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历史岔路的抉择

1969年的513事件终结了独立初期的政治秩序。当时的执政联盟由巫统、马华公会和国大党组成，是由马来人领导的多元族群精英合作的半民主政治体制。513事件发生后，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虽然紧急状态后来解除，但历史从此重写。

族群焦虑和经济差距是当时引发骚乱的原因之一。1960年代逐渐成年的“婴儿潮世代”普遍感到失望，导致联盟（Alliance）支持率下滑。就像今天的Z世代一样，他们渴望获得更好的工作、合理的薪资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

然而，当时联盟政府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经济政策，加剧青年就业机会不足及失业问题。

513事件后，敦拉萨虽然仅担任首相五年多，并于54岁英年早逝，却建立了持续许久的政治秩序。

他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动重组国家：

• 从联盟时代由马来人领导的多元族群联合执政，转变为“马来人主导地位”（Malay dominance）的政治理念，并建立由巫统霸权掌控的国阵；

• 从自由放任经济转向国家干预经济。在初期，这种干预有其合理性，例如通过工业化创造就业机会；但随着时间推移，新经济政策逐渐滋生更多朋党而备受诟病；

•从亲西方外交政策转向不结盟立场，这无疑是值得珍视的政治遗产；

• 从1960年代的半民主制度，转变为自1970年代开始趋向威权主义的政府体制。

敦拉萨和副手敦依斯迈医生认为，这种安排只是国家从1969年创伤中重建的过渡阶段。他们设想，国家体制中较为严厉的部分最终会逐渐放宽，而新经济政策也将在1990年前完成其重组社会及消除贫困的目标后画上句点。

这两位领袖深具远见，但威权、霸权体制并没有按他们期待的时间表结束。

到了1990年代，新一代马来领袖崛起，他们充满自信、放眼未来，而安华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1991年2月，时任首相敦马哈迪提出“2020宏愿”和“马来西亚民族”（Bangsa Malaysia）概念。安华进一步提出“新马来人”（Melayu Baru）的理念，并将视野扩展至整个亚洲区域，倡导“亚洲文艺复兴”（Asian Renaissance）。

1990年代的马来西亚充满自信。“马来西亚能”（Malaysia Boleh）的口号振奋人心，不像后来沦为被人嘲讽与调侃的对象。我们这一代马来西亚人在年轻时深信国家拥有无限潜力，对其他族群也抱持正面态度，也较少受到前一代种族猜疑观念的影响。

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粉碎了马来西亚迈向伟大国家的愿景。1998年9月，马哈迪革除安华，进一步动摇人民对国家体制的信心。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球贸易与投资的新宠儿，而马来西亚却逐渐被世界遗忘。此后近三十年间，我国经济停滞不前。

尽管如此，1990年代播下的种子仍然生根发芽。国人始终怀抱建设更美好马来西亚的希望。

1999年，身陷囹圄的安华作出大胆的决定。他拒绝加入伊斯兰党，反而选择成立多元族群政党国民公正党（Parti Keadilan Nasional），并于2003年更名为人民公正党（Parti Keadilan Rakyat）。

马来西亚能够成为区域内的重要国家和经济强国，并需全体国人共同建设国家的理念，深深鼓舞了很多人。越来越多马来西亚人，包括马来人在内，开始相信国家不必依赖威权统治，也能够转型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

当然，安华所倡导的多元族群合作的民主政治面对重重挑战。那些鼓吹马来人至上的势力，希望维持既有的威权统治，以掩盖他们挥霍国家财富的种种恶行。他们不断向人民，特别是马来社会，散播猜疑与不安。

然而，人民的力量最终还是占了上风。2018年，当马来西亚人再也无法容忍纳吉的一马公司丑闻时，巫统主导的旧政治秩序轰然崩塌。

此后，那些试图复辟旧秩序、依然相信支配政治和威权统治可行的人，将拥抱多元族群理念的民主派描绘成出卖马来民族利益的背叛者。

此时此刻，马来西亚来到两种历史分岔路口：一条道路是复辟单元的威权国家，另一条则是多元的民主国家。

“马来人主导”的霸权思维，只有在威权和反民主的政体下才能延续，而且往往必须通过不断煽动马来人恐惧“他者”的情绪来争取和维持正当性。他们甚至把对手描绘成反马来人、反伊斯兰和反皇室的“共产党”。但安华所领导的替代新政治秩序，同样以马来人为领导核心，但却是相信多元族群、也是维护民主的力量。

明年，我们将迎来独立70周年纪念，也将面对多场选举战役。马来西亚人民必须再次作出选择：在已经失去公信力的1970年代政治秩序与1998年所孕育的理想之间作出抉择；后者有望带领马来西亚迈向成熟、团结与繁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