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盟应该把反对党的角色做好

在国会掌握近三分一席次的国盟，原本有条件扮演首相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的替代势力。然而，国盟无法解决领袖权斗，也没有一套可行的国家发展论述，因此无法构建有为有效的反对党联盟。

7月26日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举行的“倒安华集会”剑指首相，意图在国盟领导集体乏力的局面下，激发国盟基层的战斗精神。

尽管这场由土团党主席慕尤丁主导的集会成功动员一些人群，但近乎都是伊斯兰党的核心支持者，未能吸引中间选民或无党派的公众参与。

要了解当前的政治格局，就要先厘清国盟的领导危机。

土团党

国盟在2022年11月的全国大选中表现亮眼，主要得益于国盟、希盟和国阵之间的三角战，及当时的反国阵的浪潮。三角战导致巫统保守派支持者转向国盟，而国阵的中庸选民则支持希盟。

2020年2月23日，慕尤丁与公正党的阿兹敏策动喜来登政变，击垮希盟仅维持22个月的政府。慕尤丁凭借巫统的支持，从2020年3月至2021年8月出任首相。任相期间，慕尤丁在部分马来选民当中成功树立好形象，对国盟在第十五届大选起了加分的作用。

大选后，在国家元首的御令下，希盟、国阵及砂沙两州政党共同组成团结政府。2023年8月的六州选举期间，阿兹敏多次宣称若国盟攻下雪兰莪，慕尤丁将再次出任首相，寄望“慕尤丁效应”继续发酵。可惜的是，“慕尤丁效应”早已褪色。

六州选举后，我曾指出国盟已经达到天花板。即使伊党仍在其堡垒区维持势力，但土团党内部将出现分裂，进一步削弱其影响力。

过去两年，慕尤丁近乎销声匿迹，并没有任何让选民觉得他可以再次任相改变下一代命运的作为。

如今，在国盟内部，部分伊党领袖希望慕尤丁让位，而土团党内部也有人希望由韩沙再努丁接任领导。

慕尤丁和敦马哈迪于2016年9月成立土团党，挑战纳吉的盗贼统治。2019年，为了加强土团党在国会人数，韩沙再努丁领导的巫统派系跳槽土团党。2020年喜来登政变，马哈迪派系被逐出土团党、阿兹敏则领导其公正党派系入党。

土团的各派迄今没有完全融合，仍各怀鬼胎。如果慕尤丁在下届大选前离开政坛、韩沙再努丁上位，他极有可能把阿兹敏除掉。

土团党如今陷入两难：慕尤丁光芒渐退，而韩沙再努丁又缺乏作为首相人选的人格魅力。作为国盟中拥有更多议员的伊斯兰党，对于土团党内的领导困局暨忧虑也不满。

伊斯兰党

登嘉楼州务大臣阿末三苏里在中间选民当中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之一。然而，正因为中间选民对于赢得并维持联邦政权至关重要，他最大的挑战是伊党是否愿意在政治路线上走向中庸。

原籍巫统的宗教师派系于1951年创立伊党，但该党现有的意识形态和组织逻辑始于1982年党大会。当时以保守马来领袖阿斯里（Asri Muda）为首的旧领导层被少壮派驱逐下台。

1951年创党至1982年期间，伊党一直与巫统竞争马来权益斗士的地位。虽名义上以宗教为本质，实则是马来民族主义斗争。伊党常被讽刺为“甘榜党”或“乡村宗教师党”。

1970年代，随着伊斯兰复兴浪潮在年轻人中崛起，伊斯兰国家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倡议伊斯兰认同。在我国，以安华为首的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规模最大。

1977年，伊党因为内部危机，被联邦政府以紧急法令名义夺走吉兰丹政权，次年州选再次失利。

1981年7月，马哈迪出任首相。1982年4月大选前，马哈迪伸出橄榄枝邀请安华加入巫统，成为该党伊斯兰的新代表人物。

随着1982年4月大选伊党惨败，旧有的阿斯里领导层被认为老态龙钟、脱离时代。1982年10月的党大会上，来自ABIM的少壮派，包括已故法兹诺（Fadzil Noor）及哈迪阿旺（Hadi Awang）发动政变，彻底改组领导班子一举拿下伊党领导权。虽新任主席已故尤索夫（Yusof Rawa）属旧班底，但掌握实权的是署理主席法兹诺和副主席哈迪。

1979年伊朗革命后，宗教领袖成为伊朗的伊斯兰治理核心。伊党与巫统竞相“伊斯兰化”，伊党仿效伊朗的形式，把宗教师在伊党的地位定在高于其他领袖的高位。

1998年，马哈迪将安华革职和囚禁后，已接替出任党主席近十年的法兹诺乘势而起，广纳非宗教师背景且具有专业资历的年轻领袖，希望打入马来中间选民群体，甚至拉拢非马来选民。他深知伊党若要执政，必须赢得中间选民的支持。

不幸的是，法兹诺于2002年6月病逝后，哈迪接任党主席。2015年6月，党内开明派全被清党、保守派彻底掌权。

没有了党内开明派，哈迪领导的伊党回归1982年的模式。伊党希望我国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终有一天能“认同”他们的“真理”，并在选举中投票支持他们。

不久前，健康每况愈下的哈迪仍表态将在今年9月党选中竞选党主席，让伊党短期内难以摆脱1982年式的教条主义。

阿末三苏里等中间派领袖，尽管可能可以得到比较广大的群众接受，也明白中间选民的重要性，但也只能等待时机的到来，还要提防党内鹰派随时清除他们。

前路何在

国盟其实可以当建设性的反对党，可以通过国会机制与团结政府合作，共同为人民谋福祉。

但国盟选择单靠制造愤怒情绪、操弄马来人情绪的做法，试图建立民粹支持。

2020年喜来登政变一周后，许多希盟支持者还没从震惊中恢复，当时尚未担任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的陆兆福同志说服行动党国会议员，在政治困局中寻求可行方案。

他的方向主要是稳定政局，与执政党协商达成信任与供应协议（后来成为与依斯迈沙比里政府签署的备忘录），过后再通过选举一决胜负。

如今，随着土团党分裂日深、伊党困于1982年的教条、国盟整体毫无建设性、没有正面信息，选民自然难以对这个四分五裂的反对党产生认同感。

国盟应该扮演好反对党角色，马来西亚的民主值得拥有更好的反对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