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化合作社风暴令诚信崩盘-后马华时代仅靠首

马华在1986年所爆发的“马化合作社风暴”,导致当时的华社蒙受巨大的财务损失,行动党升旗山国会议员刘镇东(左图)直指,马华自这起事件后便诚信崩盘,再也无法取信于民。

除了在1990年全国大选惨败外,他指出,马华在1995年、1999年和2004年大选时靠巫统的两名时任首相,即马哈迪和阿都拉取得佳绩,与马华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他声称,虽然时任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在那期间,进行一些逃离政治的活动,并积极渗入及操控华团,或许有帮助该党的选情,但对当时的大格局影响甚微。

“1995年、1999年和2004年(大选),马华基本上是靠首相赢的。1986年以后,马华有没有存在,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表示,我国政治自当时开始,就已经步入“后马华时代”。

马化合作社爆发财务丑闻

刘镇东昨晚在“知识分子与时代精神”许光道文集与潘永强新著推展礼暨讲座上,如是指出。讲座其余两名主讲人是时评人孙和声和政治学者饶兆斌。讲座主持人是隆雪华堂社经委员李英维。

1986年,时任总会长陈群川在领导马华期间爆发“马化合作社风暴”,马化合作社发生财务丑闻,涉及款项高达15亿令吉,约有58万存款人受牵连,令当时的华社义愤填膺。

此事影响了马华在1990年大选的成绩,当时在全国只赢得18个国会议席,比在野的行动党的20席还少。

连续14年直接争取华裔票

刘镇东指出,巫统在马哈迪自1991年2月28日提出“2020年宏愿”,直到2005年7月杪,时任巫青团长希山慕丁在巫青团代表大会上高举马来短剑为止,这连续14年都是绕过马华,直接向华社要选票。

他说,除了1999年大选发生的华团诉求事件,种族色彩比较鲜明外,马哈迪当时鲜少批评本地华裔,若有也只是偶尔批评毗邻的新加坡华裔。

他表示,鉴于世界各地在2011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情,全世界的格局在今年结束后将变得面目全非。

因此他认为,我国必须在“后马华时代”,这个不断改变的格局当中找到新的制度,与他人竞争。

家定倒台后马华不再重要

以撰文评论马华著称的尊孔独中校长潘永强(左图),在稍后的观众分享环节时也表示,自黄家定在去年马华328重选竞选总会长遇挫后,他在3天后写下了最后一篇评论马华的文章。

“黄家定下台后,我就不谈马华了。我从来没批评过蔡细历,因为把黄家定拉垮,我们就算已经大功告成了,过后的马华就不重要了。”

民主化目标是创造新秩序

针对促成我国形成两线制,到底是一个目标还是手段的争论,潘永强认为,“两线制”只是一个追求民主化的短期手段,而民主化的终极目标反而是创造新秩序。

他对于人们在过去三、四年,把“两线制”等同于追求“民主化”的目标,感到非常纳闷,并认为这是非常奇怪的对比。

他举例,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东欧、拉丁美洲和东亚国家,这些国家所有的民主运动和斗士所追求的是打破威权体制,建立合理的宪政体制和国家制度。

“他们没有要求说要建立‘两党制’、‘多党制’还是什么政党体系,因为这不是民主运动所要追求的目标。”

“民主运动要追求的,是创造一个新的秩序,新的宪政规范。至于过后是怎样的政党体制,这是没人可把握和规范的。”

潘永强解释,这是因为政党可能会重组或解体,或解放出新的社会力量和政党,根本无法预料。

批“人权浪潮威胁论”落伍

孙和声则批评,前警察总长拉欣诺早前声称,“人权浪潮”将颠覆大马的说法,显示后者的思维仍停留在上世纪70、80年代。

“这显然完全是从一个族群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缺乏宏观的思考,没想到(如今的)大马已经不是1970、80年代的大马。他们的思维还是停留在1970、80年代。”

他点出,从拉欣诺这番言论看来,大马执政联盟中,还有人的思维是停留在上世纪70、80年代,对大马而言是很不利的情况。

他表示,拉欣诺这番言论,让同样身为大马人的他不禁感到脸红。

孙和声指出,自冷战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结束后,目前的全球主流思潮和文化,是追求民主和人权。

“这是个区域化与全球化的时代,也是高度相互依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世界趋势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

大多学术精英束缚于机构

饶兆斌则点出一个目前全球知识阶层所面对的忧虑,就是这些学术专业精英目前大多束缚在大学、智囊团或研究机构服务。

他表示,这些受大学束缚的学术精英,只会在体制内追求升职等名利,而非在体制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针砭时弊。

他指出,这个情况在大马更加严重,“很难想象,一个学术界人士可以不在一个机构下生存”。

《当今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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