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政党系谱：海啸、地震和地壳重组

地震之后，板块很可能会大幅度移动和重组，要到一段时间才渐渐稳定下来。在地震、板块移动和重组的过程当中，与其希望看到表面的“稳定”，不如思考地震以后可能的格局。

马来西亚的政党系谱经历了三次大的政治地震，每一次地震以后，最终出现事前完全想像不到的新局面。地震与板块重组以后，再也不是先前的面貌。

1955年7月独立前的联邦选举结果，确立了巫统－马华－国大党三党选前固定结盟的联盟（The Alliance）。在马来政治方面，巫统受到伊斯兰党与马来左翼人民党的挑战。马来左翼领袖Burhanuddin al-Helmy于1956年出任伊党主席之后，伊斯兰势力、马来左翼和地方民族主义（尤其吉兰丹州）有了相当程度上的结合。至于华裔政治，劳工党则成了马华公会的最大威胁。

这样的格局维持到1964年大选，之后发生了三次大地震。

1964年大选，李光耀率领人民行动党参选马来半岛的议席，但只有蒂凡那赢得一个议席，无法改变原有的政党系谱。

1969年大选

1969年5月10日大选，劳工党杯葛大选，留下的政治真空，由两个新成立的政党，即：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取代；其中民政党在林苍佑领导之下执政槟城。

是次大选以及三天后所发生513事件是政治地震，后续的重组到1974年大选可以归纳成以下两点：

第一、左翼议会力量的终结
1960年代的左翼政治随着a) 人民党与劳工党因为语言政策分歧导致社阵分裂；b) 冷战的国际格局下，又逢越战正酣，左翼遭到执政党打压（劳工党的中委几乎都被内安法令扣留），本来中间偏左的势力也被激化和两极化（劳工党最后选择放弃议会斗争）；c) 布哈努丁（Burhanuddin）在内安法令下被扣、获释后健康每况愈下，最终在1969年辞世。在1965年左右，伊斯兰党的全国实权领导已经是吉兰丹州务大臣阿斯里，他是吉兰丹地方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伊斯兰党与左翼渐行渐远。

第二、巫统一党独大的种族政治模式
513事件发生以后，5月16日成立国家行动理事会由敦拉萨担任主席，原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大权旁落，并在1970年9月下台。议会民主在513事件以后暂停，国会于1971年2月复会。

敦拉萨推出新经济政策，收编左翼的政治话语（公平分配资源），行使族群政治与经济，以“马来人大团结”的论述收编伊斯兰党。

敦拉萨在政党政治系谱上，改变了巫统、马华、国大党三党共治的模式，沦为巫统一党独大、多个国阵成员党众星伴月模式，成员党包括之前的在野党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等。

1982年－伊斯兰政治竞争

随着伊斯兰党在1973年至1977年与巫统先成立联合政府，直至往后的国阵框架，马来政治上主要的反对势力都被收编，随着种族论述抬头，人民党更趋式微。

但也就因为马来反对势力都被收编，但反对巫统的马来人却大有人在，尤其在1973至1974年间，国际石油危机引发了国内经济危机。伊斯兰青年运动领袖安华就在这个格局之下，崛起成为马来公民的重要人物。

1977年11月伊斯兰党被开除出国阵，1978年大选伊斯兰党惨败，失去大多数议席，也丢失吉兰丹州政权。1978年至1982年大选之间，伊斯兰党党内混乱困顿，但也在这个时候，吸引了好些年轻的伊斯兰运动的领袖，包括后来的党主席法兹诺和哈迪阿旺。

1982年4月大选，原先被认为会支持伊斯兰党的安华（阿斯里曾至少两度邀请安华担任伊党主席），突然高调加入巫统，成为巫统的伊斯兰代表。

伊斯兰党在大选中继续惨败，与1978年一样，只赢得5个国会议席。大选之后，为了回应安华在巫统崛起，以及巫统收编伊斯兰政治话语的新格局，伊斯兰党新进少壮派在1982年10月的党大会中推翻原主席阿斯里，结束了伊斯兰党与巫统之间的“马来人政治”竞争时期，步入“伊斯兰政治”竞争时期。

国内的伊斯兰化、以及1979年伊朗革命的冲击，都导致1982年以后巫统／安华与伊斯兰党少壮派（尤其是哈迪）之间异常激烈的冲突。

1998年安华事件

从1982年至1998年之间，当中还有1987年巫统党争分裂出A队和B队，再分出马哈迪领导的新巫统与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后者在1990年大选被打得奄奄一息，1995年再次败选后，终于在1996年返回巫统。在1990年大选中，伊斯兰党在46精神党的协助下，重夺吉兰丹州政权，为伊斯兰党走向中间，争取马来中间选民奠下基础。

46精神党在1990年大选与所有在野党分两个阵线结盟，开创了在野党结盟的可能性，但我没有把46精神党当作政治地震，因为它并未促成政党系谱的永久性重组。

就在巫统1996年大一统之后，1998年9月2日，马哈迪开除安华的副首相职，9月20日逮捕安华。

安华事件带来两个历史性的政党重组：

第一、公正党的成立
安华被革职以后，决定不加入伊斯兰党或者人民党（两党都有邀请安华加入），反而创立了公正党，使原有主要的在野党从民主行动党、伊斯兰党和人民党三党，增加至四个政党，并于1999年10月24日组成替代阵线（替阵），参选1999年大选。

第二、伊斯兰党开明派的形成
在1998年以前，伊斯兰党只有以北马四州为主的党员，而且大多数党员是以乡区中下阶层为主。安华事件后，半岛西海岸各地马来人青年与专业人士大量加入伊斯兰党。安华事件前，该党只有45万名党员，安华事件之后，伊党党员在一年内倍增至80万人。

可以这么说，伊斯兰党在2015年发生的分裂，是因为该党的1982年代与1998年世代，经历了17年的内部共治和冲突之后，最终分成两个政党，即：原伊斯兰党和国家诚信党。

安华事件是马来政治的分水岭。自此，公正党和伊斯兰党开明派以反对巫统贪腐、反对朋党裙带等全民议题为主轴，开展与1982年世代伊斯兰党保守派与巫统不一样的政治方向。

马来西亚政党系谱，从1969年结束了左翼议会政治，进入种族政治时期，到1982年进入伊斯兰竞争，到烈火莫熄进入全民议题的竞争，来到2015年，另一次的地震。2015年的地震，会有怎样的板块移动和重组呢？

我把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政治进程，分成三个历史阶段，即：1982年伊斯兰崛起、1998年伊斯兰开明派与务实派抬头、以及2015年的后伊斯兰（post-Islamism）。

我向来反对把国际伊斯兰思潮与国内的伊斯兰政治的动向直接挂钩，毕竟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在地的（politics is local)。然而，国际思潮与标签，还是可以让我们窥探个中的变化。

当然， 这只不过是一家之言。每一个时期，都有反对的声音和保守势力的反扑，论述的变化也不完全是直线的发展，当中曲折也很多。

国际上，从20世纪初一直到1960年代末，以穆斯林为主的社会，其主要政治斗争，环绕在反殖民和反西方。穆斯林社会的政治，亦多数离不开上述主题。因此，在这个年代的伊斯兰运动中，很多国家结合了反殖民与左翼势力，而真正以伊斯兰作为政治动员旗帜的组织并不算太多，也不很强大。

马来亚的第一个伊斯兰政党“穆斯林阵线”（Hizbul Muslimin，成立于1948，同年被英殖民政府禁止），是左倾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KMM/MNP）的旁支。伊斯兰党（PAS）则于1951年11月在槟城北海建党，它是由巫统分裂出来的伊斯兰教士所创立。有趣的是，前首相阿都拉的父亲和祖父，皆为伊斯兰党的重要的创办人。

如果从左右分野来看，穆斯林阵线和伊斯兰党一个左倾一个右倾。1954年，巫统下令禁止党员拥有双重党籍，于是大部分原巫统伊斯兰教士选择巫统。1956年，被禁止的马来国民党的主席布哈鲁丁医生（Dr.Burhanuddin al-Helmy）成了伊斯兰党主席。

1959年大选，伊斯兰党赢得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政权。此时，除了巴基斯坦和印尼之外，全球几乎没有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政党执掌权力。

伊斯兰党学习的对象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这个社会组织从1950年代起，就长时间遭受政府打压，其最主要的精神领袖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于1966年被指策划暗杀总统纳西而遭问吊。然而，对于要赢取选举的马来西亚伊斯兰党来说，要学习穆斯林兄弟会经长期被打压所累积的经验及存活之道，终究造成水土不服。

伊斯兰的崛起

伊斯兰崛起/复兴(Islam resurgence/revival)是1970年代的大浪潮，他们的口号是 “Islam is the solution”－“伊斯兰就是万灵丹”。尽管伊朗信奉什叶派，与大部分逊尼派不相往来，但在反美反西方的情绪之下，1979年的伊朗革命感召了许多伊斯兰主义者，认为可以通过激进手段来取得胜利。

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政治，多少受国际思潮影响：从1960年代前很少政党打出伊斯兰旗帜，到1970年代的反建制运动（以安华领导的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为最重要代表），到1980年代朝野巫统与伊斯兰党全面竞争伊斯兰化时期。

在1980年代以前，受伊斯兰学术训练的马来西亚人不多，安华领导的ABIM，可谓这个时期的领袖之摇篮。经历1969年的513事件后，巫统与伊党在1973年正式结为盟友。在选举政治上，巫统完成了马来政治的大一统，却也在大一统时期，留下了政治真空，让ABIM崛起为所有马来穆斯林反建制力量的代表。

1978年大选，安华协助伊斯兰党助选。1982年安华加入巫统，伊斯兰党则于同年10月举行的大会上发生内部政变，原任主席阿斯里被推翻。

安华在1982年加入巫统之后，极力推动伊斯兰“品牌”项目，例如伊斯兰大学、伊斯兰金融、伊斯兰银行系统等。安华的策略是欲在体制内（一）推动资本主义结构下容许的伊斯兰符号标签的宣扬；（二）在国阵多元族群政治框架下容许的空间突出伊斯兰“品牌”。

1982年，伊斯兰党政变后上台的其中一名副主席哈迪阿旺，则推动“纯净、真正的伊斯兰”，其中最为争议是后者在1981年所发表的“哈迪宣示”（Amanat Hadi)，指称不为真正伊斯兰斗阵的穆斯林（指巫统），也可被当作异教徒（kafir）处置。这样的论述，尤其在哈迪的家乡登嘉楼引起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很多伊斯兰党党员与他们的巫统党员亲戚朋友老死不相往来，婚礼要祈祷两次，有者甚至连葬礼也要祈祷两次（一次由巫统的党员带领祈祷，另一次则由伊斯兰党的党员带领祈祷）。

1985年，吉打州发生了警察与持有武器的伊斯兰党党员的死亡冲突莫马里事件（Memali incident），算是这个时期伊斯兰党与巫统领导的国家机关的系列冲突中最为严重的一桩。1986年大选，伊斯兰党在154席次的国会选举中竞选90席，以为强烈的伊斯兰理念足以让该党单独执政，结果只赢得一个席位，党内激进派退潮，务实派抬头。

以1989年出任党主席的法兹诺为首的务实派，经历该党1986年大选惨败之后，在党内得到比较大的空间。1987年巫统党争后，他们主张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于1990年大选后重新在吉兰丹上台执政。

开明／务实派

国际上，伊朗革命的泛伊斯兰崛起的感召没有维持多久，伊拉克和伊朗就开战，而且还打了8年。到了1990年代，多国的伊斯兰运动经历了民主的实验也经历了失败（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是个困顿的年代，也是个伊斯兰经验多元化的年代。

1989年“苏东波”东欧共产世界结束，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理论家如亨廷顿等在寻找新的敌人，其著作《文明冲突论》成为显学，伊斯兰成为新的敌人。

2001年，奥沙马拉登的基地组织发动“911”袭击，反映了伊斯兰困顿期的极端行为。另一个反面的趋势是，在印尼、土耳其等伊斯兰政党先后在民主化中尝到权力的滋味而走向中庸，以争取中间选民。

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经过1980年代的喧哗后，1990年吉兰丹胜选让伊党吸纳一些人才，为后来走向中间作好准备。无论如何，伊斯兰党在1990年的胜利，却为1995年表现欠佳埋下伏笔。1998年安华事件，让伊斯兰党大量吸纳新的支持力量、党员和领袖，很多非宗教士的技术官僚领袖，在烈火莫熄的大潮中投身伊斯兰党，甚至成为全职政治工作者。

2002年法兹诺辞世，哈迪阿旺接任主席后，摈弃了法兹诺的伊斯兰民主论述，重用哈伦丁在2003年11月推出激进的《伊斯兰国文件》，终于2004年大选以惨败收场。

经过2004年大选的挫败，哈迪相对放手让党内开明派推动政治议程，并于2008年在人民公正党、伊斯兰党和民主行动党的非正式合作下，取得空前成就。

后伊斯兰主义

国际上，伊斯兰主义政治运动，尤其在经历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后来的挫折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伊斯兰政党和运动并没有预计到起义的出现，只是后知后觉地回应。

在后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过程，伊斯兰政党算是是军队以外最有组织的单位，在埃及、突尼西亚等国的选举都有斩获。然而，过去数十年的外部打压导致内部政治人才的匮乏，掌握了执政权之后，面对军队势力的破坏和没有治理经济的能力，以及包容各种势力的政治能力的薄弱，埃及总统莫西执政一年就在政变中倒台。突尼西亚的伊斯兰政党算是最有准备也是民主精神最为全面的，从执政的前线退下来，让官僚政府掌政。自2003年起在土耳其执政的鄂尔多安原是穆斯林民主派的表征，但却因执政太久而变成半吊子的“软独裁”政治领袖。

伊斯兰政治面对的挑战是，这缺乏细节的“Islam is the solution”口号，要如何面对实际的经济和治理问题？伊斯兰是万灵丹吗？还是走出表面的伊斯兰符号，在多元世界里发扬广义的伊斯兰宗旨（maqashid syariah)的政治空间。

2008年至今的伊斯兰党，是1982年伊斯兰崛起世代与1998年开明／务实派世代之间冲突的产物，其实还有多一层的冲突：如何面对后伊斯兰主义下弘扬广义的伊斯兰宗旨。

就举伊斯兰刑事为例。我在与研究伊斯兰的学生对话时，一定会被问及我对伊斯兰刑事法的看法。

我回答说，推动伊斯兰金融是1982年世代巫统的伊斯兰重要“产品”之一。1980年代伊斯兰崛起的世代，很少人深入研究伊斯兰，大家满足于挂有伊斯兰“品牌”的任何“产品”，门槛很低。2015年，全国研究伊斯兰的人少则数万人、多则数十万人，大家对伊斯兰的理解深刻了很多。伊斯兰金融和伊斯兰债券都挂有伊斯兰之名，本来应该是好的。只是，如果今天马来西亚政府发行伊斯兰债券(sukuk)来拯救1MDB，到底halal（符合教规）还是haram（违反教规）? 通常一半以上的人答haram。同理，1980年代谈hudud，不必谈内容，也不容许反对。2015年，如果没有运用ijtihad（创新），偷42令吉现款的人要砍手，间接偷420亿令吉的可以逍遥法外，这样并不符合广义的伊斯兰正义观。

开明／务实派尝试在伊斯兰崛起的框架下，面向多元社会。1980年代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不太“伊斯兰化”的社会提倡任何挂着伊斯兰之名的生活方式（如妇女戴头巾）和政治、经济（伊斯兰金融）和法律（伊刑法）想法。1998年则尝试避开1982年世代的菱角。2015年伊斯兰政治面对大部分穆斯林都已经表面的“伊斯兰化”之后，如何超越符号的操作，实践广义的伊斯兰正义观，用以解决经济温饱的治理问题。

2015年分裂后，哈迪所领导的伊斯兰党仅剩下1982年伊斯兰崛起的论述。国家诚信党除了要完成开明／务实派的使命，还要完整和全面的提出后伊斯兰主义时期的maqashid syariah论述，才能面对当代的政治需要。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重组，伊斯兰政治的世代更迭与时代挑战，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为了更容易理解当前马来西亚政治，我在此借助三个说法：第一，马来西亚政治正进入某种未知的最后倒数时刻（final countdown）；第二，马来西亚政治经历2015年伊斯兰党和巫统地震之后，还会有相继的余震、板块移动和重组；第三，马来西亚政治正期待着“苹果手机”（iPhone），即：一个全新与超前的新模式的诞生。

马来西亚政治的最后对决，或将是“保守的马来族群论述”与“进步的经济民主论述”之对垒。

最后倒数

对于经历过去30年政治的人而言，最近马哈迪与东姑拉沙里同台召开新闻发布会，无疑是个历史性场景。马来统治者理事会发文告评论1MDB和马币下跌，更是史无前例。身处当前马来西亚，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见证历史的发生，都感受到没有先例可循的震撼。

自1997年上一个金融危机和1998年上一个政治危机以来，马来西亚似乎一直无法跟期待中的改变相遇，而下一个政治、金融和经济“完美风暴”，已悄然在首相纳吉及其丑闻的曝光中酝酿成型。马来西亚走进了充满未知数的最后倒数时刻。

如果巫统单靠党内发力就能绊倒纳吉的话，则该党的“超稳定结构”不一定会崩解。但是，倘若巫统的部分派系得依靠在野党才能完成倒纳吉大业的话，那么马来西亚政治则进入未知的洗牌时刻。

不过，纳吉未必就此倒台。纳吉不倒，可能是因为拉拢到哈迪领导的伊斯兰党，也可能政权当中有者觉得诉诸选举的话必败无疑，于是干脆用非民主手段把族群冲突推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大概可以从这点出发来解读916的红衫军集会。

无论如何，此时此刻在10月19日国会会期前夕，马来西亚政治弥漫着“世纪末”和“最后倒数”的沉重氛围。

地震

要理解当下的马来西亚政治，就不能不谈2015年的两场政治地震和之后可能的余震、移动和重组。

6月6日的伊斯兰党改选，把所有开明派从中央领导层扫地出门，此举却使倒原本分成几个流派的广义开明派团结起来，并于9月16日正式成立了国家诚信党，彻底完成伊斯兰党的第一回合分裂。

只要伊斯兰党继续由哈迪领导，那么该党将：（一）更向巫统靠拢、（二）与青年马来人失去连接、（三）与多元族群政治越行越远。日前哈迪与土权会主席依布拉欣阿里的相互拥抱正是一例。

哈迪在纳吉处于最弱的时候拥抱巫统，让伊斯兰党向来憎恨巫统的党员情何以堪。伊斯兰党告别多元族群政治，无异于放弃了半岛西海岸；加上匮乏新的论述，无法与青年选民连接，伊斯兰党可能连吉兰丹政权都受到威胁。 这样的伊斯兰党很快就会消歇，不再是马来西亚的重要政治势力。

我甚至预测，伊斯兰党可能还会出现第二轮分裂，是为余震。例如，当纳吉面对不信任动议之际，假使哈迪对纳吉给予支持的话，那么在伊斯兰党剩余的14名国会议员（原有21名，6名加入诚信党、1名加入公正党）当中，至少还要有3到4名议员将选择离开。

7月28日，纳吉革除慕尤丁副揆职，是巫统自1998年9月安华被革职以来最严重的地震，其余震肯定将对马来西亚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马来西亚当前的政治格局是：倘若选举制度没有被废除（意即没有宣布紧急状态），而巫统仍由纳吉领军的话，普遍上认为巫统将因为纳吉失去公信力、失去中间选民支持而一败涂地，沉船的可能性极高，届时不乏有人跳船另觅生路。我们不能排除巫统政权分裂后，慕尤丁等人以在野党旗帜叫阵，向巫统大干回马枪的可能。

伊斯兰党和巫统地震爆发之后，必有余震不断，最终或促成两党保守势力的趋同，短期内会导致族群论述更极端。然而，这对澄清大马政治是最好的机会：保守的力量趋同，留下巨大的真空给新的力量填补。

苹果手机

2007年，乔布斯（Steven Jobs）结合了手机、听音乐的功能和网路三项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产品，开发出苹果手机 （iPhone），透过技术革新为手机和电脑带来革命性的转变，其他竞争对手纷纷跟进。苹果开发出人们内心需要而市场所没有的产品，又或者说苹果开发了人们的需要，进而销售有关产品。

马来西亚当前的政治领导真空，可以从马来人对BERSIH和916红衫军的支持进行推论。按照独立民调机构（Merdeka Centre）的评估，23%马来人支持BERSIH、24%马来人支持红衫军，我们如果把支持BERSIH和支持红衫军，看作马来人的两个极端（一端是最“铁”的民主派、另一端是最“铁”的巫统右翼）的话，那么意味着有53%的马来人处于中间，在政治领导的真空状态中游离。

话说回来，期待改变的马来西亚，是否在等待全新的论述，以开出新兴局面？

眼下的马来西亚政治，已经浮出台面的一方，是保守势力利用种族主义煽动马来人的政治忧虑。这一方包括了纳吉的巫统和哈迪的伊斯兰党，随后再加上土权会。至于未来是否要把公正党的阿玆敏也纳入这个范畴，则有待观察。可悲的是，在保守联盟中的马华、民政、国大党和其他砂沙政党，最后将沦为保守势力弃卒保帅的牺牲品。

而另一方在哪呢？倘若另一方以同一套马来人族群、宗教和皇室的意识形态，来跟巫统、伊斯兰党的保守联盟，进行“谁比较马来人”角力的话，那么马来西亚政治最后比留下更大的真空。

换言之，这一方要以什么作为争取支持的议题和意识形态，将决定马来西亚政治的未来。

马来西亚政治所期待的“苹果手机”还没有出现。此刻，我们就像是在等待“苹果手机”于2007年推出时所引起的震撼。

正如我一直强调，在野党如果要取代巫统，并非聚焦要如何在乡区战场打倒巫统，而是深耕城市和半城乡地区，把巫统在马来半岛的73个国会议席中35个边际选区（巫统赢得多数票不高的选区）一并拿下。这些选区大部分为坐落在半岛西海岸的多元族群混合选区。

要打败以马来人至上主义为目标的保守联盟，就得以新的方式去回应马来游离选民的需求。

进步的政治力量必须回归到政策，全面解决全民最基本的温饱问题，特别是马来中下阶层的经济困境。

经济民主将成为最关键的竞争场域。保守势力将把马来中下阶层所面对的经济困境，归咎为“所有华人都是商人、所有商人都是奸商”。刘蝶广场事件，就是这种仇富和仇华谬论底下的产物。

如何能让中下阶层马来人的生活过得好一点，也同时让整个国家的经济走向“高收入、高技术、高生产力”的经济，是进步势力最重要的政策功课。说白一点，如何找到半城乡马来工人阶级与华裔中小型企业主之间的“命运共同体”的想像，也许就是开启布城大门的关键钥匙。

马来西亚政治处在最后倒数、地震和领导真空的格局，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预见的是，保守势力与进步势力对垒是未来的轮廓，而谁想改变马来西亚，就要寻找超越之前模式的“苹果手机”。

国家诚信党正尝试在伊斯兰论述上脱胎换骨，与伊斯兰党有着明显的区隔。这样的区隔，让国家诚信党有可能被当作政治上的“苹果手机”。同样的，民主行动党也必须思考，如何在此政治真空之际进行全面转型，突围而出。在野的力量如何重组、如何联合成为政治上的“苹果手机”，是马来西亚政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