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必须加速处理和解决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这是基于良知且超乎党派的呼吁。
狱中的囚犯，与其他所有人同样有免于疾病威胁的权利，况且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囚犯行动范围有限，面对传染性病毒犹如瓮中之鳖。安老院的情况也一样，一旦病毒入侵，后果必然不堪设想。事实上，已经有国家出现监狱和安老院不幸沦为病毒蔓延温床的案例。
因此，我们不宜再监禁违反行动限制令罪成的人士，让原本已经爆满的监狱涌入更多的人。这会给新旧囚犯都带来风险，倘若有受感染者入狱，肯定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狱友，使疫情在狱中扩散。
其实，问题的核心在于监狱囚犯人数过多。2019年12月，我与当时担任内政部部长的首相慕尤丁已讨论过此事。
马来西亚监狱爆满的原因，主要与我们处理毒品犯罪者的方式有关。有多达三分二的囚犯涉及的是毒品相关罪行。
资料显示，全国各地的监狱设备一共可容纳5万2000名囚犯，但目前在狱中服刑的囚犯却有多达7万3000人。倘若监狱要实行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以防止疫情扩散，那么所容纳的囚犯人数理应更少。而且这不是短期问题，因为疫苗不会在近期内面世。
随着新冠疫情恶化，印尼与土耳其释放了上万名囚犯，以解决监狱爆满和病毒扩散的问题。美国也已着手减少监狱囚犯的人数。
2019年，我在几个场合有机会与雪兰莪、马六甲及柔佛的监狱局官员私下畅谈交流，获益不浅。
在我见过的监狱局官员中，大部分都认为马来西亚有必要检讨现有的毒品罪行刑罚。他们都坦承，监狱经常变相成为囚犯之间学习犯罪手法的“大学”（其中一位官员如此形容），让一些犯了轻微罪行，尤其是轻微毒品罪行的囚犯，有机会学习到更复杂的干案手法，也被拉拢加入更庞大的犯罪集团。
基于囚犯人数过多，监狱局几乎不可能对囚犯进行有效的矫正工作。狱中提供的医疗服务也非常不足。这些都是监狱局官员极为担忧的事情。调派到监狱服务的医疗人员，也应付不了实际的囚犯人数（现有的囚犯过多，远远超越监狱设备和资源可负荷的囚犯人数上限）。
也有官员担心肺结核在狱中传染的问题，他们身边就有同事因感染肺结核病逝。其中一人还把肺结核形容为监狱里的“隐形杀手”。
这些监狱局官员很是感谢青年及体育部前部长赛沙迪发起“黄丝带运动”，该运动为双溪毛糯监狱的年轻囚犯制造上千个工作机会，让刑期较短和行为良好的年轻囚犯，可以到武吉加里尔附近的工地住宿和工作。
峇东埔区国会议员努鲁依莎自2018年起，就已积极推动马来西亚监狱体系的改革，倡议让狱中75％符合条件的非暴力罪犯，透过参与社区活动进行矫正，以便他们出狱后重新融入社会。她在2018年也提呈了监狱改革的私人议员法案。
纳吉担任首相期间，高薪聘请韩国工商管理学者暨顾问金伟灿前来推广马来西亚国家蓝海策略（NBOS）。金伟灿在他《航向蓝海》一书中，赞扬马来西亚把囚犯送进军营监禁的“创举”。我国共有六个军营设有监狱设备，包括居銮的马哥打军营（第七步兵旅总部）、金马士的赛西拉祖丁军营、哥打巴鲁的Desa Pahlawan军营（第八步兵旅总部）、亚罗士打的苏丹阿都哈密军营、关丹的十哩军营，以及古打毛律的Paradise军营。
事实上，在我接触过的武装部队将领当中，没有一人对此表示支持，这所谓的蓝海措施反而让他们感到厌恶。2018年，我在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期间造访了居銮的马哥打军营，从此更加笃定，把军营当成监狱是非常愚蠢的做法。这根本是把问题扫进地毯下，无视真正的症结。
我们的监狱设备有限，被判坐牢的人数却太多。然而，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此，增建监狱绝对不是有效的解决方案。更多的监狱，意味着更多的开支，而且治标不治本。
我国很大部分被判入狱的囚犯所涉及的是毒品相关罪行。纳吉对此采取的方案，并非探讨轻微毒品罪行除罪化的可能性，也不是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手协助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纳吉最大的问题，就是把问题推卸给武装部队。
武装部队接受的军事训练，是为保家卫国、抵御外敌。他们的专业不是看守监狱和囚犯。他们更不是任政府滥用的过剩劳力。
囚犯其实无心工作，他们只是被逼工作。但在金伟灿和纳吉的幻想中，囚犯应该会在军营里愉快地除草帮忙，可惜事实绝非如此。
国家安全理事会最终在2019年废除了这项措施，慕尤丁当时以内政部部长身份列席该理事会。我甚至听说，有者建议开设私人营运的监狱，将囚犯送进去服刑。我还是必须强调，这不是可行的方案。
为了减少监狱囚犯人数，让狱中的社交距离措施可以有效实行，我们急需让非暴力罪犯、轻微毒品罪犯，因应新冠疫情的特殊状况接受特赦或假释。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延误了。
我在2019年12月23日透过简讯，把监狱局官员的看法反映给慕尤丁知道，包括监狱的卫生隐忧，还有吸毒除罪化的建议。
慕尤丁当时告诉我，监狱局会加强与卫生部门的合作，防止肺结核在狱中的传染。
至于吸毒除罪化，他则说明政府已设立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卫生部、青年及体育部，还有国家反毒机构（AADK）的代表，从多方面检讨毒品罪行的现有法令。
该委员会原则上同意，朝除罪化的方向提出修法建议。不过，碍于种种技术问题，这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的事。譬如，我们逮捕吸毒者的同时，发现他也拥有一定份量的毒品，这该视为吸毒或拥毒处理？标准该如何界定？
慕尤丁强调此事必须加紧处理，因为他深知监狱将近70％的囚犯是毒品相关罪犯。
监狱人满为患，是首相慕尤丁非常熟悉的课题，他在担任内政部部长期间已对此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只是官僚体系的繁文缛节，让他无法在短时间内好好解决问题。
我在此促请首相，正视我国监狱面对的问题。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内，解决监狱囚犯过多的情况，以防止新冠病毒在监狱扩散。我们可以让轻微罪犯履行社区服务，或者予以假释。
新冠疫情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病毒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皆有受感染的风险。我们要在所有地方，包括监狱，都做好预防措施遏止病毒传播，才有助全民抗疫。
长远而言，我们必须改善监狱体系，以期更有效地管理我国的监狱设备与资源。此外，我们也要促进司法改革，让刑罚的“更生”意义，大于“惩处”的一面。
刘镇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