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难中，没有任何经济问题比就业问题更重要，我们需把创造就业机会视为当务之急，而政府应当成为推动此议程的催化剂。
政府应承诺通过2021年财政预算案，执行一项为期两年的全国计划，为马来西亚人创造100万个每月薪资2500至4000令吉的工作岗位。如此将能缓解新冠肺炎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将使我们有能力去重整旗鼓。
面对百年一遇的三重危机：政治、经济和卫生，政府应利用所有可用的公共政策工具，动员社会资源以创造就业机会。
首先，我们先接纳就需要创造需求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想法。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6成是由消费者的支出撑起。如果消费者的需求全面萎缩，经济将进一步萎缩，并有陷入恶性循环的风险，从而导致大量失业和社会动荡。因此，维护消费者的生计与整个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
我们必须意识到，尽管那些能将新冠肺炎管控好的经济体，例如中国、台湾、香港、越南、韩国，目前看起来经济仍运转得不错，即使是这些经济体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也严重依赖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欧美经济不行，就连这些疫情管得好的国家，经济也会面对严重的考验。
我们已经看见美国在过去8个月中的大量失业，如果美国的失业潮使其中产阶级进一步萎缩，那么美国人所消费的亚洲商品自然也会减少。因此，即便是那些已控制了疫情的经济体仍将在出口业、服务业，特别是旅游业中出现失业潮，而国际航空业更可能面对长期萎缩。
经济是个人期望的集体展现，我们的期望决定了我们的支出。有鉴于此，无论是因出口下降，或是因疫情病例激增造成新的行动管制令，马来西亚的经济可能会继续萎缩，而更多的马来西亚人可能会在未来的几个月失业。进一步而言，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可能会失去工作和收入来源，他们将会停止消费、尽他们所能储存仅有的现款以防万一。如果每个人都谨慎消费、甚至不消费，经济就会停摆。
根据社会保险机构（SOCSO）的数据，马来西亚今年已失去了90,000个工作岗位，是2019年同季度的278％。世界银行估计，马来西亚经济将在2020年萎缩4.9％，而马来西亚国家银行（BNM）的估计则是萎缩3.5％至5.5％。转移支付（Transfers）如福利援助、现金转移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收入损失，而政府在这方面应尽其所能。但是转移支付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从长远来看也难以持久。因此，如果政府不积极寻求通过公共政策创造就业机会，我们将会面对非常严峻的局势。
无论是出于经济或社会考量，确保马来西亚人有体面工作，并在危机时期获得体面的薪水都是必要的。大规模的失业往往会导致社会动荡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此外，一份工作还具备非经济意义上的重要性，它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自尊及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们必须接受事实，即某些行业、某些部门和特定的公司将在这场危机中挣扎求存。例如，航空公司可能需要至少三年的时间才能看到航空业恢复到2019年的规模。同理，旅游业也会遭受打击。如果我们有机会挽救某间航空公司或某间酒店，我们应尽力而为。但是，对于整个政府和社会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确保在未来两年内，这些极有可能失业的空服人员与旅游业者，能够找到新的工作。哪怕需要降薪，我们至少要为他们创造具有体面工资的体面工作。
别忘了，有多达50万名马来西亚人正在新加坡从事低薪工作，每月收入不足2000新元。 他们中有许多人在新加坡从事服务业，我相信新加坡酒店业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人，从服务生到厨师，都是马来西亚人。如果这些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丢了工作，他们就只能回来寻找新的工作与收入。
如果政府在一位机长不再驾驶飞机，改为驾驶电召车时，仍在创造工作机会一事上毫无作为，只会让我们陷入万丈深渊。
必须说明的是，我并非要政府用公共资源为所有新创造的工作岗位买单。我所主张的是，政府应利用所有可利用的政策工具推动公部门和私部门一起创造就业机会。
我以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所提倡的方式来谈论“国家使命”，即经济并非单纯为增长而增长。我们发展经济是为了以实现我们期望与珍视的社会成果。市场需要政策指引，而我们需要“任务导向型市场”（mission-oriented markets）。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马来西亚人有足以温饱的工作，而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应努力重整旗鼓。例如建立绿色产业以创造就业机会。
经由承担薪资费用来创造特定工作岗位，政府责无旁贷。我出任主席的进步智库——义腾研究中心（REFSA）的研究员们认为，随着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增加预算的赤字，马来西亚政府也应效仿。只要这些支出没有被挥霍或贪污，而是确实用于创造就业机会和对未来进行投资，将会对经济产生比原始投资多上几倍的积极影响。评级机构也应该听取这类意见，而不是盲目地运用基于意识形态的过时公式来评估一个国家的财政政策。
义腾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哈菲兹建议，政府应聘请更多从事卫生工作的雇员。迄今为止，政府在新冠肺炎防疫上仅花费了17亿令吉。我必须指出这是不足够的，因为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程度。应该采取的方式是以“整体政府”来协调所有单位齐心抗疫。例如，既然已有一些武装部队人员被部署去协助警方，则可以部署一些警察进行接触者追踪（contact tracing）。或者，政府也可以直接或间接通过服务业中的承包公司，雇用举例为数20,000名的马来西亚人，薪资在每年2500令吉至4,000令吉之间，为期两年。这些承包公司在这里的角色不应该是为了获利或救助，而是成为有效的劳动力组织者。接受短期培训后，一位导游或空服人员大可以处理接触者追踪或协助管理临时医疗设施的问题。
其中比较熟练的雇员在疫情结束后可以纳入长期计划，以建立更全面的护理系统，例如托儿和托老服务，以帮助马来西亚促进更多妇女加入就业劳动力，并为马来西亚迈向老龄化社会做准备。
政府的实际角色必须是利用其所有政策工具来推动，为马来西亚人创造就业机会。 以下提供三个例子。
手套产业
近来有些声音宣称应该对手套制造商征收暴利税。我更倾向于使用所有现有的，或若有需要的话——新的政策工具来指导手套行业自动化，并以每月至少2,500令吉的工资来雇用马来西亚人，这对各方来说都是良性循环。
手套行业正在赚取巨额利润，他们应该通过税收或创造就业机会与马来西亚人分享。我希望他们为马来西亚人创造就业机会，因为从长远来看这将更加可续，并且对国家也有帮助。手套行业中的一些公司的生产是由从事奴隶式工作的血汗工厂完成的，这影响了马来西亚的声誉。奖励手套业者实现自动化是“胡萝卜”，而对奴隶式的劳动条件进行惩罚则是“大棒子”，政府可以通过“自动化+马来西亚化”计划，指引手套行业在两年内为马来西亚人创造50,000个每月工资为2,500令吉至4,000令吉的半熟练技工的工作岗位。
保安
马来西亚雇用了20万名保安——其中大多数是尼泊尔籍，而朋党中介赚取了巨额利润。在我出任国防部副部长时，我尝试说服时任内政部长慕尤丁重整这个行业，最终碍于部门内部的惰性和强大的游说团体而无法成事。
普通的士兵在40岁左右退休，仍需要一份工作与收入来支付孩子的教育和生活开销。 他们的退休金至少在2,000令吉左右。因此没人愿意接受薪水仅为1,200令吉的工作。许多士兵出于生活成本较低的考量，选择回到家乡打零工，或是成为小贩/小商人。但请试着想象，重新改变整个行业的可能，假设五年后我们将整个保安人员的业务“马来西亚化”，以7万名或更少的马来西亚保安来替代20万名的外籍保安。
政府可以津贴安装闭路电视、购买随身相机以及用以维护安全所需的其他技术，政府也可以通过引入特定认可和认证来加强这个专业。例如，如果一名保安精通各种相关科技，并能够在发生罪案时向警方作出适当的举报，那么他们应获得较高的报酬，如3,500令吉起。而雇用这些保安的雇主应该意识到，能够适当地报案，或仅是在被询问时能够指出正确方向的保安，是何其重要的。
为了国家安全，让马来西亚人接受正规训练，并得到适当的报酬来保卫我们的社区绝对是好事。此外，在吉隆坡和雪兰莪的购物中心所发生的新冠肺炎簇群
主要来自居住在狭窄宿舍中的外籍保安人员，是时候让这个行业“马来西亚化”并进行全面改造。
绿色/气候课题
在杨美盈担任能源部部长期间，马来西亚在净电能计量（Net Energy Metering）和能源绩效合约（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净电能计量通过允许私人单位将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多余能量馈入国家电网并获得回报的计划，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能源绩效合约的服务供应商将与建筑物业主达成协议，将照明设备更改为LED灯，并采用新技术以节省能源。
一份典型的协议可以向业主保证，业主向国能支付的能源费用将比以前低。而从本应支付给国能的费用中节省下来的部分则可以用以奖励服务供应商。
试想政府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将其所有建筑转变为节能建筑。国能的利润可能会减少，但其他所有人都会获益：环保将会获益、创建了一个新行业、许多承包商将得到工程并能向银行借款。
政府也可以奖励接受能源和水源审计，并将建筑进行改造成为节能建筑的酒店、购物商场和工厂。然后，政府可以制定工人的标准和认证，例如要求所有承包商雇用马来西亚员工，以及具备绿色技术资格的技术人员，并支付至少3500令吉。如此大规模的绿色/气候实践将帮助我们更好地重建，并创造至少10万个或更多的就业机会。
当然，这只是几个例子。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共同努力去进行尝试，将有更多方式可以为马来西亚人创造薪水介于2500至4000令吉的工作。 我之强调这个薪资水平，是因为一旦我们能够在这个水平上维持大量的就业机会，我们就能拥有强劲的内需，随着自动化和其他努力来提高技术水平，我们将在全球经济复苏后创造更多与更高薪的就业机会。与自动化相辅相成的较高薪工作——这才是未来前进的方向。
我将薪资水平设在2500令吉至4000令吉之间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无论对公共或私人雇主来说都是极其可行的。这也是能够马上吸引大批马来西亚人申请的薪资水平。即使是在新加坡从事廉价劳动，收入低于2000新元（6000令吉）的马来西亚人，也会愿意以他们之前薪水的2/3而回流。
现在正是政府引导各行业了解，“进步”意味着我们使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和越来越多的机器； 进步或利润肯定不能建立在把人力（非技术移工）当机器使用。 人们普遍认为，马来西亚人不想在3D领域工作。 但实际上，成千上万的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从事3D工作。 关键是薪酬。
现在是整个社会专注于为马来西亚人创造就业机会的时候。 除了为马来西亚同胞创造就业机会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kitajagakita的精神。
我敦促政府勇于尝试并作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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