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劳动节反思:重新打造就业为本的经济模式

2020年的劳动节,不能再被视为一如往年般的公共假期。世界随着新冠疫情陷入了经济危机,今年的劳动节让大家切身意识到工作对于人类福祉的重要性。

冷战结束后的30年来,全球包括马来西亚都把创造就业的要务,排除在经济规划的核心议程之外。这是因为全球左翼工运的式微,让政府不再把重心放在创造就业。

1970年代初期,敦拉萨与李光耀分别担任马来西亚首相与新加坡总理,冷战的世界格局让当时同期的国家领袖有两大关注:

第一,他们都担忧冷战给地缘政治带来的影响,以及地方上的共产主义威胁,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政府都得面对在地左翼武装分子。毛泽东主政下的中国,依然采取输出革命的方针,而越南战争也成为了区域里的冷战主要战场。

第二,自1960年代中期,失业问题成为了后殖民国家政府的严峻挑战。60年代的政治不确定性,加上长大成人的二战后婴儿潮世代涌入劳动市场,导致失业问题恶化。新加坡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国失业率为14%;敦林苍佑赢下槟州政权的1969年,我国失业率为17%。

共产党的威胁与失业问题环环相扣,人们的失业率越高,社会冲突也越剧烈。反之,如果更多人获得就业机会的保障,政府也将会更安稳。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连同香港、台湾与韩国,恰好碰上60年代在美国等先进国掀起的产业外移潮,得以缓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压力。在当时的西方国家,投身劳动市场的婴儿潮世代要求更高的薪资、更高端的工作,以致人工成本飙涨,产业选择外移。

某一程度来说,美国与西欧的产业外移措施,把低技术、低端的制造业工作带到了东亚及东南亚,但至少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数以百万份工作机会,薪资也相对较高,造就了当时短暂的双赢结果。

美国和西欧厂商在海外进行制造及加工,再把产品出口回国,而东亚与东南亚国家则透过外资的进驻,能够把过剩的劳动力化为人口红利。

当时的情况也被称为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model),由日本作为雁头,随后有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为西方国家投入大量生产。

来到1980年代,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在生产方面已经比美国更有效率。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圆被迫大幅升值。

日圆的升值,并没有带来长远的荣景,反而让日本的出口产品失去竞争力,而升值导致的热钱大部分流入房地产泡沫。日本、韩国及台湾的厂商,在80年代末纷纷外移到东南亚,马来西亚从这波亚洲产业外移潮受益最多。

柔佛一名商人曾经和我分享他当年的经验。他198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的土木工程系,之后在台企就业,并被派往中国南部负责工厂的兴建。1989年六四事件后,台企撤出中国市场,他也因此失去了工作。不过,在回马的短短几年内,他为柔佛的台湾厂商承包工程,成功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

这是驻入马来西亚的第二批庞大外资,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在经济上造福了数百万人。

与此同时,冷战随着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而终结,东欧国家的经济开始发展起来,并逐步竞争外资的进驻。1990年代,许多东欧人涌入西欧,降低了西欧国家的人工成本,并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美国则受到911袭击及后续事件的影响。作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中国可以凭借巨大的生产能力,以制造大国之姿完胜其他国家。这是彻底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转折点。

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从此让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制造业高薪工作绝迹。

美联储2001年因应互联网泡沫宣布降息,从6%调低至1%,造成许多低利贷款,吹起了稍后在2007和2008年爆破的房地产泡沫。

为了应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措施为金融体系带来了更多低利贷款,吹起2010年代初期在伦敦乃至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房地产泡沫。

进入1990年代,共产党的威胁已结束,里根与柴契尔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了世界主流的经济意识形态,经济发展也朝向了金融化。对政府,又或者是经济学家而言,人们的就业已不再是首要的经济议题。

财政部门及中央银行关注的重点,在于经济增长率、利率,以及信贷评级机构的打分。

简单来说,中国除外,过去20多年的经济格局让美国、西欧、东亚及东南亚都面对种种困境,包括社会流动停滞、贫富不均扩大、资金流动过大导致财务不力、产业外移造成高薪工作减少,还有低技术外劳的引入也拉低了薪资水平。

中国以外的国家,只能靠服务业提供工作机会。这些工作,有很多都缺乏保障,并且没有带来稳定的收入。非正式领域,只是美其名为所谓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经济看似不一样,但两国都在走相同的经济模式,只是层次上略为不同。新加坡引进马来西亚与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工,而马来西亚则引进印尼与孟加拉的廉价劳工,泰国也引进缅甸的廉价劳工,以此类推。

当下新冠疫情爆发,为全球带来了巨变,我们也不得不思考以下的经济结构问题:

第一,美国较贫穷的打工族,如今的消费能力已大不如前。美国的中产阶级,已在十多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消失。因此,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美国视为出口的最终目的国。马来西亚借由压低人工资本,吸引外资及加强出口竞争力的经济模式,今天已经不符合时宜。我们必须在这方面重新思考,而新冠危机也让我们不能再忽视这个问题。

第二,基于安全考量,还有解除随时引爆政治炸弹的失业问题,美国必须为他们在地的国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倘若“即时生产”(JIT)的全球供应链没有因为中美贸易战而告吹,但也还是避不了新冠危机的冲击。大部分的生产,将会重返美国本土。

第三,数十万计在新加坡服务业打拼的马来西亚廉价劳工,极可能会遭到裁退,尤其是餐饮业、酒店业、娱乐业等的员工。他们将会回到马来西亚寻觅就业机会,并与同样在马来西亚服务业失去工作的大量同胞,争抢饭碗。

第四,马来西亚服务业数百万份工作受到影响,零工经济亦然。一些领域甚至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新冠疫情爆发前的状态,如酒店业与航空业。我们要在其他行业创造工作机会,让受影响的员工能够转职。

第五,我们必须摒弃依赖低技术廉价外劳的经济模式。这并非针对或敌视外劳的排外主义,而是因为聘请上百万名低技术外劳并无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

无论喜欢与否,马来西亚有必要跟随其他国家的大趋势,让创造就业重新成为任何经济决策的核心事项。让国人充分就业,会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为此,各级政府必须透过一系列可行的政策措施,包括推出以创造就业为本的工业政策。

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自1960年代末沿用至今的经济模式,已准备告别逾半世纪的历史舞台,随着世界的变迁而必须改变。新冠危机把我们逼到了死角,让我们必须重建。然而,我们必须对世界当下的经济乱局有充分的理解,才有助于重建。

当务之急,我们要设法为人们提供永续的就业机会,才能应付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为长远的经济前景打下基础。我们仿佛回到了1960年代的关口。

今年的劳动节,提醒我们在新冠疫情中,要更为大胆、坚韧和冷静应对各种经济冲击,把危机化为经济改革的转机。

刘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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