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艺复兴》:安华作为中间力量的知识基础

感谢祝家华先生与其他联合译者邀请我为首相安华1996年旧作《亚洲文艺复兴》的中译本讲评。

日前,中国《观察者网》董事长李世默访问首相安华,拿出收藏多年的《亚洲文艺复兴》,请安华签名。李世默谈到一名中国青年在1990年代中国还未崛起时,在变动中的中国、亚洲和世界的种种不确定中,读到《亚洲文艺复兴》的感动。

1996年,如果你是一名像李世默来自中国的有志青年,或者来自非洲、伊斯兰国家的大学生,马来西亚是发展中国家进步的表率。马哈迪和安华是备受第三世界尊重的领袖。

当时,马来西亚也是发展中国家当中南韩和台湾以外的高端制造基地。数日前,我接待一名陪同中国总理李强阁下到访马来西亚的中国央企的董事长,他说年轻时,从国外买到中国的芯片和其他电子产品,几乎都是Made in Malaysia的。

1996年,是马来西亚的盛世,是世界银行1993年《东亚经济奇迹》报告的佼佼者。马来西亚的第一次经济起飞正在火热,没有人会想到马来西亚会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倒下,也没有人算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安华会于1998年成为阶下囚。回过头来看,安华在书中对贪腐问题、对东亚国家的经济至上的批判,预见了泡沫破败的因子。

1996年,原著序一句“Not content to be a mere bystander, I choose to be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stead” (“我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旁观者,而是选择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译作页38),感染了19岁的我。年少的我,怎会想到一句“不当旁观者”,成了我的座右铭,也是我在政治前线戎马半生的最佳注解。

家华兄1994年在陈氏书院推介他的书《解构政治神话》年少意气风发,我人在现场;1995年在马大举行的《回儒对谈》,我也记得当时也看到家华兄。他在<导论>中不断提醒我们,安华的原著是“28年前”的著作。不说一时也没想到,1990年代是那么久远的过去。

《亚洲文艺复兴》是安华于1993年出任副首相之后,在各国发表的多篇重头演说的讲稿整理而成。发表上述演讲时,安华时年介于46岁到49岁,是当年受到全球关注的新世代领导人。

1990年代是个怎样的年代?1989年11月,柏林围墙倒下,预示1948年以来的冷战即将结束。苏联于1991年瓦解。也是1989年的12月,马来西亚政府与马来亚共产党签署《合艾协定》,结束马共1948年以来在国内的游击战斗。

冷战结束后,世界在寻找新的秩序。那是一个旧的秩序结束,新的模式还在形成的真空状态。2024年,何尝也不是另一个旧的结束、新时代还未形成的时刻。

在国际舆论中,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则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文明”取代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竞争。

亚洲领袖如马哈迪和李光耀反对西方对其模式的独大独尊心态,但从安华看来,马哈迪和李光耀这一代反殖民时期的领袖反对西方的方式,陷入“沙文主义的诱惑”(页43),也陷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陷阱。

“亚洲曾是多个伟大文明的摇篮,所呈现的是多元而非单一性的文明特质。亚洲文艺复兴并非文化沙文主义,而是文化的重生和赋权。沙文主义往往自以为拥有比其他文化更卓越的地位,这就意味著将其他文化看作不够文明,最终可能导致文化帝国主义。如果沙文主义继续蔓延,最终可能会伤及亚洲自身。这并非假设性问题,而是严峻的现实。今天,亚洲各国仍在努力应对境内的宗教、种族和部落冲突,这一点表明了问题的紧迫性。”(页44)

安华《亚洲文艺复兴》的企图心,是要超越西方独霸论与亚洲价值论,尝试在以下的四组矛盾中,寻找中间路线、拒绝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选择: 

第一,普世价值vs亚洲价值

马哈迪和李光耀推动以父权独裁为精神基础的“亚洲价值观”,作为回应西方批评的武器。安华则提出“东西方的共生关系”(页60)“同理共识”(页70)。他反对西方媒体和学界以东方主义(orientalism)视角呈现关于亚洲的刻板印象,但他也反对“亚洲的发言人”(指马哈迪和李光耀等人),“为了抵御(西方的)批评,也对西方塑造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页66)

安华在菲律宾的演讲中,对Jose Rizal高度评价,推动菲律宾人重新重视Rizal在百年前对菲律宾乃至印尼和马来亚的民主思潮的影响。安华也高度赞赏陈独秀“新文化运动”(页63)和泰戈尔对亚洲民主思潮的贡献。 于安华而言,民主不只是西方的政治遗产,民主也是过去百年来亚洲自主自发的思想瑰宝。

安华主张更多的文明对话寻找国际社会的出路。

第二、经济增长不与文化对立、不与公正和正义分配相冲突

安华在经济的看法是全面和多维的。“倘若亚洲新社会哲学中的经济赋权仅仅基于纯粹的贪婪或者狭隘的物质追求,那么这种变革将无法继续。倘若新亚洲能够将盈利能力与社会责任相结合,我们就可以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富裕。创造财富的目的不是让少数人暴富,而是创造一个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和匮乏,确保整个社会能够享有更公平和正义的分配。”(页51)他也写到,“经济的增长必须与文化的丰富和环境的保护相辅相成。”(页54)

“我们应该倡导一种全面的经济发展理念,并将人道主义价值观融入其中。”(页139)

自1970年代以来,受Milton Friedman的影响,企业被看著只有一个目的:为股东(资本)赚钱。在过去数年,特别是经历了疫情和因战争或地缘政治影响,越来愈多企业接受,股东以外,雇员、顾客、自然环境,都是企业的相关利益者,企业也要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安华关于经济的看法,基本上是经济增长不与文化对立、经济发展与公正和正义分配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站在2024年大家都在谈ESG的年代,安华在1990年代的看法是很有前瞻性的。

第三、市场与政府干预

19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方兴未艾,市场被当作万灵丹,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被视为万恶之源。安华当时写到,“看不见的手和可见的手必须双剑合璧发挥作用,当务之急乃是在市场力量和良性干预之间取得平衡。”(页117)安华的立场,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晚近数年,美国、欧盟和世界各国都因为过去二十馀年的外包生产模式中失去了制造业生产能力,而投入国家的资源干预市场行为,促进各国的再工业化。

第四、既不混乱也不专制的民主中间道路

安华反对没有约束的媒体,也反对只是奉承当权者的媒体(页88)。他也意识到,“每个社区都会有其边缘极端主义,如果不加以遏制,它可能会煽动情绪,使国家陷入混乱甚至流血。”(页85)

“民主经常被滥用而造成混乱和瘫痪,这一事实并不意味著独裁就是解决办法。相反,解决办法在于一方面纠正民主的过激行为,例如毫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另一方面避免暴民统治,民主的复兴必须通过灌输亚洲文明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模式来实现。”(页86) 

安华对没有认同无限的民主,但也清楚反对专制。他对民主的承诺,是作为中间力量,既有道德基础,也有规范的民主制度。

《亚洲文艺复兴》提出三个重要的观点:

第一,东南亚的伊斯兰

安华反对形式主义的伊斯兰,包括在形式上强调伊斯兰法、甚至伊斯兰刑事法,却忽视“更广泛、更禁忌的问题,如穆斯林世界大规模的贫困与饥饿”。(页164)安华伊斯兰法的广义目的(maqasid al-Sharia) 大于形式主义。

安华特别提出伊斯兰最先由商人传播到东南亚,形成东南亚伊斯兰务实的特质。我今年4月听回儒对谈的推手、也对安华有深远影响的Osman Bakar教授演讲,提出丝绸之路上营商的大都是穆斯林,丝绸之路是穆斯林作为中间力量的典范,有著异曲同工之妙。

安华从1990年代起推动回儒对谈,就是建构在伊斯兰作为中庸和中间的力量。

第二、亚洲人不傲慢的文化自信

安华期许的亚洲文艺复兴,不带沙文主义、不傲慢、不重复文化帝国主义,而建立在亚洲的文化自信、建立在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在21世纪20年代的纷乱中, 文明对话看似奢侈,却也是当务之急。

第三、多元共生的新世界秩序

安华写到,“新的全球秩序必须扎根于拥有多元文化的现实世界。”(页186)他也认为,“以东盟的凝聚力、东亚的经济实力以及发展中国家通过不结盟组织和类似组织的团结,我们应该更有信心去影响世界事件的进程。”(页185)

世界在2024年又来到需要重塑新秩序的时刻,尤其在世界从单极走向多极的格局下,多元共生更是特别重要。万隆精神、全球南方、某种程度上的东盟中心性等概念其实都是与安华的亚洲文艺复兴提法一脉相承,脱去欧洲中心主义的眼镜,用亚洲人的眼光和思维建构新的叙事。

《亚洲文艺复兴》是安华和马来西亚作为中间力量的知识基础,感谢祝家华等人的中译,希望更多人阅读,共同营建中间力量,维持世界和平、促进马来西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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