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悬崖边的小市民

眼前这波经济冲击，不论族群和宗教，把所有人都推入困苦的泥潭中；低收入与贫穷群体受影响最深。

超过一个月半的行动限制令在5月4日局部放宽，各地当铺门外大排长龙，网络上流传的照片令许多人印象深刻。

无论是为了典当或赎回首饰，会到当铺寻求现金周转和应急的人们，肯定是迫于无奈，几乎可以说是“近乎最后的选择”。若再往下掉，就是向“大耳窿”借高利贷。

当前的经济困境，我感同身受。

1980年代末期，我父亲的生意失败，母亲开始卖彩票。在我12至14岁的时候，我也到街上卖彩票。

我们主要在餐厅和小贩中心卖彩票，有时候一整个星期都在下雨，大家不出门，彩票就卖不出，辛苦的日子等着我们，手头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周转的余裕。

现在想来，我们当时周转困难每一次是一、两个星期的事情，但现在却是整整50天的行动限制令，对小老百姓造成的经济冲击难以想象。

身在经济中下层的人口，尤其是和我父母一样，在“非正式领域”（informal sector）就业，往往比其他群体遭受更大的打击，也必须比其他人更拼搏，才有可能恢复一定的经济基础。马来西亚当时遇过最糟的经济危机是在1985年，可是，即便是1990年代上半期的经济腾飞，我们家的生活也没有很好。

我们曾经试过为了要办货，必须先开出1万令吉的支票，支票到期要过账，手上却只有9950令吉，偏偏就是差那50令吉“扑不到水”，为了避免支票跳票，当铺是不得已的最后方案，拿去当的是妈妈结婚时的首饰。

但我很感恩，我们没有跌倒需要借高利贷的地步，虽然曾经那么近距离擦身而过。

曾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们，如果家里经济情况继续恶化，我们有可能必须搬离市区的单层排屋，举家搬回老家祖屋。老家在吉隆坡广东义山里，房子周围举目四望都是墓碑，这件事情，让当时还小的我，恐惧了好几个月。

在我11岁那年（1988年），我们有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不够钱买米。父亲当时在外地工作。母亲带着我拿着传销公司的洗发水和洗衣粉，走了三公里上山，到附近的豪宅区沿户兜售，能套现多少是多少。

父母这一辈子辛勤工作，在缺乏社会安全网的保障下，我们经常觉得诸事不顺。在悬崖边缘的日子，我立志从政，希望马来西亚小市民不会经历和我父母同样的困顿。

三十年后的今天，马来西亚乃至全球都因为新冠病毒危机被迫封城锁国。行动限制令执行期间，我不敢想象现在贫困家庭的12岁小孩，正处于怎样的茫然当中。

近年兴起的所谓“零工经济”，其实就是指那些一直以来靠着打散工维持温饱的非正式领域工人。在“零工经济”这个美化的修辞出现之前，我们大多数人的父母、祖辈都面对过同样的困境。

我恳请政府与当权者，竭尽全力、竭尽所能，把全民的福祉放在私利之上。

保障人民就业、居住与温饱的政策永远不嫌多，政府应该放手去做。

也许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体验过悬崖边缘的生活，但请至少在施政上要有同理心，让大家感受到，政府与人民休戚与共。应对疫情危机，我们至少把最基本的保障做好——就业、居所、温饱，以及医疗。

刘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