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首相署部长慕斯达法于2020年12月22日，向国会上议院主席莱斯亚丁及朝野上议员汇报了第十二大马计划（RMKe-12）的内容框架。同时也要感谢经济策划单位（EPU）总监赛夫安努亚就上议员的意见和建议给予了真诚的反馈。第十二大马计划将于2021年3月提呈到国会辩论。
慕斯达法对上议员承诺，2021年起他会每个月与财政部部长东姑扎夫鲁定期到国会，向国会上下两院议员报告我国的经济状况。我希望政府能把这样的汇报会进一步制度化，由上下议院分别成立委员会或甚至是联合委员会，这会是国会空前的创举。
设立类似国会预算办公室（Parliamentary Budget Office）且人员配备充足的国会辖下机构，将有助于国会上下议员更有效地投入经济政策辩论。2019年1月，在时任首相马哈迪主持的反贪污内阁特别委员会（JKKMAR）会议就已经有讨论成立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建议。
我告诉慕斯达法，第十二大马计划目前让人觉得政府以线性的模式构思经济发展，希望这只是我个人的错觉。事实上，我国需要动态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追求经济复兴的可能性，否则马来西亚很快将会被其他国家超越。
具体来说，假设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维持在过去2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平均增长率，我国需要1600年才能追平新加坡。这让我马上想起了凯恩斯的一句名言：“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按照同样的算法，越南也很可能在这个世纪末超越马来西亚。
至于什么是动态增长呢？40年前，深圳只是个名不经传的小渔村。但从当时迄今，深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整整56倍，也在2018年超越了香港。如果有人在20年前大胆做出这样的预测，肯定会被视为愚蠢和过于乐观。
基于许多原因，我认为马来西亚应以追平新加坡为目标，意味着马来西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必须有五倍的增长。如果我们能把过去20年的平均增长率提高到两倍，我们便能以50年时间完成这个目标。
我是愚蠢和过于乐观吗？也许是，但如果我们能够把目标设得更高，我们可以为马来西亚经济注入更具远瞻和创意的想象。过去的模式已无法为国人带来经济增长，新冠疫情也曝露了马来西亚经济的一些脆弱之处。我们务必要尝试不一样的做法。俗语有说，真正的愚蠢在于每天重复做相同的事，却期待有一天能出现不同的结果。
50年目标当然是放长远来看，但我相信高增长率可以在短短几年时间就让人民开始有感，包括享有更好的基础建设、更高待遇的工作机会、更优质的教育等等。
失败不该是我们的选项。继续在过去20年的困境中原地踏步，只会让一切更为严峻，迫使马来西亚只能到海外寻求更好的机遇。到新加坡打拼的50万马劳当中，部分领取新币2000元或更低的薪资从事低端工作。我国也有数千人到首尔当外劳；也有数万人到澳洲果园或工地谋生，大部分还是属于非法工作。
马来西亚人离乡背井到海外工作，政府却引入廉价外劳取而代之，以致我国劳动市场的薪资水平停滞不前，而外劳也把大部分的薪资汇款回到本国。许多外劳也居住在极差的环境中。这自然而然减少了让马来西亚经济走向升级的诱因和动力，影响了生产力及薪资涨幅。第十二大马计划应以就业作为核心。政府必须透过一切可行的政策措施，把数百万份低技术、低薪资的工作转换为月薪2500至4000令吉的半技术工作，并配合自动化加强生产力。借此，整体劳动市场也会水涨船高，随着提升薪资水平。
另一个有助增进国人家庭收入的关键议程，是要鼓励更多女性投入职场，并在分娩后继续留在职场。举例来说，与其一直强调扶助土著“创业”，不如帮助土著女性留在职场，借此更快地培力和增加土著的家庭收入。政府若能为中低收入土著家庭提供乐龄人士和儿童的照护服务，他们将能从单薪家庭成为双薪家庭。这是增加他们家庭收入的最快方式？当然，马来西亚经济也要能够为国人创造良好待遇的工作机会。
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指标，其实也存在当中的盲点，并无法反映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因此，第十二大马计划理应在这点做出回应，但我不晓得政府是否已经准备就绪。在国人收入方面，我们要继续陷入在低收入群占多的“金字塔型社会”，或透过政策调整朝向中等收入群占多的“钻石型社会”。在收入群的区分上，我们也要以T20-M60-B20取代现有的T20-M40-B40来进行政策思考。
此外，为了避免第十二大马计划乖离效果，我们必须正视当下的现实：马来西亚已高度城市化，我们必须做出相对应的政策规划。居住在城市的马来西亚人口占了总数将近80％，而超过70％的马来人也是居住在城市。继续把马来人视为乡下人，已不符合实际状况。
譬如，联邦分配到各州的拨款主要是按人头计算，这样的分配让柔南地区无法享有充足的设备，包括学校教室和医院病床等。今天，大部分的人口都集中在吉隆坡与柔南寻找就业机会，某程度上还有槟城—居林走廊一带。
我担心政府的决策者毫无治理城市的概念，无法就交通基建做出长远的规划，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已彻底改变了我们原来的生活方式。
以乡区和半城乡为主的柔北和柔中，则需要不同的经济策略。第十二大马计划必须确立未来农业政策的方向：我们在接下来10年要继续依赖棕榈油业，或推动更均衡的农业经济，同时加强我们粮食安全？
我也不知道第十二大马计划是否能够应对一个内在的矛盾。政府的这项五年政策规划是交由经济策划单位拟定。经济策划单位的权力在于决定政府“发展预算”的分配和使用。即便经济策划单位准备的计划书写得再美好，也不是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能够掌握计划背后的政策构想。马来西亚的发展不能只是聚焦在硬体基建，我们必须引入新的政策想象，但只靠经济策划单位并不足于成事。
我也非常关注以下各个挑战：
第一，制度改革。
贪腐，是第十二大马计划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要思考如何在政府部门推行全盘的制度改革，防止腐败、陋习和各自为政种种弊病，这相当关键。
里根／柴契尔有关“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问题所在”的保守思维，理应被抛到九霄云外。第十二大马计划应借此机会，重新定位政府在经济上的积极角色。我们需要有能的政府，并如经济学家马祖卡托所言，设立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参与经济发展。
第二，国防和安全领域。
身为前任国防部副部长，我希望政府在安防事务采取“整体政府”方针。新冠疫情敲醒了警钟，让我们意识到危机降临的不可预测性。意外、疫情和国安威胁等，其实说来就来。
武装部队面对的问题在于军备采购无法以五年计划作为框架。大部分的军备采购，需要耗上好几年才能完成转交，且要在20至30年的储存期内定期维修和保养。
但愿政府能够放更长远的目光看待我国的安防需求。推动国防工业，将有助于加强我国的防务，也带动经济的发展，这个方向我们不应该轻易放弃。
第三，沙巴、砂拉越与半岛各州
联邦政府应认真考虑，把之前集中的权力下放至各州。举例来说，把医疗和交通的管辖权赋予更了解在地状况的州政府，将更有利于施政。
第四，数位近用权
网际网络的近用权，在今天理应视作新的基本人权，如同人们可以享有干净的空气、水供和道路一般，避免像薇薇奥娜一样的年轻人沦为失落的世代。新冠疫情突显了国内数位落差的现象。当然，水供、道路和铁路等也是不能忽视的设备。
第五，气候变迁、绿色基建和绿色就业
我希望第十二大马计划也能积极响应永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应对气候变迁的挑战。绿色政策不代表让发展停顿，我们其实可以在打造绿色基建的过程中，为国人释出工作机会。
在此促请政府在第十二大马计划的讨论中，能够就上述议题做出更深入的构思。基本上，第十二大马计划必须让国人了解马来西亚分别在2025年（五年计划结束后）、2030年（“共享繁荣”发展框架结束后）及2035年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