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y 2016

警方监视涉及公共利益,刘镇东促卡立明确交待

全国总警长丹斯里卡立在觐见柔佛王储东姑依斯迈之后,并未针对东姑依斯迈手机是否被监听及行动是否被监视一事作出交待。这是涉及公共利益的课题,因此卡立有责任和义务向民众作出适当说明,不得含糊了事。 卡立必须向民众解释: 一)政治部是否对东姑依斯迈进行监视?有关行动以何作为法律依据? 二)到底有多少政治人物和社会运动人士遭政治部监视? 事实上,任何监视行动,无论是针对柔佛苏丹依布拉欣殿下、王储东姑依斯迈和其他政治人物,皆显示警方在滥权搞政治。 “1967年警察法令”第3(3)条文阐明,政治部的任务是“搜集保安情报”(collect security intelligence)。不过,根据2005年《敦赛汀报告书》,政治部的职能、权力及职责,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 《敦赛汀报告书》也敦促对于“保安”一词给予明确定义,以免遭滥用。报告书建议把“保安”定义为:“保护联邦及国家及其人民免于遭受以下: a)间谍活动; b)阴谋破坏; c)政治或宗教动机的暴力行为; d)群体暴力; e)对马来西亚防御系统的攻击。 f)外国干预,无论是直接干预或在马来西亚国内。 g向任何外国执行a)项内容。 然而东姑依斯迈很明显并不归入上述类别。 根据2016年联邦预算案,我国警方的141853职位当中,有8,287个职位分配予政治部,即4亿9200万令吉。警方所获得的总预算为79亿8000万令吉。 因此,除了针对柔佛王储和苏丹遭监听监视的指控之外,卡立也必须同时就政治部的职能、权力及职责,向柔佛州和全国人民加以解释。 (民主行动党柔佛州主席暨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6年5月13日,在居銮所发表的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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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应该监视柔王储

柔佛州民主行动党对柔王储东姑依斯迈受到政治部监视的事件深表关注。 昨日,东姑依斯迈声称其手机遭窃听及举动受警方监控,而全国总警长和内政部必须就这项指责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 虽然东姑依斯迈偶有发表一些与国阵联邦政府不同的意见,但是这并不应构成他被监视的理由。 事实上,政府不应该鉴于市民的政治动态或看法而对他们施加监视。 在2012年和2014年,我在国会下议院询及赋权政府监视通讯的法律。掌管法律事务的部长南丝苏克里(Nancy Shukri)在2014年的答复中指出,只要总检察署认为有关信息抵触法律而予以批准,那么警方可监听有关通信。 而允许总检察署赋权警方监听通信的法律,包括《刑事程序法典》第116C条文、“1952年毒品危险法案” 第27A条文、“1961年绑架法案”第11条文、“2009年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43条文、以及“2012年保安犯罪(特别措施) 法案”第6条文。 不过根据南希透露:“自2009年以来,当局并未监视任何政治人物。” 2012年,当时的新闻、通讯与文化部长拿督斯里莱士雅丁回答我类似问题时指出,“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52条文,赋权检察官可允许执法和调查单位,对于可能在该法律调查或违反法律的通信,作出合法的监视。 因此,民主行动党认为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允许政治部监视东姑依斯迈和/或政治人物的通信,同时敦促政府就其监听举措作出交代。 (民主行动党柔佛州主席暨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于2016年5月12日,在居銮所发表的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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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十年的政治想象

5月7日,砂拉越州选举成绩揭晓后众说纷纭。我并未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想让社会沉淀之后,才一起思索未来的路。 2001年砂州选举,民主行动党只赢得民都鲁的基都弄(Kidurong)一席;2006年5月20日砂州选举,民主行动党席次则增加到六席,即:朋岭(Pending)、峇都林当(Batu Lintang)、哥打圣陶沙(Kota Sentosa)、马拉端(Meradong)、武吉阿瑟(Bukit Assek)和基都弄。与此同时,另有三席在500票内微差落败,即:都东(Dudong)、柏拉旺(Pelawan)和卢勃(Repok)。选举成绩超出我们内部最乐观的估算。选前,我是其中最为乐观的人,认为可以从一席增加到四席。 民主行动党当时经历了1995年、1999年和2004年三届全国大选的“十年浩劫”,加上2001年的砂拉越选举的惨淡,失去了“大胆做梦想像”的能力。 520选举之后,我飞往韩国访问实习一个月,在香港机场转机时,在记事本上写下了以下两段话: “我们的想像力要恢复了。民主行动党要以巨大的想像力,想像政治的无限可能。” “DAP’s fate is probably on the rise for the next ten years from 20th May (2006)” (自2006年520起,民主行动党未来十年的势头将是看涨的。) 一转眼,十年竟然过去了。这十年,或者说至少到2013年505大选为止,每一次选举的成绩(至少2008年大选、2010年诗巫补选和2011年砂拉越选举)都比我们最乐观的估算来得更好。 记得我于2007年1月在金马伦高原举行的领袖会议提出,民主行动党在槟城和霹雳州各有可能在13至14个州议席胜选,与会者都觉得是天方夜谭。此前的2004年大选,民主行动党在霹雳州攻下7席;而槟城在1995年、1999年和2004年大选都只保住一个州议席。308大选,民主行动党分别在槟城和霹雳赢得19个与18个州议席。 民主行动党走过1995年起的十年困顿,经历了2006年起的十年的高峰,直到2016年5月7日的砂拉越选举,可以说是民主行动党自2006年“十年顺境”的正式终结。接下来的路,是向上跳跃还是走下坡? 让我们先回到十年前去理解这十年高峰的滥觞。 我之所以在2006年砂拉越选举前,成为少数准确判断行动党会增加席次的圈内人,可以从两件事说起。 第一,2005年7月20日巫青团团长希山慕丁巫青团大会 “亮剑”,象征巫统右倾的开始,也结束了自1991年2月马哈迪推出“2020年宏愿”以来相对淡化的族群冲突意识。熟悉政治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巫统剑走偏锋,就是国阵其他成员党的灾难之开端。 第二,还有个我不曾公开写过的经历。2006年3月31日,我坐在一片黑窗后面,隔着玻璃,看着一组十名互不相识的30岁以下华裔青年参与民调焦点访谈讨论政治。主持人一开场问大家的政治态度,6人支持在野党;一小时半的讨论之后,总结前再问一次,8人支持在野党。 当时置身黑镜后面,看着与政治无关的政治素人谈政治,对我的冲击很大。 我得出粗略的看法:一、华裔青年支持在野党的过半、甚至可以达六成;二、在同侪影响(peer-to-peer)之下,可以从六成支持升高到八成,意思说,竞选期火力全开全面争取选票很重要也会有收获,同时全民参与、同侪影响的拉票非常关键;三、如果华裔青年的影响可以扩散到其他年龄层,势必对选举有更大的冲击。 2007年以后,不只华裔青年“造反”,印裔社会也在兴权会集会后刮起反风,城市巫裔也席卷起反阿都拉的风潮,最终成就了308的海啸。 2016年507砂拉越选举,民主行动党回到2006年的盘,而不是2001年的盘。如果放置在全国来谈,砂拉越选举的效应若在全国发酵的话,民主行动党会回到308的盘,失去从308到505时转向的新增支持者。 从308到505新增了哪些支持者?总体来说,308是个城市现象,民主行动党靠着大量的非马来青年选票,把可以赢的城市选区都赢下来了。505则是个华裔选民“全民参与”的政治现象,连半城乡的华裔选民也“反”了,从青年至老年也都投了在野党的票。505新增的支持者也包括许多期望国阵倒台的中间选民、甚至国阵支持者、党员。 如果砂拉越选举是个参照点,民主行动党要保住2013年的战绩,就得思考如何稳住308没有投在野党却在505转向的游离选民。507选举之后,听到有人说民主行动党要“回去基本盘,不要花太多精力开拓新的支持群”,对此我无法苟同。如果308是底盘,民主行动党更要确保505转向的中间选民继续看到希望。 其实,308以后,马来西亚政治起了巨大的变化。 308前,支持民主行动党的华裔选民,见到火箭志工时都会静悄悄,看看左右是否有人,然后举起食指示意“火箭升空”,这也是他们给民主行动党打气和鼓励的方式。308以后,连安娣也大谈政治,每个人都成为了咖啡店政治评论人,是个跨越年龄层、跨越性别的集体行为。 这十年的华裔选民集体政治参与的高峰,也许就在BERSIH 4,所有忌讳都打破了:农历七月睡街,也没有华人在意4字,从15岁到75岁都上街了。 308大选,民主行动党从一个被视为“永远在野党”,崛起成为执政州的一员;在华裔选民的政治参与和日常的政治讨论中,民主行动党是政治主流、也是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一方。308以前是个边陲的梁山,所以“敌明我暗”,从政治部、军情处到主流媒体、国阵谋略家,都因为错估在野党和错估民意,栽了个很大的筋斗。308、特别是505之后,民主行动党面对“敌暗我明”的位置,有过度曝光的窘境,因为大家都关注,所以优缺点都暴露得很清楚。 2016年砂拉越选举,国阵封锁民主行动党的西马领袖入境助选,以及在电子战中大幅超越民主行动党,就是对民主行动党过去的选战模式充分的理解、模仿和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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