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大马计划:创造就业机会是重中之重

依斯迈沙比里在8月筹组内阁阵容时,我就曾公开建议他展延向国会提呈《第十二大马计划》的日期,让包括在野党在内的更多单位与决策者提供意见。


慕尤丁政府的实权经济部长慕斯达法被依斯迈沙比里留任相同职位,而依斯迈沙比里政府计划在9月27日(星期一)早上11点30分向国会提呈《第十二大马计划》。
国会下议院将在10月7日前完成对《第十二大马计划》的审核,国会上议院则会在10月12日至21日期间进行审核。

《第十二大马计划》既重要却又有点无关痛痒。马来西亚在1970年代首次推出《新经济政策》时,政府对经济事务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在随后的20年间,这些五年计划仍起着主导官僚机构运转的作用。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经济变化之快早已远超任何五年计划所可以预估的情况。

因此,如果与即时的政策措施和财政注入的年度预算相比,五年计划早已不再像40年前那么重要了。

尽管如此,五年计划仍具有指标性的意义。五年计划中的各种承诺或疏漏会影响政策方针,最终也将影响小市民的福祉。我将在接下来的文章里谈及平衡城市中心和乡区的错误观念所带来的后果。唯有《第十大马计划》(2011-2015)中对“建设充满活力和宜居城市”给予应有的重视,不幸的是,这在《第十一大马计划》中再次被剔除。

去年12月,慕斯达法及经济策划单位(EPU)总监赛夫安努亚针对第十二大马计划的内容框架与朝野上议员们进行了一场对话。随后,我在我的文章《第十二大马计划:我国急需动态发展模式》中呼吁政府应舍弃线性模式,改以动态的模式来构思经济发展。

我国需要动态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追求经济复兴的可能性,否则马来西亚很快将会被其他国家超越。

具体来说,假设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维持在过去2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平均增长率,我国需要1600年才能追平新加坡。这让我马上想起了凯恩斯的名言:“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按照同样的算法,越南也很可能在这个世纪末超越马来西亚。


至于什么是动态增长呢?40年前,深圳只是个名不经传的小渔村。但从当时迄今,深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整整56倍,也在2018年超越了香港。如果有人在20年前大胆做出这样的预测,肯定会被视为愚蠢和过于乐观。

对我而言,任何正在思考经济规划的人都必须将创造就业机会视为首要任务。尤其是疫情大爆发后,其他都是次要的。

失败不该是我们的选项。继续在过去20年的困境中原地踏步,只会让一切更为严峻,迫使马来西亚只能到海外寻求更好的机遇。到新加坡打拼的50万马劳当中,有一部分领取新币2000元或更低的薪资从事低端工作。我国也有数千人到首尔当外劳;也有数万人到澳洲果园或工地谋生,大部分还是属于非法工作。


“马来西亚人离乡背井到海外工作,政府却引入廉价外劳取而代之,以致我国劳动市场的薪资水平停滞不前,而外劳也把大部分的薪资汇款回到本国。许多外劳也居住在极差的环境中。这自然而然减少了让马来西亚经济走向升级的诱因和动力,影响了生产力及薪资涨幅。第十二大马计划应以就业作为核心。政府必须透过一切可行的政策措施,把数百万份低技术、低薪资的工作转换为月薪2500至4000令吉的半技术工作,并配合自动化加强生产力。借此,整体劳动市场也会水涨船高,随着提升薪资水平。”

另一个有助增进国人家庭收入的关键议程,是要鼓励更多女性投入职场,并在分娩后继续留在职场。举例来说,与其一直强调扶助土著‘创业’,不如帮助土著女性留在职场,借此更快地培力和增加土著的家庭收入。政府若能为中低收入土著家庭提供乐龄人士和儿童的照护服务,他们将能从单薪家庭成为双薪家庭。这是增加他们家庭收入的最快方式?当然,马来西亚经济也要能够为国人创造良好待遇的工作机会。

我在同一篇文章中,也问了一个对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国人收入方面,我们要继续陷入在低收入群占多的“金字塔型社会”,或透过政策调整朝向中等收入群占多的“钻石型社会”。在收入群的区分上,我们也要以T20-M60-B20取代现有的T20-M40-B40来进行政策思考。”

接下来几个星期,我会继续书写关于《第十二大马计划》、2022年财政预算案、以及如何在后疫情时代重建马来西亚经济。

我提出这些问题,是希望能够激发更多马来西亚人共同挑战那些陈腔滥调。让我们一起大胆地思考,怎么样才能为所有国民建立更好的经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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