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安是政治风险

印尼近期示威事件曝露出当地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症结。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尤其是零工工作者，在非正式经济部门谋生，领取低廉工资，并缺乏投入正式经济部门的机会。

在雅加达抗争中，年轻的Gojek外送员阿梵（Affan Kurniawan）不幸身亡的前一天，马来西亚国会刚通过了首部《2025年零工法案》。

这部法案规定零工必须缴纳社会保险，并设立仲裁机制处理零工申诉。人力资源部长沈志强以及昌明政府开创性地迈出这一步，值得肯定。

国会议员们大致达成共识，认为政府必须为零工提供更周全的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要为所有马来西亚人创造更多高薪稳定的优质工作，而不仅止于零工。

所有参与法案辩论的国会议员都很清楚：

• 在法案通过之前，马来西亚有120万名零工完全没有受到保障；

• 这120万人（根据统计局数据，截至2025年6月，马来西亚总劳动人口计有1743万人）被迫投入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的零工工作，反映我国经济的深层困境，我们必须共同从国家视角面对与处理。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在于如何向政府各机构、企业与社会大众传达上述讯息，并大胆推动改革。

与印尼情况相似，许多马来西亚人之所以当外送员或电召司机，是因为正式经济部门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或者工资过低。更糟糕的是，正式经济部门依赖大量非熟练外籍劳工，进一步拉低工资，导致本地的非熟练工与半熟练工陷入逐底竞争的恶性循环。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好选择，要么进厂工作，拿着微薄工资，还天天被指责“不如外籍劳工勤奋，竞争力不足”；要么当外送员或电召司机，做着不稳定的短期合约工。

这不仅是非熟练与半熟练工人的恶性循环。由于整体工资水平偏低，许多拥有良好技术能力、甚至拥有高等学历的马来西亚人，也选择到新加坡工作。

目前有110万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工作。讽刺的是，其中不少正是在从事马来西亚雇主声称“本地人嫌弃”的工作，例如保安、清洁工、工厂技术员等，只是地点在新加坡。根据内政部数据，2015年至2025年6月期间，共有9万7318名马来西亚人放弃国籍，成为新加坡人。

国内长期依赖外籍劳工，也使本国产业缺乏生产力提升。部分雇主观念陈旧，认为本地劳工欠缺生产力，把“生产力”等同于劳工投入的工时。事实上，如今的生产力取决于生产过程中技术含量的高低。

与此同时，在多重因素交织之下，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各国产业正陷入生存危机。

第一，中国产业“内卷”，不仅在当地掀起价格战，也冲击全球各地，东南亚制造业首当其冲。印尼纺织厂的倒闭就是一例，某程度而言，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当前的社会动荡；

第二，美国总统特朗普征收高关税，迫使原本输往美国的产品转投其他市场，形成供过于求、价格下跌的局面。钢铁业自今年3月起被特朗普加征50%关税，连锁效应迅速扩散，进而产生“二级效应”（second order effects）；

第三，中国产业技术快速升级与创新，人工智能在生产环节的应用尤其普遍。相较之下，马来西亚的手套业技术不如中国。一家中国最大型手套厂商即将在越南设厂，马来西亚手套业可能会面临生存危机。

印尼最近的示威正好提醒我们：经济不安就是政治火药库。马来西亚政府、企业与劳工必须尽快达成新的共识。

日常生活金融化的隐忧

我们常常把“生活成本”挂在嘴边，视之为生计的首要问题。但问题症结不仅在于生活成本，而在于整体就业环境不稳定，加上公共服务如公共医疗、公共交通、公共住房不健全，人们工资偏低，导致购买力不足，日常生活里处处充斥着各种不安与风险。

公共交通不完善，迫使多数人买车代步；公立医院轮候时间过长，让许多中产阶级被迫转向私立医院与医疗保险；体面住房不足，使得家庭必须背负沉重房贷，才能换来容身之处，结果却让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换句话说，正如国库控股研究机构（Khazanah Research Institute）报告所言，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已被“金融化”（financialised）。

金融化或金融垄断资本取代产业资本，不仅成为当代新颖的资本积累方式，冲击现代企业理念与经营，也渗透入我们个人与家庭的日常生活和风险管理的思维，致使日常生活过度金融化。原本应由国家协调资源来应对的集体问题，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如今都成为金融市场的消费品。

人们被迫通过购买金融产品，如房贷、教育基金或贷款、保险、养老金计划等，才能够勉强维持基本体面生活和降低生活风险。吊诡的是，风险在这个过程中从国家、雇主的身上转移了，平民百姓既是这些金融产品的投资者和消费者，却也成了风险的承担者。

我们必须认清以下现实：

第一，马来西亚的工资低廉，并已沦为政治难题；

第二，低工资与依赖非技术外籍劳工，使得本国产业技术升级速度远不如中国，如今面对中国“内卷”带来的区域和全球冲击，危机迫在眉睫；

第三，“生活成本”的政治问题无法靠压抑物价来解决，必须从低工资与生活过度金融化的根源着手。

亟需凝聚新的经济共识

从历史借鉴可见，不少国家曾在关键时刻形成新的经济妥协与共识。

1950年代，韩国长期面临北韩威胁而推行土地改革，避免贫苦阶层倒向共产党。1950至196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成为最广为接受的发展路径，甚至连资本家都乐于接受，因为当时的苏联经济模式被视为强大且可行的替代方案。

然而，冷战结束后，公平发展的焦点逐渐遭受抛弃。1990年代以来，放任自由市场与富人减税的措施盛行，美国时任总统里根与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的政策，深刻影响全球。

马来西亚在197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初期，着重于减少族群之间与族群内部的不平等。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敦马哈迪政府转向里根—撒切尔路线，减少关注不平等的问题，包括不再关注族群内部经济不平等的分配问题。

正如本文前言所及，人民的经济不安，尤其是大部分劳工阶层的焦虑，很容易引发政治动荡。如今，马来西亚亟需凝聚新的经济共识，回应经济不安的问题，以避免触发严重的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