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市场的新加坡因素

假设新冠病毒未来几周持续扩散,疫情重挫新加坡经济,以致该国雇主被迫裁员撙节,那样的情况究竟会对马来西亚经济与社会造成怎么样的冲击?

又假设,在新加坡打拼的50万马来西亚人中,有10%遭到遣散。他们肯定不会南下奔向新加坡海峡投奔怒海,而是往北回到马来西亚老家,寻找工作和商机维持生计。因此,我国经济将失去从新加坡流入的汇款,也要吸纳额外的求职者。

面对上述的局面,政府应采取主动积极的对策,避免我国经济受到疫情的恶化影响,同时也思考整体经济的未来模式。

根据人力资源部部长古拉,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约超过50万人。国家银行的数据显示,2017年每日往返新马两地工作的低技术和半技术劳工大概有8万人,这可能比实际数字来得还小。如今,透过新柔长堤和第二通道每日来回两地的人数总计有超过30万人,是2013年的两倍。这主要是2014年令吉大幅贬值三成所致。

然而,除了令吉贬值外,根本的问题在于马来西亚劳动市场结构问题。自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我国的薪资增长一直不及通货膨胀。人们的实际收入并没增加,造成经济不安全感。国家银行分析显示,我国各产业给予雇员的薪资水平,即便已调整了生产率,大部分都还是远低于其他基准经济体。

这或多或少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市场中,有著数百万名合法与非法的外劳,导致薪资水平下降,且让依赖廉价非技术劳力的雇主不愿意引入自动化的设备,提升雇员的技术能力和推动产业升级。在我们放眼工业革命4.0的当儿,我国许多工厂根本就还没达到3.0的层次。

人数庞大的非技术外劳占据了劳动市场,最终造成自己的国人被迫到新加坡充当廉价劳工。这是个一体两面的问题。要减少国人在新加坡当马劳,就得减少在我国经济中的非技术外劳人数。

前朝政府把这样的问题视为“人才外流”,并透过高额奖掖试图把高收入、高资历和高技术的“人才”吸引回国。马来西亚人才机构(Talent Corp)因而成立,他们的一些人才回流计划确实也带来正面成果。

不过,拥有一个或以上大学学位的高资历专才,在马来西亚的经济前景和发展机会不及海外的情况下,一般难以被说服留在国内工作。我国的劳动人口中,从事高技术工作的仅1/4左右,意味著就业市场与教育学历出现了错配。一般人认为,我国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素质欠佳,或要求的薪资过高。事实也许如此,但真正的问题是我国经济并没有创造出符合高等教育专才的高技术工作。

高达56%在新加坡的马劳,可说是从事低技术、半技术工作的廉价劳工,包括清洁工人、保安人员、巴士司机、酒店与餐饮业员工、工厂工人,还有机械操作员等。

这些马劳大部分为半技术劳工,寻觅著月薪4000令吉的工作机会,而非1200令吉。若他们在新加坡经济衰退的当儿失去工作,即便没2000新元或相等于6000令吉薪资,他们也愿意在马来西亚接受4000令吉的工作。至于2000令吉差别,其实容易透过马来西亚更好的生活品质、更低的生活成本来抵消。

为半技术劳工打造4000令吉而非1200令吉的工作机会,重点真的在于减少我国非技术外劳的人数。我们要在各产业力推自动化,好让原本需要10个外劳人力的工作,交由1位从新加坡返国工作的马来西亚人。

政府已陆续投入更多奖掖,补助各产业朝这方向提升。2020年财政预算案也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每家5000令吉的配对补助金,鼓励他们的营运引入电子化。对于规模较大且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和制造业,政府将延长自动化税务奖掖的期限至2023年。这些措施都值得嘉许。

政府的角色和责任并不仅仅于此。我们必须让私人界乃至整体社会对我们的经济主张有所信心。大量的非技术外劳是迫使国人到新加坡当廉价马劳的主因,唯有认清这一点,我们才能确保马来西亚经济向前迈进。我们要达致社会共识,让人们重视技术,愿意为高技术支付相对应的薪资,同时以马来西亚人的福祉和经济需求为优先。经由这样的方式重新找回高技术劳工的价值所在,并不会带来通货膨胀或让他们失去竞争力,反而能确保马来西亚经济的活力。

我一直倡议马来西亚应减少对外劳的依赖,曾有一位基金经理就此问我,为何迪拜又能够容纳庞大的外劳。我的答案很简单,迪拜没有选举,更没有选民。

第十四届大选,我的团队拍摄有关赛沙迪父亲作为马劳的影片,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政府与各产业巨头,必须集思广益和互相配合,停止数十万马来西亚人涌入邻国当廉价外劳的不良现象。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刘镇东发表于2020年2月19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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