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民主行动党，并非只是党员或盟友的要务。基于行动党今天的影响力，还有作为国会最大党，我们必须确保媒体与社会大众也能更进一步了解行动党，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误判。
我常被问及，为什么行动党的党代表无法直选“党主席”？事实上，行动党不像我国其他政党那样由主席（President）掌控最高领导大权。依照左翼政党的传统，行动党的首号领袖为秘书长（Secretary-general）。
在行动党内，秘书长就像一家公司的执行长（CEO），主席则像是董事长（Chairman of the Board ）。董事长透过董事会会议，监督执行长的表现，行动党秘书长则向中央执行委会（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简称中委会）会议负责。
秘书长／执行长并没有绝对权力。他虽然在执行上有决定权，但大方针就得受限于中委会／董事会的集体共识和决定。所幸行动党没有一人独大的党主席，大家只要看看纳吉掌权下的巫统就一目了然。
行动党党员代表大会将选出30位中委会成员，然后交由中委会复选产生秘书长和主席。
最近有一名行动党领袖提出似是而非的说法，宣称上述的制度“不民主”，并要求“改革”以便党员代表可以像巫统、马华和公正党那样直选党主席。
我的回应非常简单：他是否会认为马来西亚的议会制“不民主”，而要改用美国式的总统制取而代之呢？
我国人民选出222名国会议员，首相再从中产生。行动党则是由党员代表选出30位中委，秘书长再从中产生。
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党效仿行动党的“议会制”，确保领袖之间建立合而为一的共事关系。这也可以避免特朗普般的独行侠骑劫整个政党，或像纳吉那样绑着整个巫统的利益。
巫统废除州级党选
行动党没有区部诸侯和山头主义，州领导层也是由党员选举产生。也许巫统需要在这方面多多学习行动党。
巫统和马华曾有强势的州领导，当时一些州领袖的光环甚至还比中央领袖更为显赫。然而，这一切在1959年大选后就已作古。
时任巫统吉打州主席马哈迪，在候选人资格方面与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争执。马哈迪认为只有符合一定学历的候选人才能上阵，这样的建议让许多巫统领袖受到影响。
联盟（国阵前身）在1959年大选败走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政权后，试图利用联邦政府大权及资源，对抗执政丹州、登州的伊斯兰党。
巫统内部也废除了州级党选，授权党主席委任州联委会主席和委员的权力，防止日后会有马哈迪般的异议分子掌控州领导层。讽刺的是，马哈迪在拜相后也认为这样的制度非常受用。
1959至2018年期间，巫统执政我国大部分的州属，这也让首相借由委任和撤换州联委会主席的权力，得以有效控制州务大臣及州首席部长。
这也是马来西亚联邦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因素，而今天在脆弱的联邦政府下，我们才看到了联邦与州政府分权的可能性。在首相来自土著团结党，大部分州务大臣及州首长来自巫统的情况下，我相信即便首相发动闪电大选，巫统大臣和首长也不会跟随。
巫统区部山头主义
巫统废除了州领导层选举，区部党选进而成为了重要的战场。巫统多年来停滞不前，罪魁祸首就是各地的区部诸侯。
巫统在草根基层人才凋零，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区部领导忌才，担心有新血入党挑战他们的地位。
2015年一马公司丑闻爆发后，纳吉仍然凭着大多数区部的支持继续掌权。这些区部主席分别在各自的地方建立了山头。
当中有很多区部主席已在位许久，而且一些在大选也已遭到了人民的唾弃和否决。他们能够继续横行，是因为即使他们没有当选国州议员，他们依然靠着巫统区部主席一职获取纳吉的工程合约，甚至凌驾民选的在野党国州议员，直接掌握分配选区拨款的权力。
巫统2018年下野后，并没有及时改革并打破这样的制度，最终在喜来登政变后沦为了慕尤丁政府的“陪衬”。
行动党基层小而有力
有异于马来西亚其他政党，行动党没有跟随巫统1960年的脚步，将州领导层虚级化。行动党州委会经由民主选举产生，州级党选时不时也有激烈、但良性的竞争。
在行动党党史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在一个国会选区（区级）很难设有大量的支部。行动党曾被视为永远的反对党，要有强大的区级组织可说是奢望。
行动党的区级组织称为“国会选区联委会”（parliamentary liaison committee），之前开放党员选举产生，而最新修订的党章改由该区的国州议员领导。区联委会的功能只限于协调和联系。
我可以预见巫统最终会恢复州级党选，并废除或至少削减区部诸侯的权力。否则，巫统根本无法有机会让新一代的专业人才加入和发挥，难以在大选争取到选民的支持。
我欢迎更多的马来西亚人民进一步认识行动党，加强了解这个马来西亚重要的政治力量。行动党肯定不是十全十美，但在做出分析和判断前，我们应至少知道行动党如何运作，以及为何行动党采用这样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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