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镇东:政治新旧秩序博弈

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近年来可谓波谲云诡。一方面,旧的政治秩序难以改弦更张,正逐渐消亡;另一方面,理应取而代之的新政治秩序仍未明朗,更存在许多矛盾与冲突。

柔佛闪选,可以说是新旧秩序博弈的关键战役。

马来西亚政治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混沌中寻获新平衡的潜力也不容小觑。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政治秩序”是定义国家、法治和与民主问责的概念。本文将重新审视在过去几个时代维系马来西亚体制的政治和经济理念,探讨导致从旧秩序转变为新秩序的原因,并探讨可能会在2020年代发生的进展。新的政治秩序需在国族认同、民主建设和经济正义等关键因素上,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历史转折点

政治危机、人口压力、经济压力和地缘政治的转变决定了马来西亚在历史上的转折点。然而即使以上所罗列的综合因素全都出现,仍然无法保证会发生变化,政治领袖在迎接挑战、引导转变的领导力也是关键因素。改变需要由领袖来引导整个社会去适应、接受、重启。当然,领袖本身也可能是造成逆转的原因和造成负面影响的催化剂。

马来西亚在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巨大的转变。学者邱武德敏锐地点出过去半个世纪里两个经济政策和政治纲领合并的“政治秩序”,即新经济政策(1971年)和2020 年宏愿(1991年)。

此后,马来西亚自2005年以来经历了“失落世代”(2005-2021)。在此期间,我国一直在没有秩序的处境下随波逐流。

1969年5月的全国大选和随后的种族骚乱,导致多元族群的“独立契约”被迫让路给以马来人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1971年)时期。1991年,新经济政策的秩序再次转变为多元民族愿景的“2020年宏愿-马来西亚民族”(Vision 2020-Bangsa Malaysia)的宏观叙事。

但到了2005年,巫统-国阵开始在政治上向右转,重新强调新经济政策。由于巫统向右转,腾出的真空,间接提供多元族群的在野党联盟通过占据族群政治光谱的中间路线,配搭中间偏左的经济理念而崛起。这些转变最终为2018年推翻巫统的史诗般的战斗奠定基础。然而,旧的秩序崩塌,新的政治秩序还未成形。

让我们一起回顾过去的四个时代,深入了解历史的发展。

独立契约时代

独立契约时代(1957-1969),其精神在联邦宪法中阐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殖民政府、马来统治者和联盟(Alliance)之间的重大妥协。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赢得英国治下的1955年联邦选举。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联盟依循“协商主义”的政治范式,即由各族群的精英代表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众,在谈判桌上相互谈判妥协。

当时的经济主要以原产品贸易为主,工业化程度非常低,即使是替代入口商品的工业(import substitution)也极为罕见,无法符合年轻一代对就业的期望。精英做出的妥协也被认为对大众不利。随著越来越多的政党挑战现状,以及约1964年大选到1969年大选期间,种族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恶化,联盟在1969年大选失去了各族选民的支持。这一点与后来联盟宣称1969年大选只有非马来人投票支持在野党联盟的错误观点完全相反。

新经济政策时代

新经济政策时代(1969-1990)的特点是国家大幅度增加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重新分配经济机会,让马来小市民拥有在社会中向上流动的机会,此举却同时让非马来人普遍感到极度失望。新经济政策的双目标为:不分种族地消除贫困,并重整经济结构、消除种族和经济之间的经济分工。1969年大选,巫统失去马来人支持及513骚乱,被当权者说是因为马来人贫困、各族间不平等的就业机会、收入及财富、以及非马来在野党的挑衅所导致的。在首相阿都拉萨的领导下,一群强硬的马来领袖组建国阵以取代联盟,加强巫统对其他联盟伙伴的主导地位。国阵政府此后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彻底改变了我国的民主性质,也强行打压在野党的行动力。

在经济政策方面,马来西亚决定顺应当时美国公司的外包浪潮,开始大规模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创造了许多在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这些行业的报酬相对较高,吸引许多年轻国人为了更好的工作和教育机会从乡区迁移到城市。这股由各族国人组成的移民人口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新的陌生环境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尤其是来自乡区的马来青年,转向宗教和宗教活动寻找情感和社会支持,从而让伊斯兰教在政治领域的角色和影响力更为吃重。

马来西亚也在1973-1974年的全球石油危机期间,在境内海域发现了石油。与独立初期相比,如今由国内华裔资本提供的就业机会已大大减少,因此“头家政党”马华今后的发言权也持续减弱。巫统对其盟友的支配地位越来越高,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石油开采带来的资金使国家得以趋向更为专制的治理模式。

1985年,国家经济陷入低谷,首相马哈迪和财政部长达因通过放宽新经济政策,开放让更多的国外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加入。这大胆的举动有效迅速扭转经济状况。到了1988年,马来西亚经济迅速增长。对我国来说最幸运的是,随著美国和日本的《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日本以及后来的台湾和韩国公司改为迁往马来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显然,旧的政治秩序在198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褪色,尤其是在1985年经济衰退之后。马哈迪领导下的国阵于1982年通过收编安华加入巫统,借此吸纳影响力日益壮大的伊斯兰主义者及伊斯兰议程,迫使在野的伊斯兰党陷入困境。伊党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以道德制高点作为回应,推动色伊斯兰色彩更重的议程以自我区别于巫统,结果造成非马来人和中庸马来人更加疏离伊党。当时民主行动党代表著另一股非马来在野力量。

1986年全国大选,分裂的在野党无法形成强力的挑战,国阵安然获胜。然而,巫统很快就在隔年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内斗。巫统经历了1987年4月激烈的党选和1988年2月遭法院宣判为非法组织后,落败的挑战者东姑拉沙里被禁止加入马哈迪新成立的替代政党“新巫统”。在国会被迫与反对党并坐的东姑拉沙里通过他的新政党“46精神党”,与伊斯兰党和民主行动党分别组成联盟。尽管马哈迪最终顺利赢得1990年大选,但他非常清楚,如果非马来选民继续支持在野党,而马来人的选票进一步分裂,国阵最终将失去政权。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他必须果断采取行动。

马来西亚民族时代

2020年宏愿—马来西亚民族(Bangsa Malaysia)时代(1991-2005)以多元民族国家的叙事,巫统成为占据政治中间的联盟。2020年宏愿和马来西亚愿景之所以会被采纳——部分原因是马哈迪被局势所逼,部分是出于他的政治本能以及他意识到要政治话语的迫切需要。由于在野阵营组建了第一个大联盟面对1990年大选,马哈迪知道他必须争取非马来选民支持,以防更多马来选民背弃他与新巫统。

从长远来看,推出马来西亚的身份认同也有经济考量。由里根和撒切尔发起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冲击了全世界,也深深影响马哈迪在这一时期进行重大经济创新,如私营化。把新自由主义放入马来西亚的框架,就形成了“任何人只要有钱都可以买到文化权力与社会经济地位和机会”的思维。因此,虽然1970年代出生的非马来学生会抱怨大学固打制影响他们深造,但他们的弟妹在1990年代有机会到私立学院谋求升学。正是这种“使用者付费”换取文化权力的模式,让马哈迪及其政党在1995年大选中继续吸引非马来人的支持。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安华被革职事件严重损害了马来西亚在全世界的声誉,也让马哈迪的领导地位蒙上了阴影。这个国家再次变得内向。正如学者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所说,马哈迪通过“从国际撤退但在国内发起进攻”,尽管被年轻的马来选民唾弃,他依然凭著“2020宏愿-马来西亚民族”争取到足够的非马来选民支持,赢得1999年大选。

失落的世代

“失落的世代”(2005-2021)以经济停滞和政策无目标漂移为表征,也见证了巫统的右倾和国阵的萎缩。反对运动从中受益,最终促成净选盟大集会和2018年希望联盟的选举胜利。马哈迪的继任者阿都拉诉诸于中间立场,在2004年大选中取得空前的胜利,但也许正是出于同个原因,他在2005年无法承受巫统右翼的猛烈攻击。身为巫统青年团团长的希山慕丁选择在巫统大会上挥舞马来短剑,瓦解了巫统自1990年以来汇聚更广泛的跨族群支持所集结成的“2020 年宏愿-马来西亚民族”大联盟。

最初,我国在2008年的政治大海啸只是社会强烈反对巫统右倾的直接反应。然而,在野党很快建立起信心,民联(及后来的希望联盟)成为长久的中坚力量,也受益于巫统的萎缩,最终在2018年推翻巫统-国阵。其实,巫统的颓势在2013年就已经非常明显。那一年,国阵只获得47%的选票,而在野党民联则获得了51%的选票;尽管如此,国阵仍然靠拿下222个国席中的133席,保留执政权力。

前首相纳吉曾试图以“一个大马”(1Malaysia)的口号和新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将话语带回中间——他尝试微调经济结构,但在面对来自土权等右翼团体和巫统内部势力的阻力时,他立即浅尝辄止。由于纳吉自己陷入了一个又一个贪污丑闻,尤其是人尽皆知的一马弊案,他转而采取更专制的措施来阻止党内和在野党的异议者。他在任内扩大由公帑资助的社会援助,特别是针对B40群体的援助成为主流,但同时却推出引起极大反弹的商品和服务税(GST)。此外,大量非法来源的资金被用来为他的政党、联盟竞选机器与网络军团以赢取选票支持。

创造改变的先驱

旧的政治生态系统已经无法维持下去。2015年7月28日,纳吉将时任副首相慕尤丁革除,导致巫统内部出现重大分裂;而伊党内部的分裂则导致该党的开明派出走成立国家诚信党;民联继而重组为希望联盟。然而,即便希望联盟在2018年创造历史完成了政党轮替,国内的政治真空仍未被填补。时至今日,这种真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

综上所述,2020年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分水岭。2月杪推翻希盟政府的喜来登政变背后的盘算,是想通过排除民主行动党和将非马来人描绘成敌人,来组建统一的大马来人政府。

然而,这个因为殊死孤注一掷和政治嫉妒的夺权行动在喜来登政变后立即遭到质疑,巫统和土团党之间的竞争迅速加剧。对社会精英和小市民之间的双重标准(dua darjat)歧视屡见不鲜,当社会精英可以在无视新冠疫情的防疫条例后全身而退,而小市民却因为更同样或更轻微的过失而受到惩罚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显然成为比政治宣传所号称的马来人或非马来人的区别更为分裂马来西亚人。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人民可以强烈感受到各种阶级不平等的现象普遍存在,例如“举白旗自救”的民间运动引起人们对社会上最贫困的弱势群体的关注。这数量庞大的群体为“受教育的草根阶级”(educated underclass),他们既是我们社会的定时炸弹,也有潜能带来进步与变革。举例而言,我国68%的PTPTN(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借贷人——即受过大学和大专教育的成年人——即使已经工作超过十载,每月的收入仍低于4,000令吉。

马来西亚在2020年和2021年的政治重组尚未化为稳定和运转良好的新政治秩序。人口高度城市化;女性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却在政治领域的代表性不足;人民通过网络保持紧密的互通与联系;随著投票年龄降低和自动选民登记的实施而大量涌入的年轻新选民;我认为这些因素将促成马来西亚迈入另一个“政治秩序”。虽然巫统霸权的消亡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但它已为奉行多元民族与中间立场的新契约提供了空间,新契约必须涵盖社会和经济正义的新思想。我希望这套政治新秩序可被视为马来西亚版的“新政”(New Deal)。

虽然2021年的各种事件反映了马来西亚政治长期以来的复杂性,但也同时证明了国家对新秩序的迫切需求。首相慕尤丁实施的紧急状态不仅没能遏止疫情的大肆传播,更令其政府名誉扫地;他的继任者依斯迈沙比里与希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却也无法解决巫统党内政治冲突,都指向政治精英有责任回应公众的需求并寻找、制定新的平衡以建立有效的改革型政府。我们需要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新因素;在新冠疫情引发的公卫危机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下,这些需求才是真正的当务之急。

首先,是新的马来西亚认同:

如果不解决身份认同的政治问题,任何新的社会契约都不可能长久存在。过去数十年的经验与教训证明了这点。马来西亚人在文化上的差异应该被视为我国的珍贵资产而非包袱。

处理族群认同不能要求任何个人放弃文化认同,而是要赋予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认同更广泛和更包容的意义与目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是基于公民权益的新马来西亚认同。

第二点是建设民主制度:

自2008年大选以来,国人对巫统-国阵的支持度一直在下降,而对其替代政党联盟的支持则持续增加。如今的新常态是,不再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国人必须意识到,实力相近的政党之间建立更有效的联盟,以及加强改革后的国会才能为马来西亚带来更好的治理。

国家元首在2021年8月18日发表的声明精准地诠释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赢者不全赢,输家不全输(yang menang tidak menang semua manakala yang kalah pula tidak kalah semua)。

马来西亚的联邦制一直过于倾向于联邦政府。正如学者哈钦森
(Francis Hutchinson)所说,“马来西亚的联邦制是不健康的制度。”将更多的权力和资源下放给州政府,尤其是沙巴和砂拉越两邦,是建立新的稳定政体的必要动力。

第三是经济平等:

马来西亚需要建立一个提升薪资、提升质量、提升技术和提升生产力的良性循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至公平和充满活力的增长。过去,石油开采的收入允许马来西亚政府在无需向普通小市民征税的情况下,浪费挥霍,但这种现象无法永远持续下去。但与其关注税收,不如著重于如何让马来西亚人民的平均收入由底部巨大的金字塔形社会,转变为一个更像菱形、拥有更多中产阶级的社会。

如果无法解决使“受教育的草根阶级”感到边缘化的结构性失衡,肯定会引发某种形式的反抗。因此,打造出对“受教育的草根阶级”更公平的经济模式,尤其是通过提高工资和将更人民提升到中等收入阶级,对于任何稳定的体系的发展都是必要的。

经济发展和衰退、民主觉醒及相关运动、身份政治的兴衰——这些都是左右马来西亚政治的关键因素。解释马来西亚历史上先后数次的转变不仅是学术工作,也表明推动历史的动力更像是一个钟摆而不是一部飞驰的火车,而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会随著时间而改变。

这帮助我们更有勇气去想像任何可能会出现在2020年代的积极变化与正面发展。

新的政治秩序将会出现,而了解这变化将有助于让最好新政治秩序顺利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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