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新经济秩序

感谢国库控股研究机构，特别是国库研究院副主任任韶龙，邀请我为《2024年共同行动论坛》发表演讲。

本次论坛主题为 “主权与公平互依——全球南方与繁荣的普及化”，而本场讨论主题则是“新发展秩序的崛起”。

要促进繁荣的普及化和建设新的发展秩序，我们需要强大的战略领导力和勇气。

美国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 Roach）于11月26日在《评论汇编》（Project Syndicate），发表了一篇题为<亚洲在逃避问题>（Asia in Denial）的尖锐文章。他认为，中国尚未处理通货紧缩的潜在问题，而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官员则相信，特朗普的关税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

世界来到岔路，而亚洲面临四大挑战：

第一，如何避免依赖美国作为首要和最终的进口国？

自世界二战结束以来，亚洲一直靠出口美国而富裕。我们必须承认，大部分亚洲经济体至今仍然高度依赖出口到美国。从1950年代的日本，接着是韩国、台湾，再到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最后是中国，亚洲把美国视为主要的出口目的地。

过去一年来，出于我们对美国国情的理解，我在会见许多中国企业时，都私下告诉他们，若他们来马来西亚只是为了换牌子以规避美国关税（所谓的“洗产地”），其实最终还是徒劳，始终还是会面对美国的关税壁垒。正如太阳能板业的遭遇显示，美国无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当政府，政策方向相对一致。

马来西亚无任欢迎深耕本地供应链、与马来西亚企业高度对接的中国投资。

更重要的是，目前有两股矛盾的力量正在胶着：过去数十年，美国将制造业外包给亚洲，导致美国的中产阶级缩小，消费力下降。另一边厢，亚洲经济体因技术和人工智能迅速发展而生产力大增，甚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整个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需求却在大幅萎缩。

因此，首个重大的长期挑战是，亚洲和其他国家如何避免过度依赖美国，把美国视为几乎是唯一的消费市场。

第二，如何发展消费市场？更具体的是，如何打造中产阶级？

目前，全世界都把美国当作是主要消费市场，另外两个市场则是欧盟，以及中国和东亚国家。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约有1亿人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如今，至少有4亿中国人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

东盟总人口为6亿7000万人。试设想，假如在2045年以前，东盟约8亿人口当中，有一半是中产阶级，那就意味着我们将会拥有跟中国今天一样庞大的消费市场。

事实上，打造中产阶级，就是创造消费群。

根据《经济学人》在2024年11月23日的报道，亚洲中产阶级的增速已大不如前。从1991年到2014年期间，亚洲中产阶级家庭的年均增长率为6%。但过去十年已放缓至2%。除了印度以外，其他亚洲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增长，基本上都停滞不前。

如果，我们对亚洲经济体未来的想象，是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那么，我们就迫切需要在东盟、中东、非洲和南美创造更多消费者。

为此，亚洲经济体必须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并提供适当和体面的薪资，才能打造中产阶级。

不过，过去数十年，亚洲经济即使蓬勃发展，靠的却是压低工资、剥夺工人权益的手段来吸引外资，而这些外资生产的产品又大多以出口到美国为主。

我们必须认清事实，惟有让工人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拥有足够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亚洲经济才有可能持续增长。欧洲和美国的经历在在证明了，中产阶级的萎缩不但意味着消费市场将随之缩小，甚至也会沦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温床。

第三，如何鼓励更多研发创新，但又不至于扼杀就业机会？

出口导向经济的生产模式，往往是跨国企业本身在全球范围内，与自身的供应链垂直整合（veritcal integration），但其创新和技术并没有在当地社会溢出，促进与其他国内经济环节的水平连结（horizontal linkage）。

马来西亚就是一例。我们有好些半导体公司在生产和出口汽车芯片，但外资主导的半导体产业却与马来西亚的汽车产业几乎没有任何连结。

韩国首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根（Keun Lee）提到，国家和社会需要积极采取措施，否则单靠外资主导的生产模式很难带来任何创新。他指出，槟城虽然从1972年开始发展半导体产业，但它并没有像台北和深圳那样，采取积极的策略汲取知识与引进技术，导致没有属于自己的台积电或华为。

上个周末，一名在科技巨擘从事网络安全服务和人工智能培训的青年朋友告诉我，自己的工作很快将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今年4月，我到访深圳一家非常重要的科技公司，参观它旗下的120道工序生产线的工厂。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5年前，这条生产线需要80人工作，如今仅需14人。

我们确实需要谨慎应对技术应用快速取代人工而导致社会失去工作岗位的问题。我们需要创造能够支付体面薪资的就业机会，以打造理想的中产阶级社会。

第四，亚洲需要通过税收，来推动照护经济。

照护经济是可以创造体面工作的领域，因为这类工作不容易被机器人取代，但它需要透过累进的税收来维持。

除了靠压低工资来促进出口外，亚洲富裕的部分原因是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劳动力。美国经济学家埃伯斯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人口衰退时代》（The Age of Depopulation）一文中指出，除了亚撒哈拉地区，世界其他地方都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

普遍而言，亚洲的人口正在快速老化，但却不一定变得更加富裕。

中国经济当前的挑战之一，是消费者的需求的萎缩。他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储蓄被房地产捆绑住，房地产整体价值下降，再加上缺乏社会保障，各类照护服务不足或费用高昂。简言之，如果消费者没有经济安全感，对未来也不乐观，他们就不准备消费。

亚洲经济体必须建立和资助更强大的照护经济，以满足人们对医疗、养老和育儿的需求。这不仅能够为大大提升人们的经济安全感，还能鼓励女性参与就业，并有助于提高生育，缓解人口问题。

不过，若要资助强大的照护经济，我们就必须征收税务。过去数十年，亚洲经济体一直竞相为富人减税，为跨国企业提供各种税收假期/减免。

为了共同建设更强稳的未来，企业在享有各种税务优惠之际，有必要与政府携手合作，为更广泛的公民群体建立经济安全网，进而打造更有保障的经商环境。

国内外的繁荣的普及化

综上所述，亚洲经济体所面对的四大挑战。我们需要勇于迎接时局，为亚洲确立新的经济秩序。

日本、韩国和中国都曾是工业化的后进国，如今已是拥有领先技术的佼佼者，也是外国直接投资者本身。当全球贸易环境愈发敌对时，这些先进的亚洲国家，要避免掉入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所说的“踢掉梯子”的陷阱，反而更要协助其他亚洲后进国家工业化。

有时候，我会为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感到担忧，因为大部分谈判内容都属交易性质。我希望这些先进的亚洲国家意识到，若在亚洲内部建立更公平的贸易关系，鼓励广泛的知识共享，携手推动研发工作，那将有助于我们打造更有韧性的供应链，造福所有人。

同理，如果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中收入国家，能够更具战略的思维，与邻国共同发展与繁荣，我们可能会变得更好。我们不应该仅仅从交易角度考虑投资和贸易，而是应该将对话拓展到更广泛的“经济协作”。

首相安华与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Mauro Vieira）的对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他们共同意识到我们必须采取不一样的策略，同时也希望马来西亚和巴西在经济上的合作，能够成为全球南方的典范。

我希望更多东盟成员国能够明确地承诺，要与东盟内部较不发达的国家，如寮国、柬埔寨和东帝汶合作，从而使东盟不仅仅是会议的平台，而是真正能够为平民百姓带来实际成果和共同利益。除此，我也期待马来西亚在2025年担任东盟主席国期间，能够开启区域经济合作的新纪元，以在2045年之前，将东盟打造成中产阶级社会。

随着孟加拉推翻前独裁者，为该国掀开新篇章后，马来西亚应该认真考虑，不再将孟加拉仅仅视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国，而是在当地投资，发展当地的低端经济活动。如此一来，这也将使马来西亚能够转向以创新为主的产业发展，减少依赖非技术性外劳。

如此，我们不仅促进孟加拉的发展，还能推动亚洲共同成长，建设亚洲新的经济秩序。

若要一一落实上述目标，我们就必须正视和挑战新自由主义的一些观念，例如了解到国家职能缩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英国经济学泰斗凯恩斯指出，国家在经济低迷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需要维持总需求，投资公共财，以确保经济安全和增长。又如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家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所提醒，国家在创意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信奉新自由主义。她曾说过：“没有所谓的社会这种东西”。然而，对面对上述种种挑战的亚洲而言，事实却恰恰相反。社会确确实实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制定国际议程，让各个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共同努力促进繁荣、建设民主，打造新的发展秩序。

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镇东于2024年12月2日，在《2024年共同行动论坛》上发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