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荡以后：谈团结互助与社会市场
感谢麦卡戈（Duncan McCargo）教授，以及南洋理工大学全球亚洲研究中心邀请我出席“亚洲的抗争者与动荡”（Asian Disruptors and Disruptions）研讨会，很高兴与各位学者切磋琢磨。在我看来，你们是极具洞察力的学者，比起大多数评论人，更能准确把握亚洲的脉动。
大约15年前，我还是槟城升旗山国会议员，同时领导槟城研究院（Penang Institute)。当时，我邀请麦卡戈教授到研究院演讲。我对他构建极具穿透力概念的能力深感佩服，譬如他提出针对泰国政治提出的“网络君主制”（networked monarchy）概念。
起初，收到邀请时，我有些惊讶。后来，麦卡戈解释，去年10月在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主办的东盟圆桌会议上，他听了我的主旨演讲后，决定发出邀请。
近年来，许多亚洲社会经历动荡甚至断裂，尤其是Z世代发起的抗争，例如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和印尼等地。因此，理解危脆性（precarity）为何引发社会动荡，以及在危机之后，如何通过团结互助（solidarity）与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来建设更具韧力的社会，攸关重要。
看见东盟社会危脆性
我上次在ISEAS会议上提到，让东盟各国领袖夜不能寐的双重挑战，是如何避免Z世代抗争之际，同时让社会变老前，先富起来。新加坡和泰国的中位年龄分别为43岁和40岁；越南与文莱为32岁、马来西亚31岁、印尼30岁、缅甸29岁、柬埔寨27岁、菲律宾26岁、寮国24岁和东帝汶21岁。简而言之，除新加坡与泰国外，大多数东盟国家拥有相对年轻的人口，尤其是相较于东北亚社会而言。
Z世代的抗争，归根结底关乎就业、薪资、社会向上流动以及追求正义。这些相对年轻的东盟社会在关注Z世代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廿年以后，东盟同样将步入老龄社会。
东盟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大部分人民处于经济危脆或不稳定状态。危脆性并非东盟或亚洲独有，而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也是半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盛行的可预见后果。它带来经济焦虑与不安全感，并在经济危机时集中爆发，正如我们当前所经历的窘境。
概括而言，大多数东盟乃至亚洲社会，劳工保障普遍薄弱，工资偏低。大量非正规经济的劳工，尤其是女性，未受正规劳动法律的保护。近年，零工经济迅速扩张，进一步加剧这一问题。这些工作往往缺乏保障，难得的是，马来西亚国会去年通过了《零工工作者法令》。
大批外籍劳工的存在虽然让亚洲社会滞留在工资逐底竞争的阶段，他们的处境更脆弱不堪。马来西亚约有100万名孟加拉籍劳工，以及各约50万名印尼和尼泊尔劳工。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无证劳工。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雇佣数百万外籍劳工的同时，另有约110万名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工作。他们当中部分是专业人士，但也有不少是低薪的非技术工人。
多达1000万名孟加拉劳工在西亚打工，如今就业前景岌岌可危。在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这场“非必要战争”中，他们沦为备受忽视的受害者。我实在无法想象，倘若这批劳工被大规模遣返，孟加拉将面临何种冲击。当然，从正面来看，若战争尽早结束，可能会带来西亚重建的工作机会。但无论如何，西亚各国将难以重返过去，外籍劳工势必承受巨大压力。
事实上，我的选区——柔佛依斯干达公主城与柏岭，就有许多曾在新加坡打工的前马劳。他们在历次全球经济危机中被裁员，而被迫回到马来西亚。他们好些都不是柔佛人，但在新加坡待过一段时间后，再也无法返回家乡。新一轮的全球危机，意味着大规模裁员与遣返将再次爆发，我们必须作好准备迎头面对。
全球危机的蝴蝶效应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全球危机最终往往会在东盟与亚洲触发抗议与动荡，我把这种现象称作全球危机的“蝴蝶效应”。
现任首相安华于1974年12月，在吉打华玲率领学生抗议乡村贫穷与饥荒，而在《内安法令》下遭到逮捕。当地闹粮食与燃料双重危机，其源头可追溯至1973年10月，阿拉伯与以色列战争所引发的全球石油危机。这场战争虽然短暂，却让全球陷入数年的能源紧张、粮食危机与滞胀的困顿。
1998年5月4日，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个月后，印尼总统苏哈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压力下，将燃油价格提高71%，立即激发棉兰与雅加达的骚乱，并最终在同年5月21日被迫下台。同一危机也促使马来西亚政治精英分裂，时任首相马哈迪在1998年9月2日罢免副手安华，从此掀开“烈火莫熄”（Reformasi）运动的序幕，彻底重塑马来西亚政治格局。
在全球危机中，东盟与亚洲社会的处境尤为危脆，至少有四大原因：
第一，与东北亚相比，这些地区的部分精英往往更倾向于攫取资源与腐败，而非推动发展，缺乏关注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第二，1960年代，在毛泽东主义影响下，全球左翼思潮趋于激进化，而亚洲社会也直接受到毛泽东试图推动中国革命输出的影响。在冷战背景下，保守派与进步派之间的对抗，往往将中间派／温和左派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混为一谈，使他们因此遭到监禁甚至杀害，而这类行动往往还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鼓励。
顺道一提，去年我结识了印尼雅加达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创办人林绵基（Jusuf Wanandi）。现年89岁的他，所撰写的《灰色地带：现代印尼政治回忆录（1965–1998）》（Shades Of Grey: A Political Memoir of Modern Indonesia 1965-1998），应当列入每位东南亚研究者的必读书单。印尼在1965年发生政变之后，截至1971年，“仍有多达60万人遭到无故拘押”。在林绵基的介入下，到了1974年，“已有超过55万人获释”。在其余约2000名被拘押者当中，“直到1998年苏哈托被迫下台时，仍有许多人依旧在押”。这一连串数字，实在令人震惊。
随着中间派／温和左派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合法性被削弱并逐渐式微，我们从此不再有任何替代论述，讨论资源应当如何分配，导致社会趋向单一维度，仅跟随资本拥有者的价值取向。
第三，过去50年来，新自由主义理念逐渐凌驾于其他经济思想之上，尤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以及亚洲地区更为明显。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将香港描绘为终极理想的自由市场社会，这一观点至今仍深刻影响着香港、新加坡、中国以及亚洲许多其他经济体。时至今日，新加坡仍与香港竞争，为富人提供友好的低税环境。然而，这两个社会如今都已迈入老龄化阶段，实际上更需要大量税收来为其人民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
第四，由于这些社会大多依靠出口导向型工业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广泛存在的另一观念也包括，应当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各种税收优惠和支援，包括以打击工会和压低工资作为政策手段。
后动荡社会的重建
当我们讨论亚洲的社会动荡与抗争者时，我认为有三个关键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抗争者利用哪些议题动员支持者？
在不同历史时刻，当危机导致社会紧张，进而引发抗议与起义时，那些用来动员与凝聚反建制力量的议题与诉求，将会在动荡平息之后，长期影响社会的发展路径。种族、宗教或区域等身份认同虽然容易动员，但往往会撕裂社会，留下永久创伤。一旦挑起新的冲突，后动荡社会将轻易地被再度激化，而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其次，一旦胜利并顺利执政后，抗争者要如何治国？
2023年，当被问及为何不推动一些更强大但具争议性的改革议程时，首相安华提出重要的观点。他提醒，阿拉伯之春后，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短暂执政的失败，就是典型例子。在没有先建立公众支持与更广泛的社会联盟下，不宜仓促冒进。
历史上不乏革命者或者抗争者在执政后未能治理国家、最终被历史遗弃的例证。
在执政过程中，关键在于建立社会联盟，使官僚体系接受并落实治理议程；治理必须面向全体社会，而非服务特定利益群体；至少要维持政局稳定，避免政府分崩离析。稳住整艘船只，是修复后动荡社会的重要一环。
2020年发生喜来登政变，我亲身见证希盟政府垮台的过程。当时，种族与宗教议题抢占各大新闻头条，而新政权难以传达统一且协调一致的改革讯息。
第三，除了对抗贪腐，还须提出哪些治理议程？
进步力量与政府必须提出一套以团结互助为核心的治理议程，以应对危脆性、经济焦虑与经济不安全，并探索如何建设更好的社会。
后动荡政府将治理重点摆在反贪腐看似顺理成章，因为旧有政权腐败很可能正好是引发社会动荡的主因。举例，戈玛吉（Rajni Gamage）以及帕蒂（Preeti Chandrakumar Patil）去年9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机构出版的简报（ISAS Brief）中提出，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Anura Kumara Dissanayake）执政第一年，主要是因为推动反贪行动而被人民记住，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举措所带来的政治回报逐步递减。
任何进步政府都必须制定清晰的政策议程，创造就业、提高工资，并确保社会向上流动。这些都是Z世代最为关切的议题。就业必须建立在同步推进经济增长与分配更公平的基础上，而增长本身无疑是必要前提。
唯有在生产率普遍提升与技术全面升级下，才有可能实现具有经济飞跃发展潜力的多元增长。各国或许需要获取并掌握更多关键技术，以期获取技术回酬，从而协助国家推动经济成长。
不过，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其著作《断裂世界中共享繁荣：面向中产阶级、全球穷人与气候的新经济学》（Shared Prosperity in a Fractured World: A New Economics for the Middle Class, the Global Poor and Our Climate）中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随着技术快速发展，并有可能在制造业中取代人类劳动，经济增长必须依赖实体商品生产的概念，未必仍然成立。他认为，强大的服务业对于为广大人口创造体面就业，至关重要。
第四，如何拓宽公共财供给的模式？
公共财（public goods）的供给，是让人民减少不安全感与焦虑的基础。房屋、公共交通、医疗与广义上的照护，以及教育，都是民生的重要环节。一旦这些领域出现供给问题，便会引发经济不安全。
基于财政约束，并非所有公共财都能单凭国家独力提供；尽管如此，这些领域也不应被完全私有化，沦为以盈利为导向的产业。
我们可以引入某种“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作为对公共财供给的思考。例如，在适当的政策引导下，让私人资本参与公共品的供给，同时确保房屋、公共交通、医疗与教育的成本，不会对正在向上流动的中产阶级造成沉重负担。这是后动荡政府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总而言之，随着西亚冲突持续发展，东盟与亚洲社会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可能触发的动荡。更为重要的是，领袖与有抱负的领袖应当提前准备更为稳健的治理与改革议程，在危机之后，通过团结互助与社会市场，推动社会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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