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辩论 “感谢元首施政御词动议”的机缘，我想先讨论国会上议院的管理。
首先是关于问答环节。
2018年，我曾和时任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阿里夫一起讨论要在国会问答环节中设立 “每道问题限时6分钟” 的规则 —— 亦即每道问题包括两道附加问题，必须在6分钟内回答完毕。换句话说，正副部长必须在2分钟30秒内回答原题（soalan asal），而两道附加问题的回答则分别不超过30秒。
如果问答环节中的每道提问都能在6分钟内答完，则国会议员能在1小时30分钟的问答环节中讨论高达15道议题。
对于正副部长来说，如果国会每日指定7至8个部门列会答题，那么每个部门也能更好地掌握部门代表每天早上必须抵达国会回答两道问题的时间。
允许国会议员在问答环节中提出两道附加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按照惯例，第一道附加问题会让提问原题的议员追问，而第二道附加问题则开放给其他议员针对同个课题提问。附加问题也让人民得以评估正副部长或行政官员即席答题的能力。
第二，我想提出关于设立上议院财政预算委员会（Senate Estimates）的建议。
我们应当参考和效法澳洲参议院所设立的参议院（澳洲的参议院相等于我国的上议院）财政预算委员会制度。
参议院财政预算委员会是负责审查政府预算的重要机构。在澳洲，这个委员会每年召开多达100日的会议，以便详细研究和查核政府预算。委员会甚至可以召开听证会，传召政府官员前往解释预算的细节和详情。
第三，我也想建议上议院设立外交与国防委员会（Senate Foreign Affairs and Defence Committee）。
9月7日关于菲律宾索讨沙巴主权的紧急动议显示了，上议院有必要更多地参与国家的国际和战略问题决策过程。上议院所有议员，包括作为前任外交部部长的上议院主席，都应该参与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就外交和国防课题提出看法和建议。
上议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也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就如菲律宾参议院也有同样的委员会。
国会下议院已经设有内政与国防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负责关注国家安防议题，以及监督内政部和国防部的行政管理。上议院一旦能够设立上议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则可以聚焦讨论涉及国防部和外交部的地缘政治战略议题。
我也赞同伊斯迈尤索夫（Ismail Yusof）上议员的建议，以便设立国会上下议院联合特选委员会（JawatankuasaPilihan Bersama Parlimen antara Dewan Rakyat dan Dewan Negara）。这个委员会可以充当协调的角色，协助上下议院商议和沟通共同议题，如国会服务委员会（Parliamentary Service Commission）的设立。
此外，国会上议院特权委员会（Jawatankuasa Hak dan Kebebasan Dewan Negara）的功能和权限也有待提升。如果有正副部长涉嫌在议会厅内提供虚假资料，就像通讯及多媒体部副部长日前对沙巴女大学生薇薇奥娜做出虚假指控那样，那么这些政府领袖应该马上被提交给特权委员会采取严厉的对付行动。
另外，身为国防部前副部长，我也想在本次辩论中聚焦讨论安全与国防议题，包括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马来西亚皇家海军（TLDM）滨海战舰采购课题（LCS）的贪腐问题、采用新方案来发展本土国防工业的必要性，以及马来西亚武装部队退伍军人福祉议程。
首先，我想向刚在9月6日逝世的已故陆军列兵阿都阿兹的家属致以哀悼。希望国防部和马来西亚武装部队能全力配合后续工作，还死者一个公道。
接下来，先谈监狱爆满的问题。2020年9月7日，卫生总监公布指沙巴拿笃堡垒感染群（Kluster Benteng）新增50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截至该日，这个感染群的累计确诊病例为66宗。这个感染群会出现，源自于扣留所过于狭小且人满为患，以致无法保证社交距离的缘故。
我在4月16日就曾撰文呼吁政府和首相慕尤丁重新思考监狱爆满和监禁刑罚相关议题。
2019年12月23日，我曾透过简讯，把监狱局官员的看法转达给当时担任内政部部长的慕尤丁。我国各地的监狱设备最多只能容纳5万2850名囚犯，但国内当前在狱人数已经高达7万4000人。这意味着，我国监狱超额容纳囚犯率高达133%，而当中近70%囚犯涉及的是毒品相关罪行。
当时，慕尤丁告诉我内政部已设有一个工作小组，以探讨减少囚犯人数的方案。该小组提出的建议包括轻微毒品罪行除罪化的可能性。可惜，当局没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去认真考虑这个方案。但愿我们能从拿笃扣留所最近出现新冠肺炎感染群的这件事上汲取教训。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我国监狱已有结核病（tuberculosis）广泛传播的卫生隐患。有鉴于新冠疫情已经再次曝露出监狱爆满可能带来人道及公共卫生危机，我呼吁政府重新考虑将轻微毒品犯罪除罪化，以便舒缓监狱过度拥挤的问题。
至于滨海战舰的采购课题， 国家总稽查司在联邦政府2019年年度活动审计报告第1冊就此指出，截至2019年12月，总数六艘战舰中第一艘战舰的交付日期已经逾期了245天，尽管政府已经支付了这艘战舰的15亿令吉的造价的63.8％，但战舰的进展只有42.7％。第一艘战舰原定于2019年4月正式投入服务，此后每六个月应新增一艘战舰投入服务。
此外，2018年度总稽查司报告第3冊已强调缺乏军备是妨碍皇家海军在专属经济区（ZEE）执行巡逻和全力维护我国领土完整重任的因素之一。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必须不再保持沉默，尽快找到最佳解决方案，以便马来西亚皇家海军获得合适的军备从而履行其对马来西亚人安全的职责。
我要在此强调，总稽查司透露的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滨海战舰的问题更加严重。 首先，滨海战舰是一个“卖家推动”(vendor-driven project)的项目。 该项目是在2011年通过直接谈判交给莫实得重工业有限公司（Boustead Heavy Industries Corporation Sdn Bhd）, 后者又由其子公司莫实得海军造船厂 （Boustead Naval Shipyard）与法国公司DCNS合资。 DCNS是设计Gowind船型的权威。
这类“卖家推动”的项目通常都会损害政府利益，也无法继续满足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的实际需求，就如我们所看到滨海战舰项目逾期一样。 因此，国盟政府必须承认事实，不再批准任何采购，尤其是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采购上让供应商受益。
这个问题促使了希望联盟政府成立由丹斯里安比林（Tan Sri Ambrin Buang）领导的政府行政管理、采购和财务调查委员会（JKSTUPKK），而滨海战舰正是该委员会调查的首批项目之一。2020年2月11日，丹斯里安比林的团队时任首相敦马哈迪汇报此项计划的贪腐问题。
首先，政府已支付的59.4亿令吉中有多达10亿令吉失去踪影。
其次，这些滨海战舰上大多数的设备已过时，即使尚未安装，保修也已到期。至于为何尚未安装？因为莫实得海军造船厂尚未将电子系统与船体匹配所需的详细设计图完成。
第三，莫实得海军造船厂的财务状况令人难以信赖，根据政府行政管理、采购和财务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其负债高达17.58亿令吉。即使加上未付的30亿令吉和造船厂额外要求的19亿令吉，仍不足以相信造船厂有能力负担所有战舰的成本。
我并非质疑添购这批战舰的需要。事实上皇家海军对于这批战舰的迫切需要已经列明在其15-5的发展计划中。但是，必须关注的是此采购项目的进度，并且改善采购系统中的缺点，以确保人民与皇家海军的利益不会受损。
因此，我建议政府进行审计，追查这10亿令吉的去向，并追回这笔款项理应用于战舰的成本。这项提案是由丹斯里安比林建议的，当时的首相于2月11日召开的关于滨海战舰特别会议上下达全面调查的指示。
同时，国盟政府不应该承担国阵政府时期的贪污案件，而应该公开委员会报告以便人民可以自行评估国阵政府在执行该项目时的表现。希望联盟政府以这种方式处理了之前的国防部土地转移问题，我们也仍然可以从国防部网站下载所有16个土地转移的报告。
我认为，国防部长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里对滨海战舰课题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并不足够。他在8月3日解释了国盟政府提出三种继续执行滨海战舰采购计划的可能方案：
第一，任命法国公司海军集团（Naval Group）（一家合资公司和滨海战舰设计单位）作为救援承包商，并使用剩余经费来获得得至少两艘战舰，或者
其次，允许莫实得海军造船厂使用剩余经费下继续进行该项目，并至少完成两艘船，或者
第三，中止项目并寻找另一个解决方案。
这三个建议方案都无法解决我所提到的实际问题。 首先，国防部已经大大降低了完成战舰的目标。 政府已经支付了总数的67％，却只获得两艘战舰远远不足； 对我而言，按照这个价位，政府应该至少收到四艘战舰。
第二，我不相信剩余的经费足够让对方完成两到四艘战舰。尽管部长的立场是审慎的，特别是考虑到莫实得海军造船厂的失败，我认为需要更多战略性思考，以便继续保证马来西亚皇家海军的价值。 最重要的是，皇家海军可以收到尽可能多的战舰。
第三，以上三个建议也无法解决先前支付给莫实得海军造船厂的10亿令吉经费失踪的问题。 这笔钱必须被用回在其最初的目的；因此，政府对此进行审计以寻回上述款项的努力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故此，为挽救该项目而进行的任何尝试都应考虑纳入重组项目团队和莫实得海军造船厂运营部门的建议，并确保政府不断监控该项目的进度。
我希望国防部长能采纳我所提出的方案，以便政府有效解决战舰课题。尤其是在当今瞬息万变的世界局势中，马来西亚皇家海军迫切需要新的战舰，以便更好的履行其职责。
2020年9月8日于国会上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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