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自2015年4月1日实施以来，已造成国内消费市场停滞不前，低收入户更强烈感受到消费税的负面影响。也因此，消费税至今依然是公共讨论当中较为火热的课题。
有些资深政治人物或政策人员甚至对基础经济学缺乏认识，也不了解它如何影响现实生活中的小市民，这是一件让人懊恼的事。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把新自由主义那套想法视为理所当然，毫不怀疑。
国阵有着各种说词合理化消费税的落实，因此不用期待他们会从理性和专业的角度来探讨消费税的利弊，说的充其量也只是政治宣传。
至于社会其他成员，尤其是政策人员与经济学者，理应对累进税（progressive tax）与累退税（regressive tax）有一定的了解，才能站在同样的高度进行对话与讨论。累进税与累退税的差别取决于收入或支出的分配效应。
累进税是指税率会随着应税金额（taxable amount）增加而提高的税制。当一个人的收入越高（应税金额增加），需承担的税率就会更高。
累进税旨在减少低收入者的税务负担，让高收入者缴纳更多的税额。
有关累进税背后的哲学意义在于：
（一）高收入者得以靠自己的努力赚取更多收入，但很大的原因还包括了本身享有的公共安全、法律保障、教育等，这些都是由社会所提供，故高收入者也有必要回馈社会；
（二）在团结互助的精神下，高收入者协助分担低收入者的税务压力；
（三）贫富差距加深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因此社会透过税制和其他方式做出政治抉择，确保一定程度的分配正义。
相对于累进税，累退税的税率或税务负担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消费税或增值税（value-added tax）的税率不会因为收入的高低而有差，但是对于富者和贫者的分配效应就有着显著的差异。
举例来说，富者与贫者都必须消费在食物和其他必需品。食物需求的收入弹性往往少于1（非弹性），意味着食物是必需品，也因此不管收入高低，在食物方面所需要承担的税务并没有多大差别。不过，在加上其他开支后，低收入户比例上所要承担的税务也相对来得重。
消费越多，缴税越多，有者认为消费税是符合公平原则的，但这种说法并不能成立，主要原因是富者有更多的收入储存起来，贫者一般上都会把有限的收入耗尽。低收入者相对于高收入者而言，前者会把大部分的收入贡献予消费税，造成累退的收入分配效应。
2014年10月油价大跌，翌年消费税的实施正好为国阵政府填补了石油收入方面的空洞，让政府不需要就油价下跌做出太大的政策调整。
石油收入在2009年占了全国总收入的41.3％，2014年则是30％，但是根据2017年财政预算案，今年的石油收入预料只占了13.8％。
对于收入没有增加的小市民，消费税削减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他们的收入在这几年来没有多大的起伏，在经济放缓和一些产业不景气（如石油和天然气）的情况下，部分小市民的收入甚至大减。消费税实行后，他们能够使用的可支配收入只有更低。
政府2016年征收到的消费税高达410亿令吉，较之前销售及服务税（SST）每年征收到的180亿令吉高出了230亿令吉。消费税从小市民身上榨取了230亿令吉，这笔钱本来可以让人们直接使用在物品和服务上。
当大部分的小市民减少消费，商家因物品和服务销售额下降而影响了生意，零售业和其他领域也显得成长缓慢。由于生意不佳，有些公司会进行裁员，进而让整体经济变得更糟。
在充满变数的国际局势中，出口业的前景可说是越来越不稳定，如果说国内消费是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润滑剂，消费税根本是在杀鸡取卵。
纳吉政府与一些经济学者必须明白，为何马来西亚人民如此厌恶消费税。当下并不是玩弄新自由主义议程的时候。
马来西亚需要一套造福上百万小市民的经济议程，为我国的经济带来可持续性的增长。消费税并不是解决马来西亚经济困境的正确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