理”,尽管我们也知道纳吉政府毫无思考能力。
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得确保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因此,我们可否考虑让普腾生产巴士而非私家车,并让它成为东南亚巴士生产中心?毕竟我们的马路塞满汽车。据统计,我国有2,500万台交通工具,其中一半是摩托车,而另一半则为私家车。
一旦危机发生,人们将没钱偿还汽车和摩托车贷款。这个时候,另一项选择是巴士。这时市场游资枯竭,政府则无须为建设公路伤脑筋,而且此刻即便要建设公路,出资将是极大挑战。
另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所惯称的臃肿公务员系统。很多时候,我们说要缩减公务员规模,然而却没有考虑普通公务员的生活。
究竟是谁在浪费更多资源?试想象一名中级女公务员,她可能要支持一个非高收入丈夫和4名孩子的家庭。因此在危机期间把她给裁了,意味着导致6个人同时挨饿。更重要的是,此举将搞垮国内消费。如果这个家庭和其他许多家庭不再消费的话,势必导致滞销,加剧经济崩溃。
我们应该缩减挥霍成性的内阁部长、雇用外国工人的外包合同以及浪费钱的高昂采购。
最近有报道指大学生挨饿度日,引起社会哗然。许多意见领袖责怪大学生与其抱怨不如不去找一份兼职,这种言论听起来犹如不知民间疾苦。
只要环顾四周,我们都不难发现,便利店、快餐连锁店和餐馆工作,几乎都被外劳占据。我不反对任何人找工作,但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剥削人的低工资劳动。而且,我们都知道政府从未认真对待最低工资政策。
我想说的是,即便大学生能找到上述工作,所获的薪资仍然无法满足其半工读生活。一名来自小城镇家庭的年轻人,若其父母是退休人士或被裁退的公务员的话,他或她的求学生涯就只能靠自己了。
自1989年起,我的母亲就在距离今天会场不远的地方兜售彩票。我的父亲则开过巴士和德士。我相信今天在座诸位,很多都出身寒微,父母长辈也可能是小贩、小商和工人阶层。
我们需要一项新政来挽救马来西亚,而这项新政必须是建立在团结全体国人的基础上。尤其国难当前,我们应该凝聚力量而不是加剧分裂。
民主行动党曾经是也许仍然是这些中下社群的属意政党。我们党的斗争历史,值得每一名民主行动党人感到自豪,我们也认识到在马来人、印度人、伊班人及卡达山人 当中,很多都是小贩、小商和工人阶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同理心和团结互助的核心价值,以建立一个更大的社会联盟。民主行动党应该代表所有的马来西亚人,超越旧社会的藩篱,为全体马来西亚人民提供新的希望。
谢谢。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刘镇东,于2016年1月16日民主行动党全国领袖研讨会演词。由于笔者抱恙,讲稿在旺哈米迪协助下完成,并由后者在大会上代读。中文翻译为张玉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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