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明大马经济框架三周年：一代人的机遇

在世界正经历深刻转型的背景下，2023年7月27日，首相安华正式推出《昌明大马经济框架》，随后又陆续发布《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与《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三者共同构成了昌明政府经济蓝图的核心理念。

当今世界的转型，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在地缘政治方面，国际秩序正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迈向多极化。虽然大国依然拥有强大影响力，但只要中等强国能够有效组织起来，同样能够左右国际局势的发展。

• 在全球供应链方面，过去强调追求效率的“及时生产”（Just in Time）模式，正逐步转向强调风险防范的“以防万一”（Just in Case）的模式，以提升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中国一直主导全球供应链体系；然而，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供应链多元化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 毫无限制的自由贸易，以及相信自由贸易自然会让所有人共享繁荣的观念，已不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思维。随着美国中产阶级持续萎缩，美国是否还能长期充当全球出口导向经济体的最终消费市场，也越来越令人怀疑。

• 全球经济从燃料经济迈向新能源经济。这一趋势体现在交通运输日益电动化，以及新能源应用不断扩大。伊朗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只会进一步加快这一转型。

•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以人工智能形式出现、千载难逢的科技转型。上一次出现如此规模的科技变革，已是三十多年前网际网络的兴起。

显然，如今的世界已与几年前截然不同。面对这些变化，马来西亚绝不能再以线性、零碎或渐进的方式去应对。因为这种一代人一次的重大转型，往往来势迅猛，而且是多种变化同步发生。很多时候，仅仅几个月，整个发展格局可能已经彻底改变。

因此，我们必须为跳跃式发展做好心理准备。同时，我们也应当保持乐观，相信马来西亚有机会借助这些全球变革，实现国家经济、企业竞争力、劳工能力以及人民整体福祉的一次历史性跃升。

并行提高顶限与下限

自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马来西亚社会逐渐弥漫着一种犬儒主义的氛围。某种程度上，这种失望并非毫无根据。历届政府深陷贪腐丑闻，政策长期原地打转，国家发展也陷入停滞。事实上，大约二十年前，当世界银行开始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一概念时，马来西亚几乎成为最典型的反面教材，充分说明一个国家究竟如何一步步陷入发展瓶颈。

事实上，金融风暴发生一年后，时任副首相安华不仅遭到革职，随后更锒铛入狱。更重要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削弱了马来西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既有优势。马来西亚的生产成本并不比中国低，也不具备中国那样的经济规模，以及国家主导型产业政策所带来的优势。

然而，随着世界进入新一轮转型期，马来西亚在地缘政治上，奉行“要广结善缘，不与人为敌”的中立立场，并致力于成为有影响力的中等强国，使我国成为投资者和贸易伙伴眼中极具吸引力的平台。全球对供应链多元化与韧性的追求，也让马来西亚从中受益。只要我们持续强化自身供应链及产业生态系统的韧性，这项优势就能继续保持下去。

随着自由贸易逐渐退潮，马来西亚已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并拥有规模可观的中产阶级，足以成为支撑国内需求的重要力量。如果东盟整体日益富裕，也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区域市场。此外，马来西亚拥有广泛的贸易伙伴，能够进一步分散出口市场。作为产油国，马来西亚具备相当程度的能源安全保障，同时也拥有发展新能源的巨大潜力。

在人工智能转型方面，马来西亚同时拥有半导体产业和数据中心。接下来，我们必须思考如何从这些投资中创造更高的价值。能够同时处于人工智能浪潮两端——芯片与数据中心——的国家，其实并不多见。

《昌明大马经济框架》所要回应的，是两项并行推进的挑战：一方面如何让经济增长得更快，同时又得让成长成果分配得更公平。换言之，我们既要“提高顶限”（raising the ceiling），也要“抬高下限”（raising the floor）。每当政府面对重大政策抉择时，都会一再回到这个平衡原则。

虽然，商界未必所有人都认同政府高度重视“抬高下限”的做法；然而，他们应当明白，当更多马来西亚人变得富裕、生活条件持续改善时，企业产品所面对的国内市场也会随之扩大。从社会韧性的角度来看，一个拥有庞大中产阶级的社会，本身就是抵御民粹主义的重要基础。如今，从美国、欧洲到世界其他地区，许多国家都正面临民粹主义带来的冲击。

燃油补贴缓冲危机

过去，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不少经济学者主张，政府应该立即全面取消燃油补贴，让油价完全按照市场价格浮动，再以现金援助取代普遍补贴。马来西亚政府为此来回讨论了两年多，最终于2025年9月推出Budi机制。

安华曾亲眼见证燃油价格骤然上涨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98年印尼总统苏哈托政权的垮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压力下，苏哈托于1998年5月4日宣布将燃油价格调高70%。结果，这位掌权长达32年的政治强人，最终在不到三个星期后的5月21日被迫下台。

如果马来西亚去年没有推出Budi机制作为缓冲，那么在刚刚过去的3月和4月，即伊朗战争最激烈、国际油价与能源供应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许多马来西亚人势必承受巨大的冲击。

当然，从长远来看，我们仍应推动交通运输电动化，并减少城市无序扩张，让更多人能够居住在城市中心，通过步行或公共交通完成日常通勤。无论如何，在昌明大马理念的引导下，我们预先建立一套缓冲机制，成功经受住最近这场危机的考验。

人人都是建国者

之所以与大家分享上述种种，是因为我由衷希望商界也能把自己定位为建国者。我们必须共同思考，未来30年要如何建设马来西亚，并在国家迎来建国一百周年之际，打造一个更强健、更具韧性、更先进的经济体与社会。

此外，自2018年以来，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我们经历多次政权轮替，而每一次权力交接都和平、有序，没有发生流血冲突。我们推动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改革，确保未来不再出现权力过度集中的首相，也不会再有长期垄断执政的政党。我们将落实首相任期限制，并推动总检察长与检控官职能分开。维护马来西亚制度的公信力与国际信誉，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施政议程之一。

过去三年的努力，也已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马来西亚是近两年《世界竞争力排名》中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2024年排名第34位，2025年升至第23位，2026年进一步跃升至第15位。

这一切并非运气使然，而是政策方向所带来的成果。《昌明大马经济框架》将供应链、经济、人民以及制度的韧性，置于马来西亚经济政策的核心位置。

制度公信力乃关键

我借此推荐大家特别留意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世界竞争力中心主任布里斯（Arturo Bris）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鉴》（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Booklet 2026）开篇所写的一段话：

“每一年都会有人问我同一道问题：究竟是什么让一个经济体具有竞争力？而每一年，我的答案都会比教科书上的定义再偏离一点。”

成本重要，规模重要，人才、科技、基础设施和市场近用都很重要。然而，它们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日益碎片化的世界里，资本、人才与信任，总是持续流向同样少数几个地方。这些地方未必是成本最低、规模最大，或科技最先进，但却是人们相信其制度规则的地方。

这听起来或许有点像说教。然而，《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名》揭示一个重要启示：位居前列的经济体，并不一定是最发达、出口最多或市场最大的国家。那么，它们共同拥有的特征究竟是什么？答案是：最能够持续维护法治的经济体。”

到了2026年，经济竞争力所讲求的，已不再是成本、规模，甚至创新能力的竞争，而是制度公信力（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世界越趋碎片化，可预测的制度、可执行的承诺，以及具备正当性的国家治理能力，就越显得珍贵。”

我希望，这段话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下这个时代的精神。

今天的竞争力，早已不同于教科书里所强调的：“谁能生产得更便宜，再贩卖得更廉价”。真正的竞争力，是供应链、企业、劳工的韧性，也是整个社会的韧性。

尽管许多人对国家仍抱持悲观与怀疑的态度，同时马来西亚也和其他国家一样面对不少挑战，但我认为，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现今正是马来西亚最好的时刻。昌明政府已经终结过去失落的几十年，马来西亚正在翻开崭新的一页。

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够以更加乐观、更有活力，也更具雄心壮志的心态迎接未来。过去停滞不前的岁月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正是马来西亚迈向新发展高度的时候。我们必须准备好迎接一个发展更迅速、更公平的新时代，也要成为拥有自主科技能力的国家，而不仅仅是继续成为一个贸易国家。

打造安全韧性马来西亚

2027年，马来西亚将迎来独立70周年。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2057年的马来西亚，将会是什么模样？如今，我们都明白30年意味着什么，毕竟自1997年以来，我们共同经历过国家发展的跌宕起伏。

如果希望未来30年建设更繁荣的马来西亚，我们首先必须更相信马来西亚企业，也要更相信马来西亚人民本身。若要让马来西亚再次伟大，首先就必须相信，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有能力共同实现这个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推动几项思维典范的转移。

第一，我们必须停止认为马来西亚企业天生就比外国企业逊色。回顾日本在二战后的科技崛起，以及韩国、台湾过去五十年的产业发展，再到中国自21世纪初以来的科技腾飞，我们更应该认真思考与辩论产业政策，积极培育属于马来西亚本身的企业。

无论是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财政部、其他政府机构，还是私人银行，都必须清楚意识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从来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培育本土大型企业和未来马来西亚跨国公司的重要手段。

长期以来，不少政府机构或企业领袖总是习惯把本地企业视为“中小型企业”，认为它们最大的价值只是成为外国投资者供应链的一环，而非能够共同开发技术、创造价值的合作伙伴。

有时候，这样的思维难免会令人感到挫折。

摒弃“中小企业定位”

我要强调的是，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天生就晓得如何成长为跨国公司。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培育本地企业，让它们未来不仅成为科技拥有者，也能够成长为跨国企业，而不是永远停留在“中小型企业”的定位。

其次，马来西亚资本市场也必须肩负起国家建设的使命，推动更多本土科技企业上市，使科技产业成为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政府官联投资公司（GLIC）和政府官联公司（GLC）也应逐步减少将资源投入房地产开发，把更多资金和精力投入自主科技的发展。

试想，如果有一天，政府官联投资机构和政府官联企业不再耗费大量时间进行土地交易和房地产开发，而是全力投入科技创新，那么马来西亚必将成为真正强大的国家。

简而言之，马来西亚应该以成为「小韩国」或「小台湾」为目标，在未来十至二十年间，把资本、人才与企业整合起来，共同建设一个拥有自主科技、持续创新能力的国家。我相信，马来西亚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

商会、共治与互信

政府将继续努力，为马来西亚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我们理解，商界高度关注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对本地服务业与制造业所带来的冲击。最近，第二财政部长阿米尔韩沙已委托我，与财政部秘书长佐汉共同研究这一课题。

短期内，我们将重点推动以下几项工作：

• 为马来西亚企业建立公平竞争环境，确保我国法规不会偏袒外国企业，而损害本地企业利益；

• 确保所有外国企业都必须遵守马来西亚的法律与监管规定；

• 确保所有外国商品与服务都符合马来西亚的标准，尤其是在食品、电器产品及建筑材料等领域。

与此同时，我也呼吁各大商会能够团结起来，为政府提供更多分析、情报与线索。我期待商会共同承担更积极的角色，与政府携手推动国家进步。未来，希望更多商会和商业协会聘请政策研究人员，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与政府展开更深入细致、更具建设性的合作。

当然，政府也必须建设一个更开放的治理体系，让公务员与部长能够在政策正式定案之前，能够积极与社会沟通、广泛听取意见；此外，企业界也可提出更多创新而具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共同提升公共决策的质量。

归根究底，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我们要相信彼此的专业判断，也要相信政府领袖是在为国家利益，而非个人利益服务。同样地，当企业领袖向政府建言、争取政策调整时，我们也应相信，他们所思考的，不只是企业自身的利益，更是国家整体的长远发展。

这样的信任，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必须由我们共同建立。我期待各大商会能够承担起这一时代赋予的责任，与政府携手，为马来西亚未来的发展贡献力量。

总结而言，《昌明大马经济框架》推出至今，已经走过三年。我希望大家对马来西亚的未来抱持信心，相信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共同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携手打造未来三十年一个更强大、更具韧性的马来西亚。

（原文“Malaysia’s once-in-a-generation opportunity in a world in transition”刊登于The Edge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