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起飞

如果安华首相领导的团结政府在经济思维上带领国人大胆突破,并且细心治理,2023年可能会被记载为马来西亚二次起飞的起点。

反之,如果失败,我们将如过去25年一样停滞不前。回想上次大多数马来西亚人相信下一代会比他们过得更好的时候,已经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的事了。

马来西亚经济在1988年至1997年间高速增长,是为第一次起飞。当中有好几年由安华担任财政部长。

那是个黄金时代,大量的外资涌入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有位1988年从台湾大学毕业的居銮商人被台湾公司聘用到中国建厂。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后,中国陷入被国际孤立的局面。这位商人也因此被解雇而不得不返乡柔佛州。但在随后的短短三年内,他因为大量台湾公司来到柔佛建厂而赚到人生第一桶金。马来西亚当时从全球趋势中受惠。

我当时还是十余岁的少年,清楚记得市面上狂飙的欢腾,当然也为随后的危机埋下种子。那时常听说老师们因为私人界的薪资比政府部门高得多而选择提早退休到私人界工作或创业。现在正好相反,私人界的工资太低,更多人选择成为公务员。

经济起飞之际,早期在70、80年代移民到英美、欧洲、日本和台湾或到这些地区“跳飞机”的亲属在1990年代回到马来西亚,在吉隆坡找到薪资不错的工作。

那是个充满自信、积极乐观的年代。

马来西亚秉持外向的拓展型外交政策,也有足够的信心在国际立足,不仅扮演南南合作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领袖,也有成为国际投资者的野心、远到非洲投资,也在巴尔干战争中扮演角色。

后来,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整东南亚,马来西亚无法幸免。

这场金融危机同时引发政治危机。次年,印尼的独裁者苏哈多垮台、马来西亚的安华遭革职及政治迫害。

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加上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取代马来西亚作为世界廉价生产国,让马来西亚和本区域在接下来的廿年来陷入经济停滞时期。

我国停留在依赖低技能劳工的低薪资、低质成长的旧模式中,不再视自己为有抱负的中等强国、失去了90年代的雄心壮志。 我们变成短视、内向、交易型的国家,甚至失去了希望。

新时代的莅临

新冠疫情、中美竞争、气候危机、俄乌战争以及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完全改变本区域的生态。

从1989年柏林墙倒下,到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期是承平时代。这段期间,战争、冲突和地缘政治竞争犹如已从世界消失。

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全新的时代。地缘政治竞争日渐升温的艰难新时代可能还会持续十年、二十年。

地缘政治竞逐,促成美国和欧洲企业采取“中国+1”策略,在中国以外的亚洲地区增设营运地点,东南亚成为主要选择。同时,中国企业,特别是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的企业,也在东南亚增设据点。

这是马来西亚经济二次起飞的契机。我们要从低薪资、低技能的经济模式,跳跃成为产业多元和高效经济的高收入国家。

《国家投资愿景》阐明的目标为增加我国的经济多元性、把本地供应链融入成为区域和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创造新经济领域和高价值工作,并以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为总体主题。

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占有独特的定位,不应该与越南、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竞争。这些国家拥有接近甚至超过一亿人口,而且年轻人口占多数。他们拥有的人口红利,早在廿余年前在马来西亚就不复存在。

然而,马来西亚拥有许多其他优势,我们处于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航道、拥有优质的基础设施、精通多语的劳动力、相对高水平的教育程度以及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

马来西亚应该将自己定位为新加坡的三分之二的选择。新加坡的经济的确比马来西亚成熟多元,但高昂的营运成本不在话下。

如果企业愿意支付新加坡三分之二的薪资,并接受马来西亚的效率比新加坡略低三分之一,那马来西亚是恰到好处的投资目的地。

创造支付新加坡三分之二薪资的工作机会后,这些企业不必担心招聘不到高技能马来西亚人才,因为这个群体目前都在新加坡成为外籍劳工。每天清晨4点,约五万名马来西亚人从我的国会选区依斯干达公主城和州选区柏岭骑摩托车出发前往新加坡,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担任劳工,月入约两千新币。

他们当中许多人,尤其是上有两老、下有孩子的中年人士,愿意接受新加坡三分之二的薪资,回到马来西亚工作。然而,他们目前在马来西亚只能拿到新加坡三分之一的薪资。

马来西亚没有足够人才的说法是一项伪命题。马来西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人才都外流到新加坡和其他高薪国家。关键的问题是薪金。

要实现二次起飞,我们要先接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劳工市场是一体的,马来西亚的薪金过低,人们会选择在新加坡就业。理解了马新劳力市场是一体的现实,马来西亚要经济起飞,就得以新加坡的薪金为标杆(benchmark),留住人才。

但我们其实不是和新加坡竞争。在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不是对手,而是相得益彰的伙伴,共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

基于大量欧美企业将区域总部从香港搬迁至新加坡,新加坡的租金和其他成本在过去三年大幅上涨。许多富有的中国公民也将他们的财富转移到新加坡。

把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到马来西亚,同时支付与新加坡相似的薪资,对我们两国来说是互惠互利的做法。

打造中产阶级社会

在成就马来西亚二次起飞的同时,我们的使命在于打造中产阶级社会。

马来西亚最关键的问题是低薪资。2021年,我国公民的薪资中位数为2,250令吉。 薪资中位数不是平均值(平均薪资),意味着马来西亚970万打工族当中的一半月收入低于2,250令吉。

马来西亚社会经济结构大致呈金字塔形,意即大多数马来西亚人的收入太低、中产阶级不够多、顶端有钱人占少数。只有约15%的大马人缴纳所得税,这意味着马来西亚只有15%人口的月薪是高于3,400令吉至3,500令吉,在扣除公积金、社险等之后达到每月2,833令吉的最低应税收入。

B40和M40的标签意义不大。实质上,大多数马来西亚人的生活并不好,没有良好的生活质量。

我们应该以六成马来西亚人赚取足够收入以符合缴税资格为目标,致力扩大中产阶级,打造“菱形社会”。

我们要设想在五年内,五至六成的国人月入超过4,000令吉(新加坡低端工人工资的三分之二)。

要实现这项目标,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就业、技能提升和投资政策。连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辩论焦点都落在就业。同理,我们的经济论点应该注重在为马来西亚人创造机会,而且是良好和体面的就业机会。

中产阶级社会是“昌明大马”的基础。期许十年后,马来西亚人在首相安华和团结政府的领导下达到向上流动的机会、生活有所改善。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才能在2033年看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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