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现任首相依斯迈沙比里和前首相纳吉倡议恢复消费税的念头感到震惊。
早在90年代，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和财政部官员就曾提出实行消费税的建议。
消费税是累退税（regressive tax），意即穷人承担的税务占收入和财富比例上而言会相对于富裕的纳税人来得高。
当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在2014年10月至2016年期间大幅下跌时，马来西亚经济也在2015、16年受到严重打击。纳吉听信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建议，削减财政预算的支出，并在2015年4月1日正式实施消费税。
消费税可说是纳吉在2018年大选中落败的导因之一。希望联盟政府上台后就废除了消费税。
若消费税真的是推动经济繁荣的灵丹妙药，那么在政府于2015年至2018年之间征收消费税时，我们就应该看到马来西亚经济的进步。中下层小市民在消费税实行期间面对多重经济窘境。
若征收消费税真的是增加政府收入的良方，我们也会早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看到成果。但这些都没有发生。
征收消费税是杀鸡取卵
支持消费税的人说，马来西亚的税基太小，只有约16.5％的人口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他们认为实施消费税、让每个人在消费时被征税，就能扩大税基。
那为什么很少马来西亚人缴纳所得税呢？当然，部分原因是有人逃税。但税收局自有对付逃税者的方法。很少马来西亚人缴纳所得税的真正原因是，大部分的国民的收入过低，还没到缴纳所得税的门槛。
纳吉政府在2012年实施的一马援助金（BR1M）金就是最好证明。当时，纳吉和他的副手慕尤丁面对民联施压解决经济问题而落实BR1M的援助措施，为6成的家庭每年提供现金补助生存下去。然而，BR1M也证实了，有6成马来西亚家庭的经济状况欠佳。
将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看—只有16.5%的马来西亚人缴纳所得税，而6成的家庭被认为是需要被援助—显而易见，采取统一税率的消费税对于解决经济问题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
GST是犹如杀鸡取卵的累退税。相比起富裕家庭，贫困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所支付的消费税将在其收入中占更高的比率。
纳吉政府所做的基本上是用右手向6成的低收入家庭支付BR1M，再用左手从这个群体中收回更大比例的收入。这就是消费税。
也证明了，消费税和类似的税制会在落实后的至少一段时间内引发消费明显下降。而在全球通膨率高涨的今天，恢复消费税无疑是疯狂的决定。
政府应该怎么做？
罗马不能一天建成，我们也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政府必须重组经济模式，在十年内让至少6成的马来西亚家庭的收入达到足以支付所得税的程度。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创造工资体面的工作，也必须创造能够提供这些就业机会的新领域。我们需要减少非技术劳动力的比例，改走自动化和技术升级的路线，使劳动力减少但增加技术工人，让每个技术工人的工资得到提升。
重点是，我们应该建立享有高素质工作和体面工资的中产阶级社会。
从长远来看，还有很多可以取代消费税的方法。例如，为收入最高的1%到2%人口制定新的边际税率（Marginal tax rate），让他们的边际税率与中产阶级有所区别。今天，年收入超过10万令吉人士的边际率为21%，而年收入超过100万令吉的边际率为28%。相比之下，年收入超过5万令吉的税率为8%。中产阶级承担了不成比例的税收负担。
有许多外资多年来都享受着巨额的免税期，往往让国内中小型产业处于不利地位。这些外国投资者中有部分已经不应再享有免税期，因为他们已不再是业内“先驱”。
财政部长可以告诉这些外国公司，要继续享受免税期，就需要签订新的“合约”：这些公司必须现在就大量投资以便进行技术升级和提高生产力，同时减少对非熟练外劳的依赖，并为马来西亚人创造就业机会，也支付更体面的薪资。否则，就应该逐渐停止他们的免税期。
最终，这些企业将会因为马来西亚人的生活与消费能力的提升而受益，而国家也可以达到6成中产阶级符合缴纳所得税的目标，如此才会形成良性循环。
马来西亚所面对的根本挑战是低工资、低技能、低技术和低生产力的恶性循环。
另外，在此分享个故事，以提醒一下首相依斯迈沙比里：我清楚记得，时任首相阿都拉在2008年6月4日宣布汽油将起价4成。当时，我与时任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在韩国首尔与外资公司交流。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震惊不已。
国阵在2008年3月8日的全国大选中失去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和五个州政权后，阿都拉的相位已经摇摇欲坠。这项宣布就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
是谁建议阿都拉做出这个决定？是阿都拉的副手纳吉，他当时是内阁中的主要倡议者。
是谁在燃油起价导致阿都拉相位崩溃后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纳吉。
是谁在2009年4月3日接替阿都拉担任首相？又是纳吉。
如今，又是谁在高呼要恢复消费税？猜对了，还是纳吉。
我劝依斯迈沙比里好好调查那些向他献议重启消费税的人的目的。毕竟在大选随时就要举行的时候，这项决定会让他赔上相位。
我们要提醒自己，消费税是变相惩罚穷苦人家、扼杀各级消费，既不能增加政府收入、也不利于经济整体的税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