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民族主义：民主、团结互助与尊严

形塑兼容并蓄与团结的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真的有可能吗？

我认为，有可能。作为在1990年代成长的世代，我们对当时盛行的“2020宏愿”（Wawasan 2020）、“马来西亚民族”（Bangsa Malaysia）、以及“马来西亚能”（Malaysia Boleh）等概念或口号，并不陌生。于我而言，尽管这些口号是政治操作，但确确实实点燃了我们这一代人对马来西亚的想象与期许。

我之所以说“可能”，也因为民族主义史告诉我们，民族并非自古就自然存在，而是人们在近代透过共同经验与团结意识，被“想象”出来的。

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

尽管各国常常试图将其民族历史追溯到数百甚至数千年前，但欧洲民族主义现象实际上只存在了两个多世纪。

国家等同于主权疆界的概念，是在1648年的《西法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才首次确立的，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 即“一个民族生存在主权疆界之内”的概念，则在18世纪才逐渐形成。民族主义固然能够促进团结，但在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却也因民族主义而夺走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指出：“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

安德森最初研究印尼现代史，尤其聚焦在1945至1949年的革命时期。印尼是非常值得借鉴的案例。当时，除了共同受到荷兰殖民统治外，印尼群岛上各族群之间几乎毫无关联，直到蒸汽船普及之后，当地青年精英被送往荷兰留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民族主义高涨，荷属东印度青年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第一次接触彼此。安德森后来将这种到殖民宗主国首都跨境留学的相遇称为“受缚朝圣”（cramped pilgrimage）。

当荷属东印度的人民起而反抗殖民统治时，他们誓言要建立印尼民族主义，将群岛上多元族群都纳入这个民族国家之内。而这个后来的“印尼”的边界，是殖民统治者在《1824年英荷条约》中划定，当地人民完全没有参与其中。

同样，马来西亚国家疆界的划定也源自这份条约，即包括英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半岛、北婆罗洲（沙巴）与砂拉越，惟新加坡除外。新加坡是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

马来西亚各地族群，以及当年由英殖民政府与商人引入的移民后裔，就这样被共同纳入这个主权疆界之内，一个新兴国家也随之形成。但国家形成以后，民族国家的民族想象尚未完成建构。

马来西亚民族建构四版本

在东尼生（Stein Tonnesson）与安德洛夫（Hans Antlov）主编的《民族的亚洲形态》（Asian Forms of the Nation）一书中，社会人类学学者三苏（Shamsul A.B.）点出了马来西亚建国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关于马来西亚身份认同的建构，存在“理想民族”形态（nation-of-intent）的官方版本，以及三个与官方版本竞争的论述。首先，官方版本是以土著（马来人）身份为“核心”，但同时承认其他族群的存在；其次，非马来族群版本倾向更多元的国族身份，较为拥抱非土著的存在；第三，伊斯兰主义者主张成立拥有伊斯兰特质的国家；至于沙巴与砂拉越人民——大部分为非穆斯林土著，则希望成立更能接纳与尊重他们的国家。

1963年马来西亚计划，基本上是上述四种版本之间的妥协。但是，我们是否有可能形成一种民族主义，让所有马来西亚人皆能拥有深厚的归属感，彼此之间不分种族、宗教或语言，并愿意让人热情地为国家建设、捍卫，甚至奋斗？

独立初期固然充满理想主义，但那时候的团结互助精神主要局限在精英阶层，并未真正深入民间。1969年513事件常被理解为种族冲突，但其中也隐含着阶级矛盾与人口结构的变化。

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在1960年代中期刚步入成年。在那个物资稀缺的时代，他们迫切需要就业机会，并渴望在社会向上流动。这批青年认为由多元族群组成的建制精英与现实脱节，于是在1969年5月全国大选中，用选票将他们赶下台。

二十年后，1990年代也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年代。随着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冷战终于宣告结束。1991年2月，时任首相敦马哈迪提出“2020宏愿”与“马来西亚民族”的愿景，，让尤其是如今已年届四五十岁的这一代人有着很大的期许。1992年，马来西亚夺下汤姆斯杯，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安华分别在1995年推动“伊儒对话”，以及1996年提出的《亚洲文艺复兴》，对马来西亚民族想象都有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击碎了“亚洲梦”之后，安华遭到罢黜并锒铛入狱后，反建制运动并没有以种族对立为诉求，转而以追求正义为核心论述。

此后二十年，旧政治秩序逐渐崩解，惟新秩序却尚未建立。

难得一见的机遇

如今，在全球危机与动荡的时刻，马来西亚在团结政府领导下，迎来难得一见的机遇，以建构能够真正团结全民的民族主义。

以安华为首的团结政府已经通过选举（包括数场补选与六场州选），与跨党共同治国的考验。现在，是时候展开更重要的使命：共同建设国家、打造一种大部分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即三苏教授所言的“everyday social existence”），都广泛认同的民族主义。

在新冠疫情期间，民间自发地落实“守望相助”（kita jaga kita）的精神，反映出社会大众对精英与体制的不信任。这在在提醒我们，新马来西亚民族主义必须整合不同版本的“理想民族”，并纳入共同愿景，通过民主框架，确保所有人都能保有尊严并且团结互助。

马来西亚社会经常误把个人简化为族群的数字，却忘记了他们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选民，并且是拥有自尊与不愿受到践踏的独立个体。对公民个体的尊重，是形塑大于族群的团结的开始。

团结互助至关重要。数十年来，北欧的社会民主国家保持稳定，靠的正是福利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福利国家为公民的社会福祉提供基本的“底线”，进而维护人的尊严。反之，当福利体系瓦解，欧洲社会也出现严重的撕裂。

对于马来西亚而言，跨族群精英必须更加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处境，为他们提供更优质的工作与合理的薪酬；否则，马来西亚人就得被迫去新加坡当廉价劳工。当本地雇主引入廉价外劳，以向下沉沦的方式从中榨取利益，势必将激起本地劳资之间的怨恨。抑或，当政府向外国资本不断释出更多优惠措施，而忽略了本地企业的存续时，也会引起诸多的不满。

我们若要达成新契约，民主与民意必须成为基本原则，确保没有任何领导假借民族主义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族主义固然能够促进团结，但一旦遭到滥用，也会触发冲突与歧视。

马来西亚确实有机会积极为世界作出贡献，打造以民主、团结互助与尊严为核心的多元文化国家。我们必须把握难得一见的历史机遇，建构兼容并蓄与团结的的马来西亚民族主义。

国庆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