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印尼学什么?

原文:

印尼不是只有我们在马来西亚习以为见的女佣和建筑工人。比起印尼,马来西亚在中央权力下放地方、民主化与媒体自由、宗教多元论述等方面,都可以从印尼吸取许多的养分。

去年杪读到一则关于1981年12月31日半岛把时钟调快半小时、以“跟上”沙巴、砂拉越时区的文章。那是前首相敦马哈迪于1981年7月16日上台以后的其中一项大动作。1982年马哈迪政府推出“向东学习”政策(向日本、南韩学习重工业政策、潜台词是要摆脱英美的影响),就提到调快时区也是为了更“接近”“东边”、更好地与日本、韩国接轨。三十余载后听起来还是觉得荒谬透顶,再说向东学习也没认真学到什么。

国运有起有落、不进则退。大家也许无法想像,1960年之际,马来西亚比南韩和台湾的人均收入高出一倍;菲律宾是日本以外亚洲最先进、繁荣的国家;另一个表现特出的经济体是缅甸;而贫困、紊乱、百废待兴的南韩要参考公务员体系时,学习的对象就是菲律宾和巴基斯坦。

最近三周访问了泗水、在槟城接待棉兰市长为首的印尼各宗教和谐理事会代表团、日前在吉隆坡与梭罗市(又称苏腊卡尔塔)市长会面,深觉放长三十年的视界,如果马来西亚还在原地踏步,印尼在各个方面走在我们的前面不是不可能。

马来西亚毕竟是小国,过去依循亚洲出口经济模式,出口消费品到美国和欧洲。如今美国和欧洲失业率高、就业不足、家庭欠债高,而各国政府之前因拯救银行体系大出血都在削减开支,整体需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不会很高。

马来西亚的经济未来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印尼。当中又以印尼最为重要。但其实我们并不理解印尼,我们对印尼的刻板印象仍停留在民主滞后、经济贫困、族群纠纷的苏哈多印尼。

马来西亚至少可以学习印尼在民主化以后最大的制度建设 — 中央权力下放。在苏哈多时代,全印尼的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一切的资源都在雅加达。如今,雅加达以外的城市竞艳,我访问的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就是明证。泗水的女市长礼司马推行绿化城市、清洁城市等施政成了印尼的佼佼者。

民主化与地方放权,需要另一个伙伴——自由的媒体。印尼的民主化经验,在全国政治的层次,乱象还是很多,但因为有地方自治,所以有些城市就开花结果。市政表现好的城市,通常都是媒体事业蓬勃的城市。民主化以后,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冒起,尤其是地方媒体。新闻不再是以雅加达为唯一中心。我在泗水参观东爪哇省的私立电视台,台长很骄傲地说,以前泗水语被当作低贱的方言,现在他的电视台赋予泗水语新的使命和荣耀。

印尼在回教派系的辩论非常多元。民主化初期宗教乱象很多,暴力事件也不少,但开放的媒体空间和地方自治,提供地方精英直接和间接的政治参与以后,各派宗教论述有表达、奉行的自由空间,如今印尼反过头来教马来西亚如何让维护宗教自由。

印尼整体的国力和经济都比不上马来西亚,但是,如果我们停滞不前,印尼很快就会追上。与此同时,印尼在地方自治、民主化与媒体自由和宗教多元的部分,有许多值得我们参照的部分。

刊登于《星洲日报》名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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