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化合作社风暴令诚信崩盘-后马华时代仅靠首

马华在1986年所爆发的“马化合作社风暴”，导致当时的华社蒙受巨大的财务损失，行动党升旗山国会议员刘镇东（左图）直指，马华自这起事件后便诚信崩盘，再也无法取信于民。

除了在1990年全国大选惨败外，他指出，马华在1995年、1999年和2004年大选时靠巫统的两名时任首相，即马哈迪和阿都拉取得佳绩，与马华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他声称，虽然时任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在那期间，进行一些逃离政治的活动，并积极渗入及操控华团，或许有帮助该党的选情，但对当时的大格局影响甚微。

“1995年、1999年和2004年（大选），马华基本上是靠首相赢的。1986年以后，马华有没有存在，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表示，我国政治自当时开始，就已经步入“后马华时代”。

马化合作社爆发财务丑闻

刘镇东昨晚在“知识分子与时代精神”许光道文集与潘永强新著推展礼暨讲座上，如是指出。讲座其余两名主讲人是时评人孙和声和政治学者饶兆斌。讲座主持人是隆雪华堂社经委员李英维。

1986年，时任总会长陈群川在领导马华期间爆发“马化合作社风暴”，马化合作社发生财务丑闻，涉及款项高达15亿令吉，约有58万存款人受牵连，令当时的华社义愤填膺。

此事影响了马华在1990年大选的成绩，当时在全国只赢得18个国会议席，比在野的行动党的20席还少。

连续14年直接争取华裔票

刘镇东指出，巫统在马哈迪自1991年2月28日提出“2020年宏愿”，直到2005年7月杪，时任巫青团长希山慕丁在巫青团代表大会上高举马来短剑为止，这连续14年都是绕过马华，直接向华社要选票。

他说，除了1999年大选发生的华团诉求事件，种族色彩比较鲜明外，马哈迪当时鲜少批评本地华裔，若有也只是偶尔批评毗邻的新加坡华裔。

他表示，鉴于世界各地在2011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情，全世界的格局在今年结束后将变得面目全非。

因此他认为，我国必须在“后马华时代”，这个不断改变的格局当中找到新的制度，与他人竞争。

家定倒台后马华不再重要

以撰文评论马华著称的尊孔独中校长潘永强（左图），在稍后的观众分享环节时也表示，自黄家定在去年马华328重选竞选总会长遇挫后，他在3天后写下了最后一篇评论马华的文章。

“黄家定下台后，我就不谈马华了。我从来没批评过蔡细历，因为把黄家定拉垮，我们就算已经大功告成了，过后的马华就不重要了。”

民主化目标是创造新秩序

针对促成我国形成两线制，到底是一个目标还是手段的争论，潘永强认为，“两线制”只是一个追求民主化的短期手段，而民主化的终极目标反而是创造新秩序。

他对于人们在过去三、四年，把“两线制”等同于追求“民主化”的目标，感到非常纳闷，并认为这是非常奇怪的对比。

他举例，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东欧、拉丁美洲和东亚国家，这些国家所有的民主运动和斗士所追求的是打破威权体制，建立合理的宪政体制和国家制度。

“他们没有要求说要建立‘两党制’、‘多党制’还是什么政党体系，因为这不是民主运动所要追求的目标。”

“民主运动要追求的，是创造一个新的秩序，新的宪政规范。至于过后是怎样的政党体制，这是没人可把握和规范的。”

潘永强解释，这是因为政党可能会重组或解体，或解放出新的社会力量和政党，根本无法预料。

批“人权浪潮威胁论”落伍

孙和声则批评，前警察总长拉欣诺早前声称，“人权浪潮”将颠覆大马的说法，显示后者的思维仍停留在上世纪70、80年代。

“这显然完全是从一个族群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缺乏宏观的思考，没想到（如今的）大马已经不是1970、80年代的大马。他们的思维还是停留在1970、80年代。”

他点出，从拉欣诺这番言论看来，大马执政联盟中，还有人的思维是停留在上世纪70、80年代，对大马而言是很不利的情况。

他表示，拉欣诺这番言论，让同样身为大马人的他不禁感到脸红。

孙和声指出，自冷战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结束后，目前的全球主流思潮和文化，是追求民主和人权。

“这是个区域化与全球化的时代，也是高度相互依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世界趋势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

大多学术精英束缚于机构

饶兆斌则点出一个目前全球知识阶层所面对的忧虑，就是这些学术专业精英目前大多束缚在大学、智囊团或研究机构服务。

他表示，这些受大学束缚的学术精英，只会在体制内追求升职等名利，而非在体制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针砭时弊。

他指出，这个情况在大马更加严重，“很难想象，一个学术界人士可以不在一个机构下生存”。

《当今大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