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竞争

凯恩斯的一段名言,在现实世界中不断地重复:“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这句话用在马哈迪掌政期间,超英赶美的狂飙年代,实在贴切不过。

回头看马哈迪的经济政策,实在是莫名其妙的混沌:一方面以日本、韩国为“向东学习”对象,期望通过政府优惠政策乃至国家自掏腰包打造国内华而不实的重工业,例如:小国寡民消耗不来的国产汽车;另一方面则采用撒切尔夫人与里根的私营化论述大量把政府职能私有化,例如电供、电讯、水供、排污、城市规划都外包给朋党牟利。结果,党官商同谋所编织出来的层层利网,渗透且笼罩住小市民的日常生活,是无尽的困顿。

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竞争,也没有政策辩论。

韩国在1960年代的人均收入只有马来西亚一半、现在却是我们的三倍,除了在工业政策上学习日本发展重工业和电子业外,最关键的是二战后短短数十年的人才积累。左翼学者把韩国人才辈出的基础,追溯到“牛骨塔”(开“象牙塔”的玩笑)的形成,务农的父母每学期卖一头牛来资助孩子上学。

1960年代,牛只作为务农家庭可以调动的剩余,与战后美国鼓励推行的土地改革有着莫大的关系。美国政府眼见中共靠农民起义乡村包围城市,意识到要防堵共产党的影响力就不得不确保耕者有其田。韩国、台湾乃至于敦拉萨在1956年推行的联邦土地垦殖区计划(FELDA),都可以通过这个脉络解释。

从二战结束到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的40余年间,受美国影响的亚洲国家,都以高压手段把所有从极左到中左的左翼势力一拼消灭。在欧洲的论述当中,奉行议会民主的中左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在亚洲却成为专制政权一拼打压的对象。

讽刺的是,这段期间,在欧洲只有中左政党才会推行的政策(例如土地改革、股权改革、社会福利政策等),却成了右翼国家的政策。“新经济政策”与“五年计划”的名堂源自于斯大林,除了敦拉萨在伦敦求学期间曾是工党外围费边社的社员,另外参与起草新经济政策的布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是新加坡社阵领袖,还有一名关键人物挪威籍法兰(Just Faaland)也是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路出发。

持平而言,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中旬,新经济政策多少拉近贫富差距。然而,剽窃来的概念,与深刻理解和穷一生追寻的政治理念,毕竟是不一样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终极关怀源自于相信人生而平等,只是手段上以促进机会的平等为主要策略(而非共产主义试图达到的“结果的平等”)。因为相信人生而平等,因而也不会接受以族群作为援助单位的种族主义论述。不幸的是,这个社会民主理想却遭盗用为种族歧视政策的正当理由。

换句话说,马来西亚政坛若不是对理想与信念陌生,就是将之操弄鼓掌以符合朋党利益目的。在短视的种族论述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意识型态竞争总是被排挤在马来西亚政治主流之外。

(本文摘录自刘镇东新书《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之导论《向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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